運動、大眾媒體與國族意識

運動、大眾媒體與國族三者間有著難以分解的關係，運動以賽事形式透過媒 體播放、報導出來，國與國的競爭中自然傳達一種國族意識在其中。在觀看運動 賽事的時候也讓人自然聚集一股對國家的認同，閱聽眾容易產生共同的情感。以 Anderson（1991）的觀點來說，國家認同就是一種所謂「想像的共同體」，這也 顯示出國家認同如同意識型態般的現實基礎（黃東治，2006:585）。

一般的體育運動史在探討運動的起源時經常提起古希臘的「競技」和「運動」

活動以及後來自 1896 年復興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然而社會學家 Norbert Elias 並不認為古希臘的「競技」和「運動」活動和現代的運動是類似的，他認為 現代運動的發展進程與國家認同的進程似乎是在同一時期發生的歷史現象（黃東 治，2006:582-583）。Hobsbawm（1990:17-28）也認為，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具 有共同的歷史基本特徵就是「現代化」（引自黃東治，2006:583）。運動本身就是 用以凝聚力量的儀式，它同時也是政治可用來鞏固國家政權的一項利器。實際 上，群眾的體育運動長久以來就和民族主義運動或是國家認同有密切關係（黃東 治，2006:584）。好比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奧運、各種國際賽事正是各國

用以維繫國家政權的一項「遊戲」。而傳播科技的發達更將國族意識無遠弗屆、

不論時地的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黃冠華（2011）認為，透過全球化的運動景觀

─諸如：世界盃足球賽，世界棒球經典賽，奧運等定期賽會，國家符號持續被提 出，國家形象不斷地進行生產，運動員的表現和成績被視為測量國力的指標，種 種現象均顯示當今流行文化中，運動競技幾乎已成為國家的替代物，除了儀式性 地提供國族認同和凝聚集體情感的可能性外，亦是國族情緒得以宣洩的出口（黃 冠華，2011: 292）。

邱建章（2009）指出，傳播科技在將運動文化逐步傳散全球的過程中，西方 社會歷經了媒體運動的印刷文本（1733-1899）（如雜誌、書籍、報紙）、電子文 本（1910-1964）（如廣播、電影、電視）以及衛星電視時代下（1964 至今）全 球媒體組織等三大時期，才讓媒體和運動結盟形成牢固不破的文化經濟共生體制

（邱建章，2009:60-61）。

在傳播科技助長運動文化流行、運動文化刺激閱聽眾消費傳媒的時代，大眾 傳播與運動的結合也成為學術研究的題材之一。Lawrence A. Wenner（1998:8）

提出的「媒體運動」概念中，他將媒體運動分成三個部份，彼此影響，分別是「組 織機構(Institutions)」、「文本(Text)」和「閱聽人(Audiences)」：「組織機構」方面，

在媒體運動複合體系下帶進了後現代的經驗，包涵了所有全球傳播、娛樂以及休 閒複合領域裡的重要角色；在媒體運動的「文本」中，則包括了種族、性別、國 族主義和英雄等意識形態，彼此在運動世界裡相互交錯；而「閱聽人」的經驗則 來自於運動中不斷出現的暴力及競爭，與對人際和家庭關係上的影響（引自陳家 奇，2008:11）。由此可知，組織機構，也就是媒體，與運動文本及閱聽人三者是 互相影響的關係，且無法獨立存在於現代化運動文化的社會之外。

一般而言，在討論到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時，可能會提到以下的 論點：

（一）運動天生就是保守的，而且有助於統一官方或是中心民族主義、愛國

主義和種族主義。

（二）運動具有某些與生俱來的特色，使它可能成為國家統一和團結的工具。

（三）運動提供了一種安全閥或是弱小民族與國家情緒能量宣洩的途徑。

（四）運動有助於獨特的政治鬥爭，運動和一些民族主義的政治以及群眾的 民族主義鬥爭，密切的連結在一起。

（五）運動通常需要民族主義的加工，如對於依賴和不平等關係的自然反應。

（六）運動有助於認同的追求，無論是在地區或全國的規模上都可透過懷舊 之情、神話、傳統的創造、旗幟、國歌和慶典儀式等追求認同（Maguire, Jarvie, Mansifield, and Bradley, 2002:153，引自黃東治，2006:584-585）。 蘇維杉（2009）指出，政府可以透過推廣或是介入體育運動獲得幾項好處，

除了可以增進民眾的健康之外，運動也可提昇國際知名度、增加國際聲望；提高 國民的認同感及歸屬感；更可建立出共同的價值觀（蘇維杉，2009:248-250）。

運動又可分為「觀賞性」及「參與性」，國際運動賽事屬於觀賞性運動，運 動透過媒體轉播，創造出一群消費、觀看運動的閱聽眾，由於媒體組織的目的是 在於獲利，因此以媒體運作的邏輯來看，他們傾向於創造固定不動的激情觀眾，

而不是充滿動感活力的遊戲者（邱建章，2011:68）。在激情觀眾觀賞運動賽事的 同時，常會投射自身情感在特定隊伍，或是人物上，這也是「運動明星」之所以 產生的原因。

在全球化的時代，處於不同社會的時空背景以及發展脈絡下的運動員，會依 據特殊的文化條件而被建構成特定的明星化現象。例如諸多學者曾針對 Michael Jordan、Dennis Rodman、Andre Agassi、Tiger Woods、Venus Willians、David Beckham、Diego Maradona 以及 Martina Hingis 等全球知名的運動明星進行研究，

呈現出種族、性別、次文化、政治、國家認同、美國化、商業化、全球化、運動 迷體驗等相關議題。據此，對不同個案進行分析研究，藉此切入特定社會的脈絡，

可以呈現在地運動文化特有的問題與發展（邱建章，2011:37）。

在台灣研究運動與國族意識的文章，主要還是以棒球這項運動為主，而自 2005 年王建民在美國職棒大聯盟成名以來，研究王建民的明星化現象的文章也 不在少數（李仁佐、張家昌，2007; 陳家奇，2008; 邱建章，2011; 黃冠華，2011 等）。然而以本研究個案而言，楊淑君的淘汰失格雖不及王建民的發光發熱來得 令國人榮耀，卻激起另一種更加凝聚、激昂的國族情緒，而此事件引起的媒體現 象與社會討論的熱度也有相當份量。運動與國族主義的連結是一個強而穩定的意 識形態，這個因果連結在此就不作贅述，下一節將探討建構運動與國族主義連結 的重要機制－媒體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