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urdieu 的能動與結構理論

對 Bourdieu（1998；1984）而言，整個社會是一個由資本總量及資本組成座 標軸所建構的大型空間場域，每個行動者依其資本組成佔有特定的社會位置，反 映在內在，是習癖的養成；反應在外在會隨場域性質的變化，表現在行動者的日 常生活實踐之中，也就是：［（習癖）（資本）］＋場域＝日常生活實踐，以下依序 討論，用以理解行動者能動與結構的關係。

壹、習癖（habitus）

Bourdieu（1984：170-175, 260-267）定義習癖是一種性格傾向（disposition），

是結構的結構，也是正在結構化的結構（stucturing stucture），具有動態、有跡可 循的特質，可以看作是行動者特定社會位置的階級軌跡，而由於不同的資本條件 是習癖轉變的基礎，行動者的行為實踐與認知是習癖與特定場域結構接觸交互作 用的產物，所以習癖與環境具有辨證關係，並會再現於個人經驗與日常實踐之中。

換句話說，習癖一方面受行動者社會位置條件所形塑，一方面也同時製造著 不同社會位置行動者間的差別，並體現於生活方式、品味、價值觀、消費行為等 現實生活之中，是行動者展現階級情況與需求的主觀呈現，突顯了行動者與社會 位置關係的具體鏈結，可以作為區分社會位置的重要概念，也為 Bourdieu 的文 化社會學加入了建構主義的觀點，在重視客觀結構的同時，仍然關注個體個別的 獨特性（Bourdieu, 1984：101；朱偉玨，2008）。

同一社會階級的行動者由於在習癖養成上具有相似的背景，因此會出現相似 的文化消費行為（邱天助，2002）。然而，由於習癖是因循著行動者的歷史軌跡 而形成的，所以社會中的行動者雖處於社會結構之中，卻具有自身的能動性，行 動者除了受學校教育與社會文化養成習癖影響，也會因其自身所經驗的歷史軌跡 所累積的經驗而行為，習癖最終成為行動者深層內化的意識與行為感覺，

Bourdieu 將此稱為「遊戲感覺」，一種不受既定規則牽制而受深層意識影響的狀 態（劉欣，2003）。

所以社會位置之間並不是完全無法變動的，會隨行動者的生命情境和生活環 境所創造的歷史軌跡而改變。但是習癖也無法突然扭轉的，因為它是在行動者的 歷史軌跡中逐漸養成的，而這就是為什麼突然一夜致富的工人，仍然保有原先的 品味與偏好，並不會因為經濟資本的劇增、提升其藝術鑑賞能力或是根本改變生

活方式；而須受文化薰陶才能養成的文化資本更無法在短時間改變；即便是社會 資本也是要透過長期的人際培養，並且要有相應的地位身分才能夠接觸的到。

貳、資本（captial）

Bourdieu（1984）指出資本與習癖是區分階級的主要因素，資本和習癖是一 體兩面的概念，行動者資本的組成與資本量的變化意味習癖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被 養成，並指出行動者經驗的歷史軌跡。

資本包含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和文化資本四種形式，文化資本和 經濟資本乃社會位置形成的兩大構面，文化資本需經由長時間的薰陶才能養成，

包含行動者的語言思考及藝術鑑賞能力，換做現在的話來說即是教育程度；經濟 資本則包含所有可轉化為金錢的資產，可透過世襲方式獲得；社會資本即透過人 脈網路所獲得的資源，而所有的資本皆可透過時間的累積轉換而得（Bourdieu, 1984；高宣揚，1991a, 1991b）。

參、場域（field）

Bourdieu 認為社會空間中存在著許多場域，空間中行動者的職業地位會決定 場域的性質，因此各種場域的性質有所區別；場域中掌握權力的行動者能主導符 號鬥爭的方向，將正統的價值觀內化給場域中的其他行動者，而涉入其中的行動 者也會因自身不同的資本條件，採取不同的策略來維繫或變更資本的分配形式，

以保障自己在場域中的優勢地位，通常資本量豐富的行動者傾向維持現狀，而資 本量較少的行動者則日求改變原本的主流價值（高宣揚，1991a；高宣揚，1991b；

邱天助，2002；劉欣，2003）。

事實上，媒體本身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場域，在習癖養成上扮演關鍵性的角 色，因為媒體創造了「創作者」，決定了語言論述或文化產品的價值，甚至引導

整個社會文化消費的方向，創造並維持各種階級的文化品味（羅世宏，1992：49）。 Bourdieu（1994／林志明譯，2002）曾在《論電視》一書中提及，電視是以市場 利益導向的強勢媒體，擁有高度的曝光率與廣大的閱聽人，足以對所有文化場域 產生威脅，其中隱含了媒體工作者自身的意識型態，容易建構閱聽人的習癖與價 值觀（張錦華，2002）。

以電視廣告為例，廣告中的意識型態足以影響閱聽人資本間的較勁，廣告撩 撥的慾望即在建構所謂正確的品味與風格，事實上廣告場域就是符號象徵鬥爭的 場域，將商品賦予了符號價值，企圖使閱聽人以現有的經濟資本博取更多的象徵 資本，將商品視為自身認同的投射，並透過消費表達自身的身分與地位。

而廣告主為該場域的資產階級，佔據場域中有利的論述位置，具有絕對的權 威，利用符號象徵鬥爭的過程傳遞媒體的主流價值觀給閱聽人，建立合法的價值 觀與品味。廣告主也以經濟資本作為廣告製作時「區隔閱聽人」的標準，並結合 人口統計的數據資料以及閱聽眾在價值觀、生活風格等心理需求，讓產品切合閱 聽人的需要，透過區隔閱聽人的預存立場與閱聽人進行傳播和溝通（馮建三，

1992）。這種預存立場等於替廣告留下了主體的空間，有待閱聽人來填滿，當閱 聽人進入了廣告符碼中外延義與內涵義的空隙，便可能從廣告中尋找認同，也可 能接受廣告的優勢意義。

肆、階級與社會位置（social position）

Bourdieu（1988）定義所謂的社會位置取決於：資本量、資本組成與資本在 時間軌道上的演變軌跡，也就是由不同比例的經濟、文化、社會資本與隨之相應 而產生的習癖所構成（Gartma, 1991）。資本組成與資本量相近的人會處於相同的 社會位置，相似社會位置的行動者可以劃分為同一階級，具有「相近」而非相同

的習癖、價值觀、生活方式和行為實踐，其原因在於，身處同一階級的行動者也 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階級歷史軌跡，行動者從歷史軌跡中所獲得的經驗會透過習 癖反射出來（劉欣，2003）。所以，行動者的思考與行為傾向是其與所在的社會 位置密切互動的產物，不同社會位置之間存在的「距離」可以透過行動表現出來，

成為不同行動者之間的「差異」（劉维公，2001：125）。

Bourdieu 從多面向的角度談論階級，吸納 Marx 與 Weber 概念提出另一種階 級觀點。過去 Marx 從生產位置的概念定義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Bourdieu

（1984：102, 345）則將階級劃分為資產階級、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但是 Bourdieu 資本、習癖、社會位置之間相互影響的觀點，明顯與 Marx 不同，給予每個行動 者更動態、細緻的階級定義，並指出階級的形成除了資本條件外，亦時常隱藏在 性別、地理位置與種族之中。唯一相同的是，Bourdieu（1968）與 Marx（1852）

皆認為各個階級或社會位置成員會因具有共同的生活經驗，在想法和生活觀點具 有特有的看法（引自 Murdock, 2000）。

在方法論，Marx 上採取客觀的結構主義，將所處生產位置所擁有的生產工 具視為劃分階級的唯一標準，但是 Bourdieu（1984：99-102）認為這種客觀階級 是假定一群人被放置在相同情況，並受相似的訓練，進而產生相同的實踐，如果 要理解行動者的實踐行為，就必須從實踐產生的原則去了解，因為在客觀的經濟 結構面之外，行動者所處的社會位置尚存在著許多內在因素與外在權力關係，而 生產位置或職業不僅代表行動者的可能收入，也意味著行動著所擁有的社會地位 與聲望。所以，Bourdieu 希冀從主觀建構與客觀結構兩面向切入，從客觀條件來 看，依重要性可依序以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作為考量；從主觀條件來 看，則是以行動者自身的習癖為依據。

Weber 與 Marx 相同，皆以行動者獲得的經濟資源，作為階級劃分的首要依

據，Weber（1978；引自劉欣，2003）提出「地位群體」的觀點，認為每個人因 教育程度與出身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社會聲望，並認為此種社會地位會因 擁有高地位群體的行動者企圖維持自身優越的生活方式而打亂階級的劃分，因而 將社會群體與階級兩概念劃分開來。最後 Bourdieu 反倒將 Marx 提出的有形資產 概念轉化為經濟資本，並將 Weber 地位群體整合入階級的概念之中，成為後來文 化資本與社會資本概念的發想。

Bourdieu（1984）更細緻的描繪資本與階級之間的關係，認為處於資產階級 的行動者具有較高的文化資與社會資本、在符號鬥爭上較有優勢，能主導主流正 統的價值觀，並將之內化給其他階層的人。但同樣處於資產階級的行動者資本組 成不盡相同，好比大學教授擁有較多的文化資本但相較於資本家則擁有較少的經 濟資本，勞工階級又可分為技術性勞工與非技術性勞工，顯示在大略的劃分下，

同一個階級內仍包含細部的劃分，而現今社會又以中產階級為最大宗，擁有社會 上最多的行動者（劉欣，2003）。

雖然 Bourdieu 將階級劃分為主要三種並仍可有細部劃分，但這不只是一種 著重客觀結構的劃分方式，因為即便處於相同階級的行動者，也會因為彼此存在 著資本與習癖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社會位置，而行動者所處的社會位置座標之間的

雖然 Bourdieu 將階級劃分為主要三種並仍可有細部劃分，但這不只是一種 著重客觀結構的劃分方式，因為即便處於相同階級的行動者，也會因為彼此存在 著資本與習癖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社會位置，而行動者所處的社會位置座標之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