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層次

社會結構為 Fairclough（2006）的新批判話語分析中最高層次，也是最抽象 的一層。社會結構是一個巨觀的概念，Fairclough 指稱社會結構是一種可能性的 組合（a set of possibility），也就是社會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組合。它也是整個社會 最核心的價值基礎，我們所接觸的任何文本、社會事件、社會實踐等都是出自於 社會結構這一層面。而批判話語分析最終的目的便是要於文本當中抽絲剝繭，找 出潛藏在背後的社會結構。

此次楊淑君事件中，出現許多仇中、仇韓的言論以及行動，這些行動雖然多 訴諸於非理性行為，諸如燒國旗、踩韓國泡麵、惡意改圖、罵髒話等，卻很少受 到大眾的撻伐，甚至還可能受到鼓舞。事實上我國對韓國、中國的仇恨是一段長 期累積的情感，而楊淑君事件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這股壓抑情 緒的爆發出口，即使沒有發生楊淑君事件，未來也會有其他事件成為這樣的情緒 出口。以下將對楊淑君事件的社會結構進行深入分析。

一、運動精神的意識型態

回歸到楊淑君事件最原始的起點，這是一場運動比賽，不過也是一場被認為 是不公平的運動比賽。運動競賽講求的是公平、公正，這是運動競賽最基本該有 的前提，也是最基本的運動精神。然而從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楊淑君的社會事件 分析中可以得知，楊淑君事件被媒體定調為陰謀論，是一場被中韓主導的比賽，

這場陰謀很顯然違反了我們對於運動應該是公平的這個認知。運動比賽有其規 定，是大家都必須共同遵守的，以此次事件的運動－跆拳道而言，事前規定必須 檢錄相關電子護具，鬧出爭議的正是在楊淑君的電子襪上面，根據常理判斷，通 過檢錄的雙方就等於是站在同一起跑點的兩位選手，這個檢錄的動作是為了維護 比賽的公平性，但是卻在楊淑君大幅領先對手之後被宣佈電子襪不符規定，自然 產生比賽不公平的質疑。

由此可知，引發國人仇恨的原因一方面是來自於社會大眾對於運動精神的意 識形態。社會大眾對於運動精神的概念，大致為：公平、公正、遵守比賽規則等。

張春秀（1988）認為，運動道德意指運動員在競賽過程中需遵守公平、服從、守 法、仁愛、負責、奮鬥、誠實、正義、犧牲與合作等原則（引自洪致遠 、曾慶 裕、張芳文，2010:331）。張淑卿（2002）則指出，運動道德的形成取決於社會 道德的發展，同時須考量到運動員本身的看法或價值，而運動道德的要求是高於 運動規則之上的，其中「公平」與「正義」是運動道德的重要原則（引自洪致遠 、 曾慶裕、張芳文，2010:331）。

運動精神涉及了道德層次，楊淑君事件的爭議牴觸了國人所共有的道德，因 此引發軒然大波。由媒體對中、韓兩方的描述，我們可以清楚分出站在「道德方」， 以及「非道德方」的是誰。運動精神這股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亦稱社會結構致 使我們可以站穩維護運動精神（道德）的位置，對違反運動精神的一方做譴責，

甚至是要求他們道歉，以及還我國公道。而這種討公道的舉動一方面是出自於運 動精神這個道德意識形態的驅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鞏固道德的意識形態，若是 我國成功的討回了公道，釐清真相，並且還給楊淑君一個清白，此時這個「清白」

與「真相」也能夠反過來證明運動精神始終是對的，公平、公正的道德是對的。

因此，「討」這個行為是證明台灣擁有相同意識形態的非常重要的一環。若沒有

「討」這個動作，且沒有集體、大舉的「討」，就代表我們並不擁有同樣的意識 形態，正是因為有捍衛的「討」，更彰顯了社會結構的穩固。

二、捍衛我族的國族意識形態

然而，楊淑君事件背後所隱含的社會結構不光只有運動精神（道德）這個層 面。若是這個陰謀事件發生在與我國不相干的其他兩個國家，必定不會引起這麼 大的風波，也不會產生一連串的連環效應。正是因為這個不道德及不當的污衊行 為發生在我國選手楊淑君身上，才會激起大家的情緒。

呼應到前面第一節所探討的媒體再現我國國人反應，當時我國國人主要的訴 求是希望政府站出來力挺楊淑君，為她在國際上發聲，這個「要求」直接對應到 政府，是由於人民對政府的統治權有所認同，認定台灣這個主體的代表發言人應 該是政府，也就是所謂的官方，國人透過各種方式，無論是網友在網路上串聯連 署也好，藍營上街遊行也好，這些集體的行動無非指向同一個方向：政府。

由個人串連到眾人，再串連到政府，這是一個圈出我族的概念。透過這樣一 層一層往上推的延伸，大家都有同樣的認同，同樣的國族意識，才能順利的將這 個「捍衛我族」的意識形態傳遞出去。面對用不當手段陷害我族的「敵人」，我 們以「戰爭」的方式來看待，如同第四章第二節所提出的運動連結到戰爭概念的 話語秩序，戰爭的背後又隱藏了更深層的結構，而這正是捍衛我族的國族意識形 態，由於楊淑君的「不明戰死」，才使得全民抵抗中、韓，除了督促政府為我國 爭取權益之外，國人也利用各種方式宣洩憤怒情緒，如前述燒國旗、拒買韓貨等。

這些皆是出自於捍衛我族的國族意識形態之下的產物。

同樣的，楊淑君的悲劇英雄形象也是出自國族意識形態。在這個事件當中，

楊淑君的角色正是喚醒人們國族情緒的英雄，原本是為國出征的戰士，但因「戰 死沙場」而受到人民的緬懷（如報紙細數楊淑君過往準備比賽的過程、楊淑君整 體形象的塑造等），這場捍衛國族的戰爭需要一個象徵，讓人可以認同、寄託情 感的象徵，楊淑君的角色正是如此。

三、台灣相對於中國的正統意識形態

此事件延燒的原因還包括這個事件的「他者」，也就是大家仇恨所指向的標 的：中國與韓國。台灣對於中國一直以來都有著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情緒。台灣與 中國有著長久以來的歷史情仇，來龍去脈非本研究重點，在此不贅述。

對於台灣人來說，現在的中國是共產黨所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 民國」是截然不同的。以前甚至稱中國為「匪」，更是「漢賊不兩立」的賊。在

我們的認知裡，中國與台灣之間一直存在著正統性的問題。

在中國的打壓之下，國際賽事的出席只能以「中華台北」代稱，我們不僅失 去了在國際上「中國」的正統性，也失去了「台灣」的自主權。在這樣的國際環 境下，台灣社會漸漸產生仇中的情緒，且台灣社會在仇中這個情緒上，是將中國 畫於「他者」的範疇，畢竟對台灣人民來說，還是難以拋棄深藏在意識形態中「正 統的中國」的思想。

此次在報導楊淑君事件時，媒體指出這已經不是中國第一次在國際比賽上陷 害台灣，對於認為自己才是正統的我們而言，中國不斷地打壓只會使台灣人民更 加仇中，因為我們始終對中國抱有仇恨，這種被剝奪的正統性國族情緒才是導致 今日仇中的真正背後意識形態。

這種正統的意識形態存在在生活的各處，好比我們將繁體字稱作正體字，而 中國使用的字體稱為簡體字一樣。我們始終擁有的是「正統」的概念，甚至有網 友戲稱簡體字是「歪體字」，只因簡體字已然拋棄傳統中國文字的型式，演變成 不同的文字系統，且已經無法用「說文解字」的方式解釋其文字的形成與由來，

這種拋棄傳統的文字，當然是歪的，也就是「不正」的。

四、仇韓的國族意識

台灣人對於韓國人產生負面情緒似乎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媒體上了，從以前的 各種運動賽事中，我們對韓國人的印象就是「很多小動作」，不管是不是有台灣 的選手參與其中，我們通常不會站在支持韓國的那一方。

台灣人之所以跳脫表象、直指南韓，是因台灣在運動與經濟等場域與南韓的長期 競爭，所培養起來的「洞見」或「刻板印象」。過去同為日本殖民地、及冷戰體 系下相近的國際位置，使台韓兩地有「四小龍」之間的訂單競爭、也有文化及各 種運動項目的類似發展。仇韓情緒，反映了在東亞的文化與政治經濟結構下，我

們長期跟南韓的交手經驗與緊張關係。

（中國時報，劉昌德，2010.11.24，A18 時論廣場）

如劉昌德所言，我們對韓國的「偏見」早已存在，網路紅人朱學恆也說：「網 友對韓國的開砲是『新仇舊恨』、長期累積的怨氣。²³」，我們與韓國一直處於競 爭位置，無論是經濟上或是運動抑或文化，對台灣人民而言，韓國與我國處境、

資源條件似乎差不多，很容易互相比較。

以上說法是以近代史的觀點來看，但是將時間軸拉長遠一點，從古代的歷史 談起，以前亞洲的最大主宰是漢民族，儘管歷史朝代衰迭，漢民族仍居中華文化 的正統地位，其他鄰國：日本、蒙古、越南等，都受到中華文化影響及深，韓國 也不例外。過去的韓國國號為高麗，曾為元朝與宋朝屬國，韓國受儒家思想影響 深遠，文字也是由中文改造而成的。

對於身為中國五千年傳統的正統我族來說，韓國的許多文化思想是我們所傳 授的，韓國應該在我國之下，因此每當要貶低韓國時，常用「高麗」這兩個字來 稱呼。我們的內心深處或許一直是以這種看待下屬的方式看待韓國，因此才會對

對於身為中國五千年傳統的正統我族來說，韓國的許多文化思想是我們所傳 授的，韓國應該在我國之下，因此每當要貶低韓國時，常用「高麗」這兩個字來 稱呼。我們的內心深處或許一直是以這種看待下屬的方式看待韓國，因此才會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