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第二節 再現現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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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臺灣婦人界》封面七
（資料來源：《臺灣婦人界》，1939(4)：
封面。）
圖5-8
1939(6)：
：《臺灣婦人界》封面八
（資料來源：《臺灣婦人界》， 封面。）
在臺灣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作為殖民者的日本壟斷了臺灣知識精英的「現
形下，不知不 混為
，
日本文化密不可分，而本研究中的雜誌文本中也存載著許多「和洋折衷」的符號，
此看來，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於臺灣的現代化政策實為：西化與同化（指日本 化）
本研究以《臺灣婦人界》 ，觀察雜誌中圖像所再現之女性形象，
及其所描繪之日治時期的現代女性樣貌。本節深入探討《臺灣婦人界》所再現之 女性形象，影響女性再現的文化因素，以及其背後的文化意涵。
代化」視野，在缺乏比較的情 覺就把「現代化」與「日本化」
一談（呂正惠，1996）。前述討論曾提及 日治時期臺灣的西方文化／現代化與
如
的混合體（游鑑明，2007）。戰時文本內容一改過去展現的各種文化符號，
取而代之的是軍國主義、戰爭動員以及皇民化，官方勢力滲入媒體，明顯地呈現 了期望殖民地臺灣在戰時投入所有資源的企圖。
第二節 再現現代女性 為分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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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治時期的「高女世代
觀察《臺灣婦人界》戰前所呈現的圖像，多數都展現女性「時髦」、「摩登」
的樣貌，根據第四章的分析結果，我們也瞭解這些由西化、現代化符號所構築的 女性形象，反映的是日治時期的現代女性，這些現代女性又被稱為「新女性」。
洪郁如（2001）依照殖民者改造女性地位、推動女子教育的時間順序，將日治時 期的臺灣女性分為「纏足世代」、「解纏足世代」、「女子教育世代」；纏足世代即 為未受過教育的纏足女性，解纏足世代則是指1900 年代，接受的教育內容以人 造花、刺繡等技藝面向為主的解纏足女性，解纏足世代是介於纏足世代與女子教 育世代之間的過渡期，女子教育世代為1920 年代以降，受到解纏足運動成果的 影響，從纏足之中全面解放，並接受公學校／小學校與高等女學校等女子教育的 女性。由於這些接受完整女子教育的女性在學校學習、使用的皆為日語，故將這 些日語世代的臺灣女性稱為「新女性」，與以往沒有受過教育、或接受傳統漢學 教育的女性作區別。
從《臺灣婦人界》的主要讀者群來看， 。
在日治時期，女子教育可說是一種篩選機制；初等教育的就學與畢業，即分別為 兩次的篩選過程，而進入高等女學校就讀，又是女學生家庭的經濟力與開明度的 另一次篩選，女兒接受教育成為一定的階層優越性與經濟力的象徵（洪郁如，
2001）。也就是說，這些接受女子教育的女性為當時的精英階層。日治時期各種 新事物進入臺灣，如科學技術、大眾文化、新式娛樂，精英階層的男女開始接觸 現代流行文化，以洋服為例，「洋裁會」的設立使得臺灣的女性藉由自行完成洋 裁工作到穿上洋服，展現了象徵現代化，重要的文化符號：女性本身不但是流行 文化的消費者，也是流行文化的傳播者（遊鑑明，2007）。從第四章分析文本中
，飲用紅茶、上喫茶店（咖啡廳）
都是具有自由行動能力的「新女性」並擁有相當的經濟能力者才得以享受的生活 風格。在一項口述歷史研究中，曾經就讀第三高等女學校畢業的邱鴛鴦女士，日
」和「新女性」
其多為接受過高等女學校教育的女性
也可觀察到這些精英階層女子的現代化生活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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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期便曾帶著女兒與婆婆去電影院看電影、上咖啡廳（游鑑明，2007），說明 了屬於「女子教育世代」的臺灣女性與之前的「纏足世代」已是南轅北轍。雜誌 的內容反映的正是這樣的讀者樣貌。藉由時髦、摩登新女性形象的呈現，《臺灣 婦人界》所欲召喚的，正是受過日式女子教育的精英階層女性。
事實上，日治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具有所謂的「高女文化」特質。「高女文 化」的基礎是以「日本人經營的學校」進行「臺灣人女兒的教育」，這些高女學 生被期許可養成為新世代臺灣精英的妻子，如此明確的階層性使得高女教育呈現 布爾喬亞的文化樣貌（洪郁如，2001）。這種高女文化的階層性與當時的日本高 女文化相當類似；日本高等女子教育內容充滿傳統與流行混雜、和洋折衷的知 識、技能、興趣與嗜好。臺灣的高女文化也具備共同特徵，然而與其說是「傳統 與流行混雜」、「和洋折衷」，對被殖民的臺灣人而言，不如說是以「日本色」與 西洋為模範混合「近代色」而來的外來文化，而臺灣的「高女文化」正是「日本 傳統與西洋流行」的「和洋折衷」下的產物（洪郁如，2001）。上述具有日本傳 統與西洋流行特質的和洋折衷高女文化，與戰前《臺灣婦人界》文本中所呈現之
「和洋折衷」符號，反映的都是日治時期的臺灣精英階層之間流行的文化，同時 也代表日治時期臺灣女性透過女子教育所接觸的現代化活動，是揉雜日本傳統與 西洋流行，一種和洋折衷，幾乎不含帶任何漢人文化的結果。高女文化將臺灣的 女性文化水平帶往另一個階層，顯示社會對於新女性的期盼即是擁有高知識文化 水準、生活中一切都是西化、現代化，或是和洋折衷的結果，這種高文化水平賦 予臺灣「新女性」優越性的意義。
以上從流行文化與高女文化的角度來詮釋《臺灣婦人界》中再現的「新女 性」，雜誌中所呈現的女性典範固然訴諸精英階層的女性，然而這些「新女性」
也是當時新世代男性知識份子7的理想對象：內在方面與男性能達到精神上的交 流與互相理解，外在方面年齡較男性年輕、健康、容姿端正，並具備相應的學歷
2001）。
7 新世代知識份子相對於舊世代知識份子，指的是受過新式日本教育的知識份子（洪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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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實行家庭消費的合理化（Frederick, 2000 & 2006）。過去負責管理家計的是 婆婆，在新精英家庭中，則是由妻子擔任家計管理的工作。在高等女學校教育中，「家庭經濟的管理」是家事科的一部分（洪郁如，2001），而新女性喜愛閱讀的 婦女雜誌中，也有關於家計管理的討論，如《臺灣婦人界》就曾刊載「我家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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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四章分析的實例可知，臺灣跟隨日本的腳步，也同樣在推行生活改善運 動。日本的生活改善運動以中產階層的都市居民為主要對象，強調家庭、社會生 活的節約與合理化（久井英輔，2006），由於其涵蓋面向為家庭與生活，故實際 進行生活改善運動者即為家庭管理者：主婦。雖然日本的生活改善運動以中間階 層為主要對象，然而從「經濟瓦斯器」這則分析中可知，廣告文本中所謂的經濟、
節約，是要靠花費大筆金額購入瓦斯器來達成，廣告利用經濟、節約的文案將其 矛盾
的賢
點合理化，實際上當時也只有精英階層的家庭可以負擔如此的鉅額消費。
女性在家庭中除了擔任妻子的角色外，也扮演母親的角色。在傳統家庭中，
家庭教育由父親負責，然而新世代女性具備高等教育學歷，在育兒方面得以採取 科學知識的方式進行。《臺灣婦人界》中固定刊載的專欄「育兒講座」（育児講座）、
「育兒商談」（育児相談）、「小孩的頁面」（子供のページ）等，顯示新女性在扮 演母親角色時，最主要的職責即為子女教育；增進下一代在學校教育的競爭力，
以及透過家庭教育、文化的教養掌握出身階層的表現（洪郁如，2001）。在日本 妻良母思想中，比起妻子，其實更為看重母親的角色，將其視為教育的重點，
因為從國家的觀點來看，母親扮演著下一代國民養成的關鍵，此一觀念也影響了 當時身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除了受到日本賢妻良母的思想影響，推動1896 年 中國維新運動的維新志士也提出對於興辦女學的看法，梁啟超（1960:43）闡述 了興辦女學的目的：「豢養之始，必由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學校始，推女學 之源，國家興衰存亡之係焉。」十分看重女性在母教方面的職責，並認為透過女 學得以促進母教，進而推動國家興盛，此為當時維新志士所大力提倡之強國保種 論點。日治時期的臺灣知識份子不僅透過日本獲得現代知識，同時仍受到中國的 各種新式思想之影響，無論是日本或中國，對於女性所擔負之母職，皆強調其對 下一代教養、教育之重要性。社會對於母親角色的期待從第四章分析的「金線煉 乳」廣告得以印證，雖然沒有明言照顧嬰兒乃女性天職，但透過圖文安排，母親 擔負養育小孩的責任，其意義在廣告早已被自然化。
因此，新女性結婚後進入家庭，其扮演的理想角色與負擔的職責，實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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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良母」。新女性過去在學校習得的各種知識，運用在家政管理、子女教育，這 正是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主要目的。當時臺灣社會對於女子教育抱持兩種觀念，
一種是以過去賢妻良母的傳統觀念為基礎的「齊家興國論」，一種是以留學生為 中心的日本教育世代所提出，期望女性具有社會自覺的「解放論」（洪郁如，
2001）。從前述的討論以及本研究分析的文本來看，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期望的女 性角
了現代摩登的樣貌；然而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目的在於婦德涵養 與賢
的影響，媒體文本中再現的女性形象與戰前截然不同，藉由這些女 性形象探討日治時期戰爭期間，軍國主義之下、皇民化運動之中的女性。
的影響，媒體文本中再現的女性形象與戰前截然不同，藉由這些女 性形象探討日治時期戰爭期間，軍國主義之下、皇民化運動之中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