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分析三代中閱聽人的社會位置

Alasuutari（1999）依接收分析的發展脈絡將接收分析研究劃分為三代，以 下從社會結構和閱聽人社會位置的角度依序探討。

壹、閱聽人的製碼與解碼

第一代的接收分析帶有符號學取向，研究始於 Hall（1974）在當代文化研究 發表＜Encoding and decoding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一文之後（Alasuutari, 1999），由 Hall（1980：128-139）製碼／解碼理論所發展出來：

不同於閱聽人效果論的時代，Hall 提出關鍵時刻（determinate moments）的 說法，強調訊息意義的形成乃製碼與解碼兩端共同形塑的，明確指出訊息要有意 義須經由閱聽眾之解碼，賦予閱聽人更大的自主力量，並且認為如果意義沒有被 生成就無法被消耗，如果意義沒有在實踐中被發聲、連結（articulate），便無法 發揮效果。

Hall 認為在任何社會文化中，都存在著論述的霸權文化順序（dominant

culture order），資產階級也會加強某些論述的合法性和制約的力量，好比廣告當 中各種意識型態的表達，企圖使論述階層化，建構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最 後會成為文化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和實踐。在製碼階段媒體產製者將原始素材放入 電視訊息的論述之中，並輔以專業性符碼（professional code）透過影像品質、報 導角度、議題選擇等技術性後設符碼，傳達媒體所預設的意識型態，可見論述的 形式在傳播過程中有其主流霸權位置，將閱聽眾的解碼導向文本特定的偏好意義

（preferred meaning）之中。

但是，Hall 也強調閱聽人具有主觀創造文本符號意義的能力，即閱聽人有能 力抵抗媒介的優勢意義，電視媒介所建構的優勢意義不總是那麼絕對，閱聽人並 非一味的接受媒介的主流意識型態。因此，Hall 延用 Barthes 符號學外延義

（denotation）和內涵義（connotation）的概念，認為媒介訊息的意義隨情境而定，

外延義是意識型態鬥爭的場域，製碼者與解碼者之間的意義傳遞並不等同，因此 提出主流霸權（dominant-hegemonic）位置、協商性符碼（negotiated code）位置 和採取對抗性符碼（oppositional code）位置三種解讀立場。

當閱聽人完全接受媒體傳遞訊息的立場、外延義和內涵意，受文本偏好意義 操控，以文本的製碼意義加以解碼，受制於主流霸權符碼中，即所謂主流霸權解 讀位置；如果閱聽人同意文本主要的偏好意義，但會對應到自身位置、保留在地 情況（local condition）的協商權力，採取符合自身需求的情境邏輯，即協商性解 讀位置；當閱聽人了解文本的優勢意義，但將優勢霸權符碼加以拆解，再以替代 性的參考框架重新組合，即為對抗性解讀位置（張玉佩，2004：44-45）。

Hall 所主張的符號學架構意味著閱聽人研究從刺激與反應的效果研究轉變 為一個文本與閱聽人詮釋的架構，即所有效果必須根據閱聽人對文本意義的詮 釋；隨後，Morley（1980）依循著 Hall 的邏輯，以深度訪談法探討不同社經地

位的閱聽人對英國電視節目的解讀差異（Alasuutari, 1999）。

Morley 將閱聽人劃分為中年男性白人屬於中產階級的經理人員、受高等教 育的白人或黑人男女青年學生、屬於勞工階級的白人青少年、勞工階級的中年男 性四大主要類別，發展出此時期的代表性研究《全國觀眾》（The Nationwide Audience），企圖從中找出主流霸權、協商和對立三種解讀立場與其間的關係，

雖然研究結果發現屬於高社經階級的閱聽人偏向主流霸權解讀、受高教育的閱聽 人偏向協商解讀、勞工階級偏向對立解讀的立場，但是從中也發現屬於高社經階 級的經理人員竟和勞工階級的青少年白人屬於皆採主流霸權解讀，原因在於前者 服膺於符合自身利益的主流霸權解讀，而後者乃因教育程度較低以致於無法產生 其他批判的論述，將媒體訊息中的霸權加以拆解（Storey, 1999／張君玫譯，2005；

Morley, 1992／馮建三譯，1995）。

然而，Morley 犯的錯誤在於先將閱聽人劃分為不同階級再來歸類主流霸權、

協商和對立三種解讀立場，以致於社經地位和解讀立場之間沒有直接關係（翁秀 琪，1993），面對大部分閱聽人皆採取協商解讀的情況，僅從閱聽人對文本的解 讀來看，不但簡化了閱聽人的社會結構，亦難以解釋閱聽人的個別情境差異之下 所造成的相同解讀立場。

將閱聽人解讀的社會結構脈絡定義在狹小的社經地位上，等於低估了其他決 定解讀過程的因素（Fiske, 1987），實際上閱聽人的解碼是更為複雜的過程，無 法由社經階級這個單一因素決定，除了突顯 Morley 對於閱聽人社會位置的概念 過於簡陋之外（Radway, 1984），也意味著閱聽人所處的社會結構有待一個超出 機械式理論限制的模式來說明，如果欲將閱聽人的所處的社會結構更細緻的描 繪，便必須在閱聽人所處的社經階級之外，再加上閱聽人所處社會位置的特定「論 述位置」，因為閱聽人的社會位置會影響其近用論述的範圍與管道，如此一來，

才能解釋各個閱聽人的解讀差異（Morley, 1992／馮建三譯，1995：21-24）。

貳、閱聽人民族誌與日常生活

第二代的接收分析漸漸轉向人類學為取向的閱聽人民族誌（audience ethnograghy），無論是 Hobson（1982）《Crossroads》（十字路口）、Ang（1985）

《朱門恩怨》（Dallas）、Morley（1986）《家庭電視》（Family Television）或 Radway

（1987）羅曼史研究，都可以發現此階段研究減少對媒介內容的興趣，轉而強調 媒體在日常生活的功能與作用，研究者開始從閱聽人末端來看接收，嘗試了解詮 釋社群對節目接收的影響，探討個人週遭參考團體意見的影響，並且關心女性日 常生活的經驗對於特定虛構題材節目的影響，研究興趣在閱聽人的認同與家庭中 的性別權力關係（Alasuutari, 1999：5；林芳玫，1996；張玉佩，2003）。

Hobson（1982）對於英國肥皂劇《十字路口》（Crossroads）的研究主要探討 閱聽人如何以自身經驗詮釋劇情，並藉由與受訪者一同收視與訪問進行，結果發 現閱聽人可以轉化劇情中較為不符合現實生活邏輯之處，將媒體訊息應用理解回 到日常生活中來思考，雖然明確地指出閱聽眾對於文本有其生產意義的創造力，

並非一味的接收，至此開啟了閱聽人民族誌研究的大門；此外，除了了解閱聽人 對於文本所採取的特定詮釋之外，深入收視情境的閱聽人民族誌研究也發現了在 日常收視環境中存在著權力關係，如《十字路口》與 Morley（1986）《家庭電視》

研究皆發現女性在家庭中的收視時間是屬於片段零散的，不同於男性在家中可全 心全意的收看，而且在男女在節目類型的喜好上有著完全不同的差別，男性喜愛 真實性的節目和女性喜愛虛構節目，顯現性別可能是另一個影響收視的因素

（Storey, 1999／張君玫譯，2005）。

同樣以肥皂劇為文本的《收看朱門恩怨》中，Ang（1982）將閱聽人分成討 厭、反諷、迷群、民粹論者四類來討論閱聽人的解讀，探討《朱門恩怨》在荷蘭

為何廣受歡迎，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喜愛或討厭此部戲的閱聽人理由論調，皆以 批判大眾文化的意識型態為出發點，唯有少數的民粹論者提及文化品味沒有高低 之分，Ang 發現閱聽人可以從嘲笑與批判節目中獲得愉悅，而文本之所以能喚起 愉悅的機制來自於閱聽人的對文本的情緒轉移，並將戲劇節目的真實與否作為判 其優劣的標準，可見閱聽人希冀從文本的戲劇張力中找出角色與劇情對於其日常 生活的關聯，並從此共同點得到情緒上的滿足，所以 Ang 並不認為閱聽人是透 過逃離現實生活來獲得滿足的，相反的而是在跨越現實與虛構的界線中得到愉悅

（Storey, 1999／張君玫譯，2005：112-119）。

雖然 Ang 強調能夠獲得愉悅滿足的閱聽人須具備有相當的文化資本才足以 建構對文本的想像；然而，Ang 此一研究一開始即將喜愛與否作為劃分閱聽人類 別的依據，故無法解釋文化資本高低對文本想像程度和詮釋喜愛與否理由論述範 圍的近用，也無法檢視不同文化脈落下不同社會位置的閱聽人對解讀文本的差異 和其與閱聽人日常生活實踐的扣連。

隨後，Liebes & Katz（1993）繼 Ang 之後修正了研究方向，探討不同文化的 閱聽人如何從《朱門恩怨》中獲得認同感，研究發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閱聽人詮 釋的論述參考架構存在著差異，好比猶太人傾向以道德論述為出發點詮釋劇情，

日本人傾向以美學角度切入等等（Storey, 1999／張君玫譯，2005），明確指出文 化背景會影響閱聽人近用論述的範圍，並進而影響到他們對媒體訊息的理解。

Tulloch & Moran（1986）針對澳洲兒童收看《鄉村醫院》（A Country Practice）

影集研究發現，經驗與階級位置對閱聽人文本解讀具有影響力，來自中產階級家 庭的男性兒童身邊沒有受失業困擾的參考團體，無法對失業者表示同情並歸咎於 這是未認真接受教育的結果，甚至將之視為一種警惕；相反的，來自勞工階級的 女性兒童明白父母長期為失業所苦，並不認為這是靠教育就可以改變的；此外，

Buckingham（1987）對於英國《東區邊緣人》（EastEnders）針對兒童與青少年 的肥皂劇研究顯示，閱聽人會受同儕壓力而收看節目（Storey, 1999／張君玫譯，

2005）。

顯然，階級軌跡、日常經驗與所處社會位置身邊的參考團體，都是造成閱聽 人解讀差異的因素。此外，Tulloch & Moran 研究忽略性別可能造成的影響，但 是性別也是影響閱聽人解讀的因素之一，研究對象僅分成中產階級男性兒童與勞 工階級女性兒童，無法確定如果是中產階級女性兒童或勞工階級男性兒童是否會 有一致的想法。

Radway（1987）羅曼史研究發現愛閱讀羅曼史的原因在於她們希冀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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