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憑主義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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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文憑主義的內涵

本節綜整文獻及實徵資料，探討文憑主義的幾個關鍵問題：什麼是文憑主義？

文憑主義是問題嗎？文憑主義有何影響？

壹、 什麼是文憑主義？

文憑主義，英文譯作「credentialism」、「diplomaism」或「degreeism」。「文 憑」作為一種品質的認證（qualification），可能跟美國一直以來都存在大量的高 等教育機構有關（Collins, 1979），英文中有很多文憑相關的字詞，包括「credential」、

「certification」、「certificate program」、「degree/diploma」、「licenses」等，

都具有某程度認證的功能，但內涵與屬性不盡相同：credential 通常須通過由第三 方考試機構所辦理嚴格的升級考試取得，作為個人具備某領域能力的證明，為了 通過相關考試，會考量個人的教育程度、經驗或兼具兩者；certification 也被用來 證明個人在特定領域能力，通常透過正式的專業社群認證，並須定期更新；

certificate program 的授與則需完成學校教育以獲得特定領域的知識，但並無法取 得任何專業頭銜（professional title）；如欲取得 educational degree，則需完成有 學位認證的教育學程，例如副學位（Associate Degree）、大學學位、碩士或博士 學位，即獲得教育文憑（educational credentials）；相對來說，degree 代表的是個 人完成特定領域的教育並取得對應的學位，通常取得之後不需再更新，但仍可精 進再取得更高或其他的學位。最後，licenses 由政府機關頒授，通常會根據不同 領域要求定期的再認證與更新。此外，文憑有許多表現形式，例如地域標示、聯 盟成員、教育文憑等，惟教育文憑的重要性通常超越其他類別（Brown, 1995）。

所謂「主義」（isms）涉及某種意識形態與思想狀態（state of mind）。綜上，從 字面上來說，文憑主義可泛指一種崇尚文憑的意識形態與思想狀態。具體來說，

即指積極追求「好的文憑」，以待高職業、高收入與社會地位；而教育只是手段，

主要目的在追求文憑所附加的利益與價值（何英奇，2001）。

進一步探文憑主義的研究主要涵括四個層次（Ninnes, 1997；Brown & Bills, 2011b）：第一為「後設課程層次」（meta- curricular level），重點在檢視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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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其內涵；第二是「宏觀課程層次」（macro-curricular level），旨在檢驗文憑 與學校的系統功能，或時間上的縱觀（歷史）分析；第三是「中觀課程層次」 （meso-curricular level），係考量學校教育之於學習的目的；第四為「微觀課程層次」

（micro-curricular level），則聚焦於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Ninnes（1997）認 為 Dore（1796）的分析主要在於後設課程與宏觀課程的層次，若能涵容中觀與微 觀層次的分析，則應有助於提升對於特定脈絡中特定團體如何詮釋與回應學校教 育的理解。Brown 與 Bills（2011b）分析文憑主義的相關研究，則發現一般研究 以針對中觀的學校或機構等組織層次較多，巨觀層次次之，微觀層次最少。基此，

有關文憑主義的探討，主要在於個人、教育與職場乃至於社會整體的連結。綜整 相關文獻與上述的架構層次，可進一步剖析其內涵及其可能衍生問題如表 18。

表18、不同層次與向度文憑主義內涵的剖析 層次 宏觀層次

macro-level

中觀層次 meso-level

微觀層次 micro-level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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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主義的內涵可從微觀、中觀與宏觀層次進行檢視，分別聚焦在文憑主義 與個人、教育及社會的關係，層次之間彼此影響並強化文憑主義的作用。由此可 見文憑主義何以如此普遍存在並根深柢固於各國之中，根本上看後設觀點，在宏 觀層次以文憑作為將人們分類、篩選與資源配置的主要依據，在中觀層次認為文 憑是教育的目的與主要產物．在微觀層次將文憑代表個人的品質與成就，基此呈 現出不同層次與面向的文憑主義表徵，並衍生可能的問題。文憑主義在學校教育 的作用，即凡事以升學為目的而作各種努力，稱作「升學主義」，目標仍在透過 升學以取得文憑（王震武，2002），在範圍上仍內含於文憑主義中。

文憑主義在我國也符合這樣的定義，「文憑的價值來自於他的就業機會，還 有起薪的水準，做相當程度的決定。」（訪 PR1）、「文憑就是職場最佳的指標，

你讀書讀一輩子要幹什麼？不就是為了職場嗎…一樣都要看文憑啊…我覺得就 業是個最大的關鍵、最大的指標」（訪 CR1）。惟「文憑」的概念相較其他國家 為單純，並沒有不同字詞或功能的差別，我國文化脈絡中所看重的文憑，主要係 指「由競爭篩選機制確保其價值的教育文憑」。

貳、 文憑主義是問題嗎？

或許有人會爭議，以文憑作為社會中價值評斷與資源分配的依準，錯了嗎？

相關領域，以經濟學、社會學為大宗，對此爭議各有其理論詮釋與討論（Bills, 2003）。有關理論，經濟學主要有二，其一為人力資本論，其二為篩選理論與信 號理論；社會學主要有三：結構－功能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韋伯的組織觀點。

最早自 20 世紀 60 年代，經濟學的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 theory）觀點 盛行。該理論由 Thodore W. Schults（1961）等人提出，關注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 係，主張人力資本的累積是社會經濟成長的關鍵。教育或培訓作為人力投資的途 徑之一，藉由向勞動者傳授知識技能，提高其勞動生產力，從而增加其收入，並 最終能貢獻於經濟的成長；換言之，其強調「透過教育習得技能」（skill acquired through education）的觀點。具體來說，學校教育提供與工作績效相關，且能夠在 領域中相關工作通用的「一般」知識與技能，「特殊」的技術則從個別工作中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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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Bills, 2003）。與此相關，經濟學中的「外溢理論」（spillover-based theory）

也肯認個人生產力與其技能的關係，而文憑正代表了個人對其技能乃至於勞動市 場的投資，以使自己能與其他高技術同儕有同等的能力（Binder, 2014）。此外就 在同一時期，社會學領域發展出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functionalism）觀點，

假定教育與經濟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極其密切而複雜，教育的擴張提供了工作上 所需技能的精進，兩者恰能互為補充，即肯認教育增長個人認知與技能的功能

（Brown, 2001）。以上觀點認為教育投資能帶來實質的報酬，因此主張「多即是 好」（more is better）（Freeman, 1976），然而 1970、1980 年代以來，西方國家 出現文憑貶值、過度教育、受教育者的高失業率，及勞動生產力下降等現象，使 人力資本論越來越受質疑，經濟學領域中的篩選理論與信號理論於焉而生，前後 期理論的主要爭點在於「教育是否能提升個人的人力資本存量」（Bills, 2003）。

篩選理論（filter /screening theory）最早由 Berg, I.（1970）提出，認為教育 只是被用來做為區別個人能力的手段，幫助雇主識別勞動者的內在能力與某些特 質，未必能提高生產力（Baker, 2011; Brown, 2001）。Stiglitz（1975）最早提出

「篩選」（screening）的概念，認為是市場作為針對個人品質無法獲得完美資訊，

也不願意去花費高額成本再獲得相關資訊的一種回應；而由於文憑可提供有關個 人能力的一般資訊，求職者也會願意投資以求得相關的文憑。Arrow（1973）提 出高等教育作為過濾機制的概念，將人們分門別類，並將資訊提供給勞動力的購 買者。Thurow（1975）的排隊理論（queuing theory）觀點則介於人力資本論與篩 選理論之間（Bills, 2003），肯認教育與生產力之間的關係，其將求職者的工作 分派描摹成一個二元的排隊過程，隊伍中的「工作」被依據技術的複雜度與訓練 的需求列等，「求職者」也被依據可觀察的特徵（教育文憑為其中一個主要指標）

排名，排名較前者被分派到較高階的工作岡位；至於學校教育，即使無法指導個 別工作所需的特殊技能，也能提升其被訓練的可能性（trainability），而勞動力市 場其實就是一個訓練職位的市場（market for training slots）。從勞動市場中的需 求端來看，雇主以教育文憑作為辨識求職者潛在生產力的篩選機制，決定其在隊 伍中的先後次序；從供給端來看，這便給了求職者很大的動機去爭取更多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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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憑以競爭隊伍中的前茅位置。在此之下，教育的功能主要為這場位置競爭 中的籌碼：重點不是具備什麼樣的教育文憑才能足夠進入某工作的「絕對」概念，

而是取得比其他求職者「相對」優勢的教育文憑條件。

信號理論（signal theory）可以說是補充了篩選理論的觀點：雇主篩選，而求 職者打信號（Bills, 2003）。Spence（1973）主張在勞動力市場中，當對所謂合適 的技術績效資訊不確定（uncertainty）的情況下，求職者透過文憑提供有關能力 的訊息給雇主。在滿足 Spencer-Mirrlees Condition 的情況下，雇主根據以往在市 場中的經驗，權衡不可改變的（unalterable）指標與可改變的信號（可透過投資 或操作等方式取得）的要素組合，即可估計出求職者生產力的條件分布；再加上 觀察事實的修正，循環後產生穩定信號的均衡點，即可達致新雇員的勞動生產力 與其工資相當，實現有效率的市場均衡（signaling equilibrium）。Riley（1975）

也認為當有關產品資訊不完美的情況下，買家就有動機去運用信號（signals）作 為一種替代資訊，賣家也因此會去從事取得信號的活動。其略為修改了 Spence 的 模型，此外也指出在勞動力市場中，隨著雇主對員工生產力瞭解得越多，尤其是 生產力較容易測定的部門，薪資與文憑的關係則會遞減。

這兩個後起理論的論點其實源自於因應 Akerlof（1970）所提出的「資訊不 對稱」問題。其在論文「檸檬市場」（The market for lemons）中以中古車市場為 例，說明車子是否泡過水只有賣方知道，上當的買方知道後公告周知，導致所有 買方只願出超低價購買中古車以避風險，結果導致擁有優質中古車的賣方更不願 去交易，產生「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的現象；於是主張能提供有效辨 識中古車品質資訊的「中古車商」從中崛起。針對勞動市場中的勞工條件來說，

理性行動的勞資雙方博弈關係裡，雇主處於資訊劣勢的一方，求職者則處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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