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力量與媒體論述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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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力合作，不僅容易取得土地，又能夠獲得極大利益，所謂的委員會也只能 淪於被權力操縱的人偶。

王志弘等人（2014）以綠色治理探討臺北都會區水岸意義與功能的轉變，當 中提到水域河岸與人類都市之間的關係中包含著國家權力邏輯和資本積累邏輯，

在政績政治與企業主義式治理以及市民社會崛起的發展脈絡之下，在臺北都會區 的水岸在1990年後治理模式趨向綠色治理體制，以白領階級、社區居民、環境運 動者、景觀規劃者為主體，進而發展出觀光遊憩空間、自行車道、水岸景觀、濕 地保育為核心的治理手段，逐漸從過去水利工程、污水處理的技術轉向到美學化、

生態工程、資產化等。但在這水岸「綠色縉紳化」的轉變過程中，作者也提出幾 點負面效應，包含過程中所排除的弱勢群體、非正式或非法化活動的群體等被視 為帶來髒污、落後、破壞市容的對立者，還有不被訓服的自然，包含雜草、蚊蟲 被視為害蟲、洪水等，一再顯示其中水岸與人類之間的關係逐漸改變。藉此研究 來看，水岸自行車道這樣的運動設施成為綠色縉紳化之下的產物之一，可見在運 動設施的建設上仍需要考量其建設地及其發展的脈絡，是否因此排擠到其他公共 設施、背後的權力運作與鬥爭為何，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總的來說，過去臺灣的都市政治的歷史發展脈絡，以及指出在臺灣都市的公 共建設當中，決策過程涉入的權力關係複雜，公共利益成了都市菁英權力與金錢 的遊戲。但不可否認的是，市民社會在解嚴之後民主化歷程中，以各種形式的展 現力量，使之在都市政治中逐漸展現出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第四節 政治力量與媒體論述鬥爭

在政治傳播的研究中，政府或政治人物的公關稿往往是其主動參與媒體議題 設定的重要管道之一，例如陳憶寧（2003）以 2001 年臺北縣長選舉候選人的公 關稿為對象，結果發現，公關稿確實對於媒體的議題設定有所關聯，且媒體更注 意於選戰挑戰者對在位者的攻擊。另外，該研究也推估，媒體的政治傾向與支持 候選人的立場對公關稿觀點的採納與議題設定的強弱效果可能有所關聯。

另外，葉元之（2004）以 2004 年總統大選候選人連戰與宋楚瑜的競選總部 新聞發布作為研究，其訪談當時負責該總部的採訪記者，從媒體的角度反觀政治 力量的公關稿如何操作新聞報導的議題設定，結果發現，從公關稿變成新聞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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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須符合當天選戰議題，因此總部必須主動創造議題，或順應議題呈現自己，

且可運用文宣、演講稿等來作為輔助，且比起政見，攻擊對手的新聞更容易被報 導，若能提供證據更能被記者運用。

除了選舉是政治力量與媒體議程設定之關係研究對象外，蔡炯青、黃瓊儀

（2002）針對台北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為例，從中探討重大施政推動過程的政 治力量與議題設定，研究將該議題自民國 86 年至 89 年按照議題生命週期分成五 個階段，結果發現不論在哪個階段時任市長馬英九都擔任了主要議題設定者，並 配合市府團隊的力量，且當該政策取得法律支持後，媒體報導也大量提升並正面 宣傳。研究者認為，政治人物扮演重要議題設定的角色，其策略運用與目的性為 過程的核心，媒體未必主導整個趨勢。

從以上研究中可得知，政治力量與媒體之間確實存在議題設定過程的互動關 係，若能有效地通過政治力量有意識地操作，要在媒體上「帶風向」更非難事。

若從過去新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來看，1971 年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提出

「文化霸權」（ideological hegemony）的概念，他認為社會階級的延續不只是基 於不平等的政治經濟力量，當中亦通過資產階級霸權運作。資產階級倚仗其精神 與文化優越性，利用媒體、教會、工會等，控制並散布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甚至 這樣的霸權足以成為全體人民的常識，或是工人階級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Heywood, 2007／楊日青等譯，2009）。

霸權（Hegemony）在葛蘭西的定義是指「支配階級透過贏得從屬階級同意 的能力，來行使其權力，而有別於另一種強制手段」，因此可以詮釋為文化或意 識形態的控制與操弄過程。面對霸權，葛蘭西在 1971 年的《獄中札記》（Prison Notebooks）中進一步強調政治與思想鬥爭的重要性（Heywood, 2007／楊日青等 譯，2009）。簡單的說，葛蘭西發展出霸權的概念，解釋權力在現代國家中的展 現，而霸權是指「一種力量或統治形式，不限於直接的政治控制，是以掌權者建 立看似以嘗試為基礎的特定世界觀，以維持其地位。」這並非只指具體的知識或 是某種特定概念，而是被予以理解經驗的框架，在日常文化裡不斷的被運作

（Steven, 2003／孫憶南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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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離不開社會；媒體是社會的一部分。（Steven, 2003／孫憶南譯，2006）」

透過觀察媒體，可以藉此反映社會趨勢、各種地位和統治精英的權力運作模式。

事實上，媒體與都市政治之間息息相關，在 Rodgers 等人（2009）以及 Ward

（2009）的研究中就有明確指出，透過思考媒體實踐，能對於都市政治產生有效 的理解，且在過去八零年代美國的個案中顯示地方報紙可以改變都市政治與新聞 產製的關係，媒體更是聚集當地社會菁英共同維護利益的集團。至今傳播媒體已 發展到另一個階段，因此必須重新思考媒體在都市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其所能夠 發揮的作用與過去已大不相同。

都市政治並非限指特定空間的尺度，它可以是更廣泛的概念，可以視為尺度、

地點、網絡和流動等多元的空間概念。他們認為媒體實踐必須在城市政治的出現 中被賦予更重要的地位，他的角色超越了過去對於傳統媒體的觀點，並非僅是一 種補充的地位。從對媒體權力的理解，進一步認為城市的動態循環與媒體技術的 變遷是密切且相關的（Rodgers et al.,2014）。

Rodgers 等（2009）討論媒體與城市之間的關係，當中提到 Schatzki（1996: 98–

109）區辨出分散實踐、綜合實踐兩者，前者例如書寫、描述等；後者例如烹飪、

當足球迷等，因此看電視作為分散實踐的背後又包含更複雜的綜合實踐，像公民 權、兒童權利的維護等。政治與媒體間，前者是通過交際形式、公眾關注的問題 和協調的公共行動；後者則強調如何組織連貫的交際，使之得以呈現、反應與表 示。作者認為，媒體作為一個綜合實踐的媒介，因而概念化實際領域，幫助思考 都市中政治主體與代理等角色。因此考慮媒體的實踐，有助於我們擺脫對媒體的 功能主義和效應導向的觀點，同時以更具特色的方式構思都市政治，而不依賴於 城市或城市的先驗概念。

Ward（2009）探討媒體與都市政治的洞察與限制，作者提出過去文獻強調 美國大城市的地方報紙，但他認為媒體的作用不僅是此，更是改變都市政治產製 新聞的關係。他引用 Banfield 和 Wilson（1963）的研究，該研究指出大都會報紙 有兩個職能，第一，它作為一個政治機構，在地方決策的各個方面涉及各種各樣 的方式；第二，它雇用員工與相關公司業務，在某些情況之下必須向股東負責，

因此報紙既要保持公民角色，又要兼顧這兩個職能，在某些情況之下張力變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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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Ward 也提到 Cox 與 Mair（1988）的研究，研究提出地方報紙在地方依賴資 本、政治家、人們之間的特定社會關係，也重新建構當地社會關係，且本地報紙 依靠的是讀者與廣告客戶的品牌忠誠度。它也提供都市成長聯盟和政權理論的抽 象基礎概念，解釋為什麼一系列的行動者聚集在一起保護地方利益和價值觀

（Logan& Molotch, 1987; Stone, 1989; 轉引自 Ward, 2009）。且報紙的重要作用 並非保護特定行業或公司，而是加強和保持一般性成長，這也提供了報紙一個像 是政治家的地位，因此在調節生長策略和各種生長策略之間起著獨特的作用，包 含當地居民、地產開發商等（Logan& Molotch, 1987; 轉引自 Ward, 2009）。最 後，Ward（2009）認為現今應該重新思考擁有更廣泛技術的媒體所發揮的作用，

與過去已大不相同，且媒體生產的過程當中也有諸多改變，像是媒體老闆的擁有 權的改變也應一併考慮進去，並強調媒體可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為預示未來的 都市政治。

因此從過去學者針對媒體與都市政治的研究中，可見兩者並非毫不相干的學 術領域，甚至是在實務上密切相關的。更遑論過去針對媒體與政治之間關係緊密 的討論，媒體居於政治的核心位置，甚至能改變政治領導的方式，第一，利用社 會對政治人物私人生活、個人舉止的興趣，取代對於政策與意識型態的討論；第 二，媒體對於政治文化的衝擊，像是聚焦醜聞、對無能的指控等負面形象，使得 人民對於政治普遍疏離；第三，對政策制訂過程的衝擊，像是大量、即時的資訊 轟炸，使得無法有效做出反映，甚至由於太過依賴媒體資訊，而造成設定政治議 程及政策走向的變成媒體（Heywood, 2007／楊日青等譯，2009）。

都市政治與運動場館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政府投資與否都可能引發相關議 題的討論與論述的鬥爭。Makarychev 等人（2015）透過後政治治理（post-political）

的思考邏輯，分析 2013 年喀山世大運與 2018 俄羅斯世界盃足球賽。首先，後政 治治理的策略目標是在達成社會共識，試圖將政治異議聲音邊緣化，以達成盡量

的思考邏輯，分析 2013 年喀山世大運與 2018 俄羅斯世界盃足球賽。首先，後政 治治理的策略目標是在達成社會共識，試圖將政治異議聲音邊緣化，以達成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