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政府資料開放影響因素
儘管政府開放資料蒐集過程中，開放資料承辦人員的資料尋求行為與資訊尋 求行為相似，但畢竟不全然相同，因此，本研究另納入政府資料開放影響因素，做 為可能影響資料尋求行為的因素。以下回顧政府資料開放影響因素研究，整理影響 因素類型，並擷取本研究所需的影響因素。
一、影響因素研究
政府資料開放影響因素研究可依其提出的影響因素，由影響效果與影響階段 兩面向加以分類。
(一) 影響效果面向
依研究者關注的影響效果，政府資料開放影響因素研究可概分三類，分別為單 論促進因素、單論阻礙因素及兼論兩者的研究。
促進因素研究探討政府資料開放與利用的助力（enablers）、動機（motivations）
或誘因（incentives）等促進因素，並依各因素本質加以分類。例如：Puron-Cid（2014）
以墨西哥政府預算資料開放政策為例，透過文獻回顧，整理提升預算資料開放意願 的因素，再以問卷調查各因素在墨國公務人員主觀認知中的重要程度。而 Juell-Skielse 等人（2014）則透過問卷法與訪談法，調查瑞典政府開放資料應用競賽的 參與者，歸納促進政府開放資料利用意願的因素，並請受測者為各因素的權重評等。
阻礙因素研究探討政府資料開放與利用的障礙（barriers）或挑戰（challenges）
等阻礙因素，並依各因素本質加以分類。例如：Janssen 等人（2012）透過訪談與 舉辦工作坊，整理政府資料開放與利用的阻礙因素。而 Martin 等人（2013）則研 究法國、德國及英國三個規模不同的個案，整理阻礙政府資料開放與利用的因素，
並提出改善方法。至於Martin（2014）則以問卷調查英國政府開放資料社群成員的 見解，整理阻礙政府資料開放與利用的因素與各因素的重要程度。
影響效果綜合研究同時涵蓋政府資料開放與利用的促進與阻礙因素，在論述 架構上，直接將各因素依其本質分類。其中，某些類別具促進效果，某些類別具阻 礙效果，而某些類別則兩者兼具，例如：Yang 等人（2015）以我國中央政府、臺 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計畫為例，透過訪談各計畫中的重要行為人，歸 納影響政府資料開放意願的因素，並將之分為法規與政策（legislation & policy）、
組織（Organization）、環境（environment）及科技（technology）四類。各類目涵蓋 數種屬性不同的因素。以組織類目為例，其中的上級涉入程度（authority involvement）
與預期效益（perceived benefits）便屬促進因素；而預期成本（perceived efforts）、
預期法律責任（perceived liability）及預期損失（perceived loss）則屬阻礙因素；至 於組織文化（Organization culture）則無特定偏向，若為風險規避文化，便為阻礙 因素，反之，則可為促進因素。此外，另有一些類別不影響政府資料開放規模，僅 影響其發展方向，例如：Lassinantti 等人（2014）透過文獻分析、訪談及觀察，研 究兩個瑞典城市的政府資料開放計畫，探討影響政府資料開放效果的因素，發現地 域環境、所面臨的挑戰或需求會影響當地的政府資料開放計畫目的與走向；此處的 政府資料開放計畫目的便為本身不具促進或阻礙性質的因素，其影響效果也與促 進或阻礙政府資料的開放與利用無直接關係。
(二) 影響階段面向
除了依影響效果分類，影響因素研究還可依因素作用的開放過程階段分作四 類。第一類研究關注資料準備階段中，影響資料供給者採行資料開放政策的意願與 資料篩選決策的因素，例如：Verma 與 Gupta（2013）便以印度為例，透過文獻回 顧與訪談，提出六種影響資料準備階段的因素；而Barry 與 Bannister（2014）則訪 談愛爾蘭中央與地方政府資深主管，歸納出 20 種降低政府資料開放意願的因素，
並將之分為六類；至於Eckartz 等人（2014）則透過文獻回顧，整理資料篩選影響 因素，並將其發現套用於三個荷蘭案例，加以驗證；此外，前述提及的Yang 等人
（2015）也以資料準備階段的影響因素為題。第二類研究關注資料再利用階段中，
影響資料使用者的資料再利用意願與資料集選擇的因素，例如：Zuiderwijk、Janssen、
Choenni 等人（2012）便透過文獻回顧、工作坊及訪談，歸納出 118 種阻礙政府資 料再利用的技術與社會因素，並將之分作 10 類；至於前述提及的 Juell-Skielse 等 人（2014）則提出增進政府資料再利用意願的因素。第三類研究關注政府資料的開 放方法與過程對開放效果的影響，例如：Zuiderwijk 等人（2015）便以歐盟第七期 科 技 研 發 計 畫 架 構 （7th Framework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P7）下的政府資料開放計畫 ENGAGE 為例，透過工作坊與個案研 究，整理出64 種增進政府資料開放效益的因素，並將之分為 15 類。最後一類研究 為影響階段綜合研究，其內容同時涵蓋上述三者中，兩種以上的研究主題，例如：
Puron-Cid（2014）的促進因素研究和 Janssen 等人（2012）、Martin（2014）及 Martin 等人（2013）的阻礙因素研究範疇便同時涵蓋資料準備與再利用階段。
二、影響因素類型
上述影響因素研究提出了數量龐雜的政府資料開放影響因素。其中，因不同文 獻所用的分類面向不同，而相同文獻又常混用數種面向，使不同文獻的分類標準與 類目名稱差異極大，而相同文獻所用類目的互斥程度則常不足。為便於整理影響因 素類型，擷取研究架構所需的影響因素，本研究分析各文獻提出的影響因素與其類 目，辨識出影響階段、影響層次與影響效果三種可囊括多數影響因素的分類面向。
(一) 影響階段面向
在影響階段面向上，影響因素可依其作用的開放過程階段分作資料準備階段 影響因素與資料再利用階段影響因素兩大類。其中，資料準備階段影響因素影響資 料供給者的資料開放政策採行意願與資料篩選決策，例如：法規限制（Barry &
Bannister, 2014）、隱私疑慮（Eckartz et al., 2014）及資料處理難度（Yang et al., 2015）。
而資料再利用階段影響因素則影響資料使用者的資料再利用意願與資料集選擇，
例如：前人成功案例（Zuiderwijk et al., 2015）、資料取用難度（Zuiderwijk, Janssen, Choenni et al., 2012）及資料品質（Janssen et al., 2012）。
(二) 影響層次面向
在影響層次面向上，影響因素可依其作用對象歸納為直接因素與間接因素兩 大類。其中，直接因素作用於個體行為與政策表現，例如：預期效益（Zuiderwijk et al., 2015）、預期成本（Martin et al., 2013）及預期風險（Barry & Bannister, 2014）
皆會直接影響公部門採行相關政策與開放特定資料集的意願。而間接因素則作用 於直接因素，間接影響個體行為與政策表現，例如：組織文化（Yang et al., 2015）
會影響開放資料承辦人員對預期效益與風險的判斷，而組織執行相關業務的能力
（Verma & Gupta, 2013）則會影響預期成本。
(三) 影響效果面向
在影響效果面向上，影響因素可依其作用效果分作兩大類。一類影響政府資料 開放與利用的效能與效率，包含促進因素與阻礙因素，例如：組織高層支持（Puron-Cid, 2014）、相關業務制度化（Puron-開放與利用的效能與效率，包含促進因素與阻礙因素，例如：組織高層支持（Puron-Cid, 2014; Zuiderwijk et al., 2015）、存在前人 成功案例（Zuiderwijk et al., 2015）等便屬前者；而風險迴避文化（Janssen et al., 2012）、缺乏業務執行所需資源（Barry & Bannister, 2014）、隱私與安全疑慮（Eckartz et al., 2014）等則屬後者。另一類影響政府資料開放與利用的走向，例如：相關政 策目的（Lassinantti et al., 2014）。兩者分別影響政府資料的開放規模與發展方向。
基本上，多數文獻提出的影響因素皆可依上述三種面向分類，但各元素仍有其 相對適合的分類面向。於適當的分類面向中，特定元素能明確歸入某一類目；反之，
則可能同時兼具數個類目的性質。透過上述三種分類面向，文獻中，數量龐雜的影 響因素便可構成相對簡單的影響因素體系，供本研究從中篩選所需的影響因素。
三、資料篩選影響因素
因本研究旨在探討開放資料承辦人員的資料尋求歷程，而該現象必發生於組 織採行政府資料開放政策之後，且涉及開放資料承辦人員的資料篩選決策，故本研 究分析影響資料準備階段的因素，釐清各因素的影響層次與效果，從中擷取並歸納 出七種可能影響開放資料承辦人員資料篩選決策的因素。分別為預期效益、預期風 險、預期成本、組織慣性、組織文化、組織制度及組織能力。
首先，開放資料承辦人員可能依個人的工具理性決策，於衡量各行為方案的預 期效益、風險及成本後，採取最有效能與效率的方案。其中，預期效益指個體預期 特定方案執行後，在特定目標利益面向上可獲致的正面效果，會增加開放資料承辦 人員優先選擇特定資料集的意願，屬於促進因素（Allison, 1968; Azad & Wiggins, 1995; Eckartz et al., 2014; Zuiderwijk et al., 2015）。而預期風險則指個體預期特定方 案執行後，在特定目標利益面向上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會降低開放資料承辦人員 優先選擇特定資料集的意願，屬於阻礙因素（Allison, 1968; Barry & Bannister, 2014;
Dawes, 1996; Zuiderwijk & Janssen, 2014b）。至於預期成本則指個體預期執行特定 方案需投入的資源，也屬於阻礙因素（Allison, 1968; Martin, 2014; Martin et al., 2013;
Parycek et al., 2014）。
另一方面，開放資料承辦人員的資料篩選決策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組織慣 性的影響。組織慣性是組織長期處理相同業務，基於內化的工具理性而產生的行為 慣例，例如：標準作業流程（Allison, 1968）。開放資料承辦人員篩選資料時，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而依慣例行事（Aldrich & Ruef, 2006）。由於組織慣性究 竟會增加或降低開放資料承辦人員優先選擇特定資料集的意願，端視慣例為何而 定，既可為促進因素，亦可能阻礙因素，故本研究稱之為中性因素。
上述四種因素皆屬於直接因素，會直接影響開放資料承辦人員的資料篩選決 策。至於開放資料承辦人員對不同效益、風險及成本的衡量，則可能受組織文化、
上述四種因素皆屬於直接因素，會直接影響開放資料承辦人員的資料篩選決 策。至於開放資料承辦人員對不同效益、風險及成本的衡量，則可能受組織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