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日治時期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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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日治時期女性研究
關於臺灣日治時期的女性研究，主要討論方向為此一時期女性角色的改變，
包括造成改變的背景、原因、過程以及影響。1895 年，日本殖民政府開始統治、
建設臺灣，主要的目的為獲取臺灣資源，以供日本內地利用。在政策上則是實行 同化政策，基於婦女擔任母職，在撫育下一代時扮演重要的角色，與兒童的關係 密切，殖民政府也相對重視女性的影響力。因此，在以風俗教化以及便利殖民統 治為前提下，開始了一連串以女性為目標的改革。以下就日治時期臺灣女性角色 變遷的背景與原因進行討論。
一、廢除纏足
由於日治時期的同化政治關係，為了配合日本的現代化，殖民政府對臺灣也 進行現代化改革，凡是與日本文化不相容者或有礙現代化的舊有文化均是總督府 期望變革的目標。殖民政府廢除纏足的目的之一在於，臺灣女性放足後，不單只 是改變外表的形體，實際上是提昇了殖民地可利用的人力資源。日治初期為了安 撫民心、消弭反抗，總督府採取漸進政策，透過學校、報章雜誌及民間團體等進 行移風易俗的活動。在變革風氣於中、上階層成形之後，公權力始介入其中。由 此可知，臺灣婦女的放足運動是在殖民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共同促成下展開（游鑑 明，1995）。
1900 年臺灣的解纏足運動開始，臺灣士紳以黃玉階為首組成「天然足會」，
解纏足運動在臺灣全島大規模展開。歷經十幾年，臺灣年輕女性纏足的人數大幅 減少，1905 年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顯示，女性纏足比例高達 56.93%，
1915 年的調查結果女性纏足比例降至 17.36%，成果顯著。臺灣總督府以臺灣士 紳階層為對象，激發其自主發起解纏足運動，形成一股由士紳階層至一般民眾、
由上至下的解纏足風潮。為了使臺灣士紳觀念改變，殖民政府積極獎勵日本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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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見識日本未纏足女性及其「進步的」生活樣貌，並在新聞、雜誌報導中國 的解纏足動向，以揭示女性纏足的弊害及變革的必要性、正當性。在這些觀光活 動中，臺灣士紳親眼見到日本女子勞動工作的景象，也參觀女子師範學校，改變 了他們對於女性角色的看法；傳統漢人認為中上階層的女性應該「主中饋」，足 不出戶、以家庭為生活重心，並在禮教上嚴防男女之間的接觸；然而日本女性卻 因接受教育展現與本島女子不同的修養，女性在勞動工作時與男性相處情形也顯 得中規中矩，無任何不妥之處。「內地」（指日本）的觀光活動結果激起臺灣士紳 改造臺灣女性的意圖，關心女子教育問題，並意識到纏足的問題（洪郁如，2001）。
社會各界對禁纏、放足的觀念，多認為纏足不利強種富國，而且浪費人力資 源；甚至指出纏足女性不便於工作，因之不事生產，成為社會寄生蟲，這不僅有 害於家庭生計，且妨害生產經濟的發展。從以上觀點可看出，放足除在移風易俗 之外，又有促進經濟發展的意義（游鑑明，1995）。此外，廢除纏足即等於鼓勵 女性走出家門，因此更有機會接受教育、進入社會工作，故廢除纏足可視為女性 角色改變的一個契機。然而，身為解纏足主要對象的臺灣女性在解纏足運動中，
無論是言論或行動上都鮮少參與，處於被動的狀態。由於傳統社會對女性的限 制，即使是出身富裕人家的女性，大多不曾接受過教育，難以公開表達自己的想 法；家庭為其唯一的生活空間，甚少接觸外面的世界，更不用說是參與解纏足運 動（洪郁如，2001）。楊翠（1993）認為放足後的女性進入生產管道，卻面臨更 多新的障礙，以及隨之而來不同的支配與宰制。因此日據時期臺灣婦女的被支配 原型──「資本家─殖民者─父權」三重支配關係──於放足運動之後才正式形成。
放足運動本身在思考基礎上缺乏「女性解放意識」，而較集中於同化與現代化之 考量，因此女性即便解放了身體的束縛，也無法經由此一運動滋生解放的意識（楊 翠，1993）。
二、女子教育
日治時期建立教育制度是總督府主要的政策之一，而教育女性不僅能改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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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女性本人，還可以間接同化下一代、影響家庭，因此倡導新式女子教育，
並將之列入殖民教育體制內（游鑑明，1988）。新式教育是仿照日本國內的學制，
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後，以西方教育為指標改革的新學制。
臺灣在清代由於移墾社會特質，政府控制力薄弱、講求實務與成就取向、兩 性失衡與文教未興，具有活潑自主的一面，與中國典型的傳統婦女略有不同，然 而其社會地位並沒有因此而改變或提昇，仍保持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 念。女子教育方面，則是只有傳統家庭教育或書房教育等，未將之納入正式教育 體系，教育的內涵也不外乎女子「三從四德」、「賢妻良母」的觀念闡揚以及傳統 禮教社會的強調。直到基督教長老教會以改善婦女地位和訓練女性傳教士為教育 目的，將新式女子教育引介至臺灣，先後在淡水建立「淡水女學堂」，在臺南建 立「新樓女學校」等，方才開啟臺灣現代女子教育之濫觴。由於實際接受教育多 為平埔族女性，且人數有限，故其影響亦有限（游鑑明，1988）。
1910 年代中期以前，臺灣總督府並不認可臺灣女子教育制度的必要性，而 臺灣男子教育則是基於殖民地經營的經濟合理性，具有行政事務相關翻譯的實際 價值。換言之，殖民者認為，從發展經濟與便利政治統治的立場來考量，設立男 子教育機構有其必要，但興辦女子教育卻非當務之急，從這裡可看出總督府的差 別對待。一開始臺灣女子教育是依附於男子教育而發展的，最初的女子教育機關 是 1896 年設立的國語講習所及 1897 年設立的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1898 發佈 臺灣公學校令，國語講習所改為公學校，增設公學校必修科目。然而學校相關設 備、教學以及學校維持等經費，部分卻是由臺灣人負擔，由此足見殖民政府對女 子教育並不重視（洪郁如，2001）。
1922 年以前，初等女子教育為四年制或六年制公學校，中等教育僅有三年 制技藝科。1922 年總督府頒布「新臺灣教育令」，與原臺灣教育令最主要差異為：
撤廢日、臺人之差別教育，而達均等地步；中等以上之教育大體採用日本國內的 教育制度，以與日本學制相連貫，即確立「內臺共通制」的原則。改制之後的女 子教育系統分明，修業年限延長，程度提高。在中等教育部分偏重質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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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業技藝教育提昇為普通中等教育，可分為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 校。師範教育是臺灣女子教育的最高階層，程度最高，最初1919 年時是由女子 高等普通學校附設講習科培育師資，1928 年開始才由正式師範學校培育女教 師，在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內新設女子演習科，程度較講習科為高。第一師範演習 科的入學申請相當踴躍，錄取名額只有三十五人，競爭率高達七倍以上，入學考 試競爭非常激烈（竹中信子，2001／熊凱弟譯，2009）。
對統治者而言，教育是執行同化政策的主要工具，建立女子教育的基本目標 在於普及日語、培養日本國民性格以及「涵養婦德」。所謂「涵養婦德」指的是 源自日本國內女子教育方針，具培養賢妻良母和國民的雙重任務。女子教育可分 為教學與訓育兩部分，教學部分主在涵養日本婦德，藉修身、公民、日語、理化、
裁縫和家事等科目教材體現之，並配合時勢變遷，發揮齊家興國的女子教育目 標。訓育部分重視涵養德性、培養情操和訓練團隊精神，其轉變過程以1922 年 為分水嶺，前期採漸進原則，主獎勵學生出席和革除不良習慣，後期則注重各項 訓育活動的推展，並加強生活管理（游鑑明，1988）。
在日臺共學制實施以前，最早的日臺共讀女學校是1917 年四月，大稻埕天 主公會（天主教）旁設立的「私立靜修女學校」。分別設立日本人子女的第一部 與臺灣人子女的第二部，第二部特別加強國語（日語）教育。在此之前，臺灣人 要受中等教育只能進入設備不太好的艋舺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竹中信子，2001
／熊凱弟譯，2009）。日臺共學制自 1922 年頒布「新臺灣教育令」後四月實施，
理論上標榜一視同仁，教育機會平等原則，實際上受惠者仍然為在臺日人子弟，
並未給臺灣學子更多的就學機會。以高等女學校為例，1923 年至 1943 年間的新 生入學比例，日籍學生平均58.38%，臺籍學生平均 36.27%，日籍學生錄取率遠 高於臺籍學生，代表日籍學生進入高等女學校較容易，錄取機會較大（張素碧，
1984）。雖然此一時期殖民政府執行同化政策，但諷刺的是，同化政策的本質卻 不鼓勵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一樣享有平等權，故「日臺共學」徒具虛名，臺籍子弟 並未獲得與日人平等的教育機會（游鑑明，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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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中期以前，由於殖民政府本身提供的教育資源短缺，不合格的師資或短 絀的教育經費等狀況普遍存在於各地公學校，加上傳統禮教與社會陋俗等觀念影 響，女童就學意願低落，女子教育普及成效不彰。為提高就學率，總督府進行勸 學與改革教育制度；最初為了勸學的方便，早期女子教育的內容以刺繡與人造花
日治中期以前，由於殖民政府本身提供的教育資源短缺，不合格的師資或短 絀的教育經費等狀況普遍存在於各地公學校，加上傳統禮教與社會陋俗等觀念影 響，女童就學意願低落，女子教育普及成效不彰。為提高就學率，總督府進行勸 學與改革教育制度；最初為了勸學的方便，早期女子教育的內容以刺繡與人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