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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運動新聞中過於濃厚的國族主義色彩

本研究發現,楊淑君事件的國族主義色彩極為濃厚。在報導此事件時,他者 完全處於弱勢,甚至是缺席於新聞之中的。過去的運動新聞也常與國族主義做連 結,透過這種國族情緒的號召吸引閱聽眾的目光,同時也可以發洩我國長期被壓 抑的國族情緒。

或許正因為我國處於類似國際孤兒的地位,平常難以宣洩的國族情感才會在 國際舞台現身時更加澎湃。若是我國的地位受到世界認可,社會對國家的認同不 是那麼模糊、複雜,而是穩定的意識形態的話,台灣人也不會過於寄情於媒體中 那些不停被產製的國族情緒了。

楊淑君事件的屬性是爭議的事件,與其他運動新聞不同的是,國族情緒連結 的方式不是積極正面的情緒,而是一種「對抗外患」、「捍衛我族」的情緒。楊淑

君的形象被刻劃為悲劇英雄,與我們過去所知道的「台灣之光」典範是有所出入 的,但在這次事件中卻更加受到矚目,媒體報導的頻繁度,使得楊淑君不斷曝光 在大眾面前,致使最後「造英雄」的任務順利達成。其他真正的「英雄」則是曇 花一現,短暫出現在報導之後,便為人淡忘。

楊淑君事件還意外成為五都選舉的重要關鍵,藍、綠營利用媒體作為話語鬥 爭的場域,將楊淑君事件拉到政治版面,這種方式不外乎也是為了取得選民認 可,好爭取選票使自己成為正統政權。

楊淑君事件的新聞充斥的國族主義的影子,無論是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或 是捍衛國族的號召都使得該事件難以被視作單純的運動爭議,而是一場陰謀指使 的失格戲碼。

或許台灣民眾很需要一個發洩國族情緒的管道,但本研究認為,新聞應該還 是要禀持著盡可能公正、客觀(無法作到完全)的原則來產製新聞,而國族情緒 要沸騰到什麼程度,就留給讀者各自解讀就行了。

二、國族情感訴諸於非理性的新聞用語

在楊淑君事件中,可以看到媒體使用許多非理性的用語指控中國與韓國,尤 其以蘋果日報的謾罵程度最為嚴重。這些負面用語嚴重與傳統新聞學的原則背道 而馳,應該客觀描述的事實,被加上許多負面形容詞,也加上許多情緒用語在其 中,這種呈現無疑是企圖使讀者產生更加激烈的反應,引發大眾的國族認同。

身為媒體實在不應使用非理性的方式來號召民眾,尤其是新聞媒體。身為新 聞媒體,追求真相是很理所當然的使命,炒作話題卻不是。這些非理性的報導只 會使得媒體自身的專業墮落,容易受人質疑,最後傷害的會是自身的專業形象。

況且,若真要捍衛國族,更不應該使用這些非理性的方式,這些非理性的新聞用 語引發的後續反應只會傷害台灣的形象,對於捍衛國族是幫倒忙的。

楊淑君事件以熱門度來看,或許的確過高了,應該要像楊淑君所呼籲的:「政

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25」,越多鬥爭與負面呈現,只會模糊焦點,無助於真相 的釐清。本研究認為,媒體還是必須回到揭露真相的崗位上,媒體可以「扒糞」,

但不該一直說「糞」臭。

三、楊淑君事件的批判話語分析三層次

最後,回應我在第三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透過 Fairclough(2006)的新批 判話語分析審視楊淑君事件的相關新聞文本之後,本研究發現,在社會事件層次 方面,楊淑君事件的新聞再現出極為對立的兩個族群,是台灣與中、韓的對立,

中韓被認為是共謀楊淑君失格陰謀的主要人物,新聞也將這兩國形容為幕後黑 手,透過對立的姿態再現出楊淑君的委屈與正義,也對照出中、韓的可恨與卑鄙,

這一系列的新聞話語激起台灣民眾的憤怒,開始於各個層面展開反攻,楊淑君也 在這次事件中,被建構出一種英雄的形象,使台灣民眾的情緒可以更加凝聚。

在第二層次的社會實踐方面,楊淑君事件受到政治因素介入,被轉為應用到 政治話語的場域,也被利用來進行政治鬥爭;楊淑君在廣州亞運所引發的爭議,

造成媒體一窩蜂報導的現象也搶佔了其他亞運選手的風采,真正的英雄與悲情的 英雄位置錯置,國族情緒的出口反而是在悲劇英雄楊淑君的身上,除了媒體不斷 地建構其英雄形象外,社會大眾所共有的國族情感,與國族想像更是楊淑君事件 背後的最主要推手。

最後,第三層次的社會結構也呼之欲出了,首先是社會大眾對於運動精神最 基本的道德價值觀,楊淑君事件的陰謀不公與運動精神背道而馳,因此才會引發 台灣群體憤怒,甚至演變為群體站出來討公道,這個討公道的舉動除了捍衛我族 外,無疑也是要捍衛運動精神這個台灣整體社會結構。

再者,台灣在國際上長期的噤聲使得台灣人感受到壓抑的情緒與悲情的自 己,這個情緒投影在楊淑君這個悲劇英雄身上,喚醒了台灣人想要捍衛我族的

心,媒體與社會大眾也服膺這個社會結構,不斷地互相建構,共創出 2010 年底 最熱門的媒體話題。台灣長期已來的悲情情緒其實可以從許多方面看出端倪,台 灣人渴望在國際上現身,因此只要是某一特定領域出現優秀的台灣人,特別是揚 名於國外的人,媒體立刻會加以「台灣之光」的封號,這已然是一種習慣性的話 語秩序,受到國族主義的影響之下,不斷再現於新聞之上。

仇中與仇韓的情緒存在於台灣社會並非純粹是楊淑君事件之後才產生的,而 是經過長久以來的歷史演變之下產生。回歸到最原始的意念,台灣人在國際上是 沒有地位的,但我國國人卻普遍認為自己才是繼承中國傳統五千年歷史的傳人,

卻受到不平等對待,甚至不被承認,這是台灣人存在悲情情緒的歷史因素,篡奪

「中國」地位的共產黨政權受到世界認可,且不斷迫害台灣,並企圖以統治者姿 態統一台灣,台灣在爭取主體意識之下,逐漸累積對中國的仇恨;至於韓國的仇 恨則是來自於韓國長期以來被建構出的形象,我國普遍認為韓國人是愛耍小手段 的,特別是在國際賽事的場合常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些印象是最直接且表面 的仇韓來源,然而歷史的軌跡則告訴我們,韓國曾隸屬於我國之下,但是眼看著 身為屬國的韓國竟一步步爬上來,與台灣齊稱亞洲四小龍,爾後甚至是超越台 灣,身為正統「泱泱大國」的我們難以承受這種屈辱,這也是仇韓之所以產生的 歷史因素。

仇中與仇韓的情結是由歷史演變來的,是台灣所信仰的國族正統性之下的對 立面,這種情緒穩定且長期存在於我們之中,社會結構雖穩定卻也還是可以改 變,只是那種改變緩慢且讓人難以察覺,或許真的要經過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才 會再次衝擊台灣社會既存社會結構,否則往後即使有同樣的事件發生,我們仍會 遵循同樣的國族情感來解讀與反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