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資料開放過程

隨著政府資料開放計畫在各地相繼出現，許多學者也開始研究相關現象，產出 大量文獻。在為數眾多的研究中，政府資料開放過程的研究建立政府資料開放過程 的靜態與動態模型，不僅可為其他政府開放資料研究提供研究架構，同時可供有意

開放資料的組織做為政策制定時的參考，是一項兼具理論與實務價值的重要研究 主題。以下依序回顧相關研究的重要發現，說明其間關聯，並歸納政府資料開放過 程要素。

一、靜態模型研究

靜態模型研究關注政府資料開放過程特定階段中的行為人角色與關係、資料 流通方式及獲益方式。

(一) 行為人角色與關係

Hammell 等 人 （ 2012 ） 及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6）皆論及行為人角色與其間關係。Hammel 等人（2012）分析英 國私部門與非政府組織案例，歸納出政府資料開放過程涉及的五種行為人，包括供 給者（Suppliers）、彙聚者（Aggregators）、開發者（Developers）、改良者（Enrichers）

及促進者（Enablers）。其中，供給者公開資料；彙聚者建立資料鏈結；開發者藉資 料開發應用程式；改良者以資料改善既有產品與服務；而促進者則對上述四種行為 人提供協助。至於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6）

則於其探討政府資料種類、經濟價值、商業應用、保存與促進取用方法的個案研究 中，依公部門參與程度，提出公私部門在政府資料加值、利用及提供民眾創新產品 與服務時的四種合作關係。其一是由公部門獨立運作，直接提供民眾產品與服務，

公營程度最高；其次是由公部門主導，但外包私部門提供無關政府資料加值與利用 的協助，例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架設與維護；其三是由兩者對等合作，處理專業 知識與技術門檻較高的專案；其四則由私部門於公部門開放資料後，獨立運作與營 利，公營程度最低。

(二) 資料流通方式

在資料流通方面，Aryan 等人（2014）及 Kalampokis 等人（2011a）由相對巨 觀的層次，提出資料流通模型。Aryan 等人（2014）倡議以鏈結資料提升政府資料 眾取用的過程。而Kalampokis 等人（2011a）則透過文獻回顧，進一步將政府開放 與民間取用資料的方式按資料是否上傳至單一平台與資料是否為鏈結資料兩面向，

Janssen 與 Zuiderwijk（2014）的研究層次相對微觀，聚焦於政府資料開放後的 傳遞媒介。該研究以Al Debei 與 Avison（2010）建立的獲益模型比較架構分析 12 個荷蘭案例的商業模式，並依其中傳遞媒介允許使用者取用原始資料集與提供回 饋的程度，歸納出六種傳遞媒介模型（Infomediary Models）：其一為處理單一來源 資料集，並呈現視覺化結果的單一目的應用程式（Single-Purpose Apps）；其二為具 備前者功能，且允許使用者回饋的互動應用程式（Interactive Apps）；其三為匯聚與 處理多來源資料集，並呈現視覺化結果的資訊匯聚工具（Information Aggregators）； 其四為匯聚多來源資料集，並加以比較的比較模型（Comparison Models）；其五為 集中政府開放資料的開放資料倉儲（Open Data Repositories）；最後則為具備前者功 能，且提供使用者資料上傳、搜尋、運算及視覺化工具的服務平台（Service Platforms）。表 2-3 整理並比較了各模型屬性。

表2-3

Janssen & Zuiderwijk（2014）資料流通傳遞媒介模型屬性比較 屬性

關於行為人獲益方式，Ferro 與 Ossella（2013）研究義大利私部門利用政府開 放資料的案例，依行為人利用政府開放資料的方式與其交易於價值鏈中發生的區 段兩面向，將行為人分為核心利用者（Core Re-users）、促進者（Enablers）、服務型 廣告者（Service Advertisers）及廣告代工者（Advertising Factories）四類，並歸納 各類行為人的獲益模式。

首先，核心利用者由政府開放資料衍生產品或服務，於價值鏈下游供應終端使 用者，透過政府開放資料獲取直接利益。此類行為人可能採取的獲益模式有三種：

其一為開源模式（Open Source Like），指行為人依開放授權，提供終端使用者可免 費利用與散布，且無技術障礙的產品、服務或資料集；其二為 免費增值模式

（Freemium Product/Service），指行為人讓終端使用者免費取用基本產品或服務，

但於其取用進階版本時收費，攤平基本款的供應成本；其三為 增值付費模式

（Premium Product/Service），指行為人供應高品質產品或服務，讓終端使用者以按 次計費或定期付費的方式取用。

而促進者同樣由政府開放資料獲取直接利益，但係於價值鏈上游協助前者取 用 資 料 。 促 進 者 也 有 三 種 可 能 採 用 的 獲 益 模 式 ： 其 一 為 免 費 贈 品 行 銷 模 式

（Infrastructure Razor & Blades），指行為人以 API 供下游核心利用者免費或低價取 用資料集，再藉其後續取用付費運算功能，獲取高額利潤。其二為需求導向模式

（Demand-Oriented Platform），指行為人整合各來源資料，加以編目，統一格式，

再以 API 供下游核心利用者付費介接，於單一窗口執行整合式檢索，下載附帶詮 釋資料的資料集，節省資料蒐集成本。其三為供給導向模式（Supply-Oriented Platform），指行為人為上游資料供給者建立高品質的開放資料平台，讓供給者付費 取用高速上傳、雲端儲存、格式標準化、著錄詮釋資料及設置API 的服務，協助供 給者開放資料。

至於服務型廣告者與廣告代工者則分別於價值鏈下游與上游，由政府開放資 料獲取間接利益，例如：營造品牌知名度與形象、建立合作關係及支援其他生產線。

其中，服務型廣告者採用試用行銷模式（Free as Branded Advertising），免費提供終 端使用者政府開放資料衍生產品或服務，藉由提升品牌曝光率獲致間接利益。而廣 告代工者則採用白牌發展模式（White-Label Development），承包服務型廣告專案，

以發包者名義，為有意採取試用行銷模式，但缺乏相關背景知識與所需技術的組織，

提供終端使用者產品或服務。

相較於Ferro 與 Ossella（2013），Zeleti 等人（2014）的研究更為巨觀，透過文 獻回顧提出一套獲益模型通則架構，並實際用於比較15 種獲益模型，依其獲益機 制分類。該架構由六種元素構成：其一為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即為目標 客群創造價值的產品或服務；其二為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即實現價值主張 的各方行為人，基於各自角色與關係構成的網絡；其三為加值流程（Value Adding Process），即實現價值主張的機制；其四為價值回饋（Value in Return），即加值流 程創造的價值；其五為價值獲取（Value Capture），即各行為人獲益與維繫價值體 系運作的機制；最後為價值管理（Value Management），即基於價值主張，以增值 為目的，影響上述元素的管理模式。

上述研究各由不同層次，描述了政府資料開放過程特定階段中的行為人角色 與關係、資料流通方式及各行為人的獲益途徑，並將現象簡化為多種靜態模型，呈 現政府資料開放過程。

二、動態模型研究

動態模型研究關注政府資料開放過程包含的階段，依其關注層次，可概分為巨 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兩大類。

(一) 巨觀研究

廖淑君（2007）、劉得正（2010）、Attard 等人（2015）、Kalampokis 等人（2011b）

及 Ubaldi（2013）的動態模型研究皆為巨觀層級的研究。其中，廖淑君（2007）、

劉得正（2010）、Attard 等人（2015）及 Ubaldi（2013）論及資料產製、準備、開 放到再利用的單次開放循環歷程，而Kalampokis 等人（2011b）則論及實施規模的 演進，涉及數次資料開放循環。

五個模型中，劉得正（2010）於其建構政府資訊再利用制度的研究中提出的模 型最扼要。該研究將整個政府資料開放過程分為「產製」、「原始目的利用」、「處理」

及「再利用」四階段。

Ubaldi（2013）於其政府開放資料專論中提出的動態模型同樣包含四階段，但 較前者詳細。首先，該模型在前者的「處理」階段前，加上「資料蒐集」（data collection）

階段，反映資料集自不同來源匯聚的過程。其次，該模型將前者的「處理」階段細 分為「資料整合」（data aggregation）與「資料處理」（data processing）兩部分，分 別反映整併及鏈結相同與相關資料欄位，及整理資料與設置 API 的過程。最後，

該模型另於前者的「再利用」階段前，加上「資料散布」（data distribution & delivery）

階段，反映資料公開與接觸使用者的過程。不過，該模型並未提及前者包含的「原 始目的利用」階段。

Attard 等人（2015）於其政府開放資料專論中提出的動態模型最詳細。該研究 將政府資料開放過程分為「資料產製」（data creation）、「資料篩選」（data selection）、

「資料諧化」（data harmonization）、「資料公開」（data publishing）、「資料鏈結」（data interlinking）、「資料發掘」（data discovery）、「資料探索」（data exploration）及「資 料利用」（data exploitation）八階段。其中，前四階段構成「前置處理」（pre-processing）

上位階段；後四階段構成「利用」（exploitation）上位階段；而在兩上位階段外，另 有一屬於「維護」（maintenance）上位階段的「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階段，與

「前置處理」與「利用」兩上位階段平行並存。與劉得正（2010）及 Ubaldi（2013）

的模型相較，此模型有三處不同：首先，該模型於前兩者的資料處理階段前，加上

「資料篩選」階段，反映組織篩選適當資料集以供開放的過程；該階段可囊括於 Ubaldi（2013）模型的「資料蒐集」階段中。其次，該模型將前兩者的資料處理階 段拆作三部分：其一為「資料諧化」階段，反映組織使資料集符合開放資料標準的 過程；其二為「資料鏈結」階段，對應Ubaldi（2013）的「資料整合」階段，為資 料鏈結過程；其三為「資料庋用」階段，包含資料整理、更新、詮釋資料建置等作 業，大致對應Ubaldi（2013）的「資料處理」階段。不過，該模型假定資料鏈結作 業必非由原開放資料單位執行，而將「資料鏈結」階段置於「資料公開」階段後，

與前兩者恰好相反；同時，該模型中的「資料庋用」階段也與其他階段無先後關係。

最後，該模型將前兩者的「再利用」階段細分為「資料探索」與「資料利用」兩部 分，分別反映使用者檢視資料內容，加以視覺化，與混搭資料，發展創新產品與服 務的過程。

廖淑君（2007）於其政府資訊加值再利用的比較制度研究中，為說明研究背景

廖淑君（2007）於其政府資訊加值再利用的比較制度研究中，為說明研究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