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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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行為經濟學觀點的政策分析與工具設計，以我國文憑主義為 個案進行實作，並透過實驗檢證其效用。首章緒論說明研究要旨與方法，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闡釋研究主題之發展背景及個案選定的理由；第二節研究目的 與問題，具體呈現研究方向與旨趣；第三節名詞釋義，闡釋研究中的重要名詞定 義；第四節敘明研究方法與流程；第五節揭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主要基於兩個動機，其一針對政策理論方面，係鑒於心理學觀點在公 共政策領域中的長期缺乏，嘗試透過行為經濟學予以橋接和補充；其二針對實務 個案方面，衡諸政府長期為解決文憑主義的問題投以各種政策藥方，效果卻仍有 限，擬應用行為經濟學的新觀點，發展關鍵的政策工具加以突破。
壹、 公共政策的「心/新觀點」：行為經濟學在公共政策領域的應用
「了解人心的特質，是建構茁壯的社會制度、社會行為、經濟學、政治理論 時不可或缺的條件。經濟人以人類理性作為先驗假設，打馬虎眼近兩個世 紀。但那樣的假設已經不切實際，必須由與人類心理相關、更具真實性的理 論取代。」
── Herbert Simon1
「總括來說，Richard Thaler 教授的貢獻，就是在經濟學與心理分析關於個人 決策的研究之間搭起了橋梁，他的經驗研究發現以及理論上的深入論點，
已經為目前行為經濟學領域打下良好基礎，這個新興領域已經對經濟研究 與公共政策領域產生巨大的影響。」
── 201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聞稿的最後一段2
1 轉引自謝敏怡（譯）（2019）。有野典男著。有限理性：行為經濟學入門首選！經濟學和心理學 的共舞，理解人類真實行為的最佳工具。新北市：遠足文化。
2 原文為：“In total, Richard Thaler’s contributions have built a bridge 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His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insights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creating the new and rapidly expanding field of behaviour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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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充斥多元的研究途徑，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與行為學等，
近十年來受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的影響，使得行為典範再起（Thaler, 2016; Oliver, 2017），並加入了心理學與經濟學結合後的新元素，形成行為主義 導向的公共政策，又名「行為政策學」（behavioral public policy，簡稱 BPP）（Oliver, 2013）。究社會科學以研究人類的行為為大宗，近 20 年來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 領域，例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及法學等，都陸續經歷了被「行為學化」的 歷程（汪丁丁，2017），1990 年代以來發展的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
被認為是其中發展最完整的（Mises, 1949）。該領域的研究學者 Daniel Kahnema、
Vernon Smith 及 Richard Thaler 先後於 2002 年與 2017 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
突顯該領域在當代堪稱一門顯學。
事實上公共行政領域早在 1950 年代即曾盛行過行為主義的行政學派，以 Herbert Simon （1955; 1957）為首。其於 1947 年出版《行政行為》（Administrative behavior）一書，以決策的觀點分析行政行為， 並 基於邏輯實證論（ logical positivism），提出滿意決策途徑（satisficing decision-making）的決策理論，主張 理性不是選擇的結果，而應探討的是選擇的過程與方法，亦即「程序理性」
（procedural rationality）。Simon 可說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先 驅，其認為人並非是純粹理性的動物，雖「意圖理性」但囿於個人能力及環境的 限制，無法做到全然理性；故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應被修正為「行政人」
（administrative man），只得追求滿意的或足夠好的決策。此外，其也重視演化 對決策的影響，並主張情緒對人類決策行為的影響力，另對於利他性也有獨特見 解。因在決策理論上的創建與貢獻，Simon 於 1978 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然 而，Simon 的主張在當時並未被其他經濟學者接受，其論點雖具有正當性與重要 性，卻僅止於概念上的層次，並未充分解釋不理性與非利己的理論與模型，成為 偏好數學理論的經濟學者眼中「無定理的理論」（有野典男，2019）。
which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many areas of economic research and policy.” 請 參 網 頁: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 laureates/2017/press.html，檢索日期：
2018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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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於 2001 年逝世，行為經濟學可說是繼承了其研究的思想。行為經濟 學觀點的公共政策研究，固然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行為學（praxeology）觀點的再 生（reborn）（Thaler, 2016; Oliver, 2017），但相較於傳統的行為學派，涉及的領 域範圍融入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演化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哲學、人 類學、演化生物學、行為生態學、實驗經濟學，乃至於生理學與腦神經科學等更 廣的範疇，關注的行為範疇也從行政組織中的決策行為（decision-making）拓展 到更廣泛判斷（judgement）與選擇（choice）的層面。此外，Simon 的理論在當 時仍難以證實傳統經濟學「經濟人」假定的錯誤，行為經濟學則透過受心理學啟 發的經濟學理論與實驗等嚴謹方法，對傳統經濟學帶來「你的假定錯了」（your assumptions are wrong ）的衝擊，並具體系統化、理論化人類不理性的行為
（Cartwright, 2018；有野典男，2019）。對於公共政策領域來說，相較於私部門，
向來較欠缺心理層面的考量；行為經濟學在政策的應用，洽是為政策學與心理分 析之間搭起了橋樑。行為經濟學已歷經長時間的發展(特別是近 30 年來)，1986 年美國芝加哥大學便曾以行為經濟學為主題舉辦學術論壇，1997 年第一本以收 錄行為經濟學論文為主的期刊《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正式創刊，2017 年 5 月則創刊了專注探討行為科學相關公共政策研究的期刊《行 為政策學》（Behavioral Public Policy），足見該領域在學術研究上的顯著發展無 疑地已「進入主流」。
至於在公共治理的實務上，行為經濟學的公共政策也越來越廣泛為世界各國 及國際組織所採用，其發展「已超越於趨勢之上」（move beyond a trend）（OECD, 2017）。在根據行為經濟學所設計的政策干預或措施中，「推力」（nudge）由於 具備「以小力，達大利」（little nudge makes big impacts）的效率優勢，可節省政 府開支並有效發揮政策成效，更因為其奉行「只推力、不強制」的自由家長主義
（libertarian paternalism）途徑，保留人們自己選擇的自由，也提供當代重視民主 與自由的治理價值下公共治理的一個選項（Oliver, 2017; Gopalan and Pirog, 2017）。
2008 年 Thaler 與 Sunstein 出版《推力》專書，獲得產學官各界很大的迴響，並 促成各國政府成立「推力單位」（nudge unit），致力發展以行為經濟學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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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英國前首相 Cameron 於 2010 年成立的「行為洞察團隊」（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簡稱 BIT），即為第一個成立於中央政府層級的推力單位，由 Thaler 擔任顧問，專責發展該國政府的推力措施。美國前總統 Obama 也成立社會與「行 為科學團隊」（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簡稱 SBST），具體指示「運 用行為科學的觀點提供美國人民更好的服務」（Gopalan and Pirog, 2017），由 Sunstein 於 2009 至 2012 年擔任預算管理局（OMB）轄下資訊及管制事務辦公室 的主任，專責推力的發展與實施。爾來為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的疫情控 制，許多政府也採用行為經濟學（推力）的作法試圖影響民眾的行為，例如紐西 蘭、澳洲與印度（Sunstein, 2020; Samson, 2020）。OECD 於 2017 年出版《行為 觀點與公共政策：來自世界各地的經驗》（Behavioral insights and public policy:
less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報告書中，調查 23 個國家及兩個國際組織中運用 行為觀點公共政策的作法與遭遇問題等情形，發現大多數國家的領導者都相當支 持行為觀點的公共政策，主要遭遇的困難只在於組織抗拒變革，並非行為觀點的 政策本身。而行為觀點公共政策可運用的領域十分廣泛，在該報告中蒐集了 100 個個案，涉及消費者保護、教育、能源、環境、金融、健康與安全、勞動市場政 策、公共服務的傳遞、課稅與電訊等領域，經評估還可能拓展到更廣範圍的運用。
綜上所述，行為經濟學觀點的公共政策，或說行為政策學（BPP），在近代 公共政策研究乃至於實務的發展趨勢中，確有其重要的影響與貢獻，提供新的政 策工具選項，「推力」更是其中核心的應用所在。然而作為方興未艾的領域，相 關概念與方法相對零散而尚未體系化，實際上該怎麼做尚不明確（汪丁丁，2017；
Congdon, 2013; Bhargava & Loewenstein, 2015; Thaler, 2016; Gopalan & Pirog, 2017；
Oliver, 2017），相關成效亦待檢証（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2015; Halpern, 2015; Thaler, 2015; John, 2018; Howlett, 2019）。此外，這套由西方國家發展出來 的理論與實務經驗，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的脈絡？也仍是探究中的課題。目前已 有一些學者指出行為政策學在中國大陸應用上的限制，發現可能主要導因於體制 的適用性（趙駿，2011；汪丁丁，2017）。至於在臺灣，過去既有探討心理學在 社會與產業脈絡下的各種可能應用方向，例如汪曼穎、葉怡玉、黃榮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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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討論認知心理學於硬體系統、介面設計、產品開發、錯誤診斷與人為疏失、
人員甄選、環境系統的應用潛能。相關應用研究目前在公共衛生、商務及法學等 領域發展較多，研究結果多顯示推力乃至於行為政策學在本土脈絡實施的可行性，
例如劉汗曦（2009）的研究發現藉由推力中「預設值」（default）的設計，可解 套對於電子病歷自主控制機制的疑慮與爭論；陳怡璇（2012）研究運用脈絡地圖 於說服科技的互動設計，結果顯示確有助於促進健康的飲食習慣；吳宓穎（2017）
發現應用本於行為經濟學的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平臺，可有效改善投資人的決策；
陳敦源、賴怡樺（2018）的研究證實基於行為經濟學原理設計的衛教單，能有效 促進醫院病患參與大腸癌篩檢的決定與行為。
經濟學家 Ernst Friedrich Schumacher 曾說：「我的姓氏是『鞋匠』（按：
Schumacher 在德文中是製鞋人的意思），所以我非常清楚，有豐富的製鞋知識是 不夠的，還需要有關腳的知識」（轉引自有野典男，2019）。公共政策研究需要 對人心有更多瞭解與掌握的「心/觀點」（OECD, 2017）。鑑於行為經濟學體系 化與實務方法具體化的需求，並衡諸目前國內仍較少相關研究與應用，這個跨越
Schumacher 在德文中是製鞋人的意思），所以我非常清楚，有豐富的製鞋知識是 不夠的，還需要有關腳的知識」（轉引自有野典男，2019）。公共政策研究需要 對人心有更多瞭解與掌握的「心/觀點」（OECD, 2017）。鑑於行為經濟學體系 化與實務方法具體化的需求，並衡諸目前國內仍較少相關研究與應用，這個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