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國文憑主義的內涵、成因、發展與因應
第三節 文憑主義的發展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6
第三節 文憑主義的發展
本節綜整文獻及實徵資料,探討文憑主義的幾個關鍵問題:國際上文憑主義 的發展與現況如何?我國文憑主義的發展與現況為何?
壹、 國際上文憑主義的發展與現況如何?
文憑主義的實務與理論發展趨勢相互呼應著。Dore(1976)指出,文憑主義 在許多國家都曾發生或正經歷著,只是在不同時空下有不同的樣態,在不同國家 中被感知的情況也不太一樣。Brown 與 Bills(2011b)也認為,為充分理解文憑 主義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相關探究不應為一體適用的概念,而應將其所鑲嵌 的時間(例如歷史)、結構(例如空間)等脈絡因素納入考量。具體來說,文憑 的功能與價值在不同的時空中可能有不同的定位與變化。
「高等教育的擴張」可作為文憑主義發展的一個指標(Brown, 1995)。OECD
(2019)統計 2014 至 2017 年各主要國家具備高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學歷 人口的比例(如圖 15),其將人口分為 25-34 歲與 55-64 歲兩個群體,分別計算 其同一年齡人口中具備高等教育學歷人口的比例。其中 25-34 歲人口的高等教育 學歷人口比例,OECD 國家平均為 42.97%,相較於上一個世代(55-64 歲人口)
的 26.30%要高,顯示高等教育在多數國家(除了南非與阿根廷、以色列等)都有 擴張的趨勢,代間落差又以韓國為最大(49.86%)。以 25-34 歲的世代來說,高 等教育學歷人口比例以韓國(69.03%)最高,其他超過 50%(表示已開發至高等 教育普及化階段)10的國家還包括加拿大、日本、俄國、立陶宛、愛爾蘭、澳大 利亞、英國、盧森堡、蘇格蘭等,美國則為 46.87%;其中 55-64 歲世代的高等教 育學歷人口比率以加拿大、日本、俄國與美國較高,顯示這些國家可能較早經歷 高等教育的擴張。至於臺灣,同期的 25-34 歲與 55-64 歲兩代人口群體,各有
10 Trow(1974)提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模式,一個國家升入高等教育的適齡人口組合(relevant age group),其就學率未達 15%者,屬於菁英化的高等教育時期,如達 15%到 50%之間,則 係高等教育的大眾化(massifcation)時期,若超過 50%,則是屬於普及化(universal)的階段。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2.10%與 23.75%具備高等教育的文憑(內政部,2019;教育部,2019),比例及 代間落差皆高於 OECD 國家平均及其中比例最高的韓國。
圖 15、各國具備高等教育學歷人口之比率(2014-2017 年)
資料來源:OECD(2019)。
文憑主義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許多國家所共同經歷的現象。
Brown 與 Bills(2011b)指出文憑主義研究往往忽略時間向度的歷史分析,但事 實上文憑主義可能因為時空的變遷而有所變異,故其呼籲相關研究應多將時間議 題納入考量。綜整文獻,可發現整體趨勢及大多數國家所經歷的文憑主義,主要 討論的基礎點仍在教育與就業市場的連結與相互影響,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 現代化前──文憑主義發展前期
究過去前現代時期(pre-modern),在工業化、都市化與政治鞏固(political consolidation)組成國家之前的傳統人類社會,很少有正式教育。當正式教育中 的在學率尚低之際,文憑主義仍屬少見,尤其產業中的就業與發展並不受限於文 憑,學位未能帶來職業上的優勢,未受過正規教育的人仍有機會被晉用與升遷
(Collins, 1979; Baker, 20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8
二、 現代化後──文憑主義發展的狂飆期
教育文憑的盛行,可說是後工業(postindustrial)社會中,教育革命的核心;
後工業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徵,在於訴求以正式教育訓練作為獲得更多就業選擇的 首要途徑,尤其是那些開發較晚有急起直追(catch-up fast)需求的國家(Dore, 1976; Baker, 2011)。
公共教育的興起有其關鍵作用,美國教育文憑系統建立的第一步,就是提 供免費的公立小學,為文憑的追求打下基礎,最終指向更高層次的文憑擴張
(Collins, 1979)。究後工業社會文化中的大眾教育(mass education)有四個核 心概念:1.教育機會是社會正義的核心形式;2.教育發展即社會進步;3.學術智識 居於優勢地位;4.教育文憑的正當性在於提供專業的認可。正式教育成為社會流 動與社會階層化的之間的調節,至 20 世紀中期教育革命推動之際,傳統以家庭 為本位決定個人未來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小;在後工業時代,教育文憑取代過去的 標準,例如先前的工作經驗、個人推薦信、家庭成員、婚姻狀態、年齡與性別等,
成為個人通往成人地位的唯一途徑(Baker, 2011)。
另 Dore(1997a)的研究發現,在現代化的歷程中,越來越多國家有以下趨 勢:1.運用教育文憑作為職場上取才任用的篩選標準;2.學校就學率超過工作職 位的成長越多,文憑膨脹的速度也越快;3.學校教育越來越多以考試為導向,犧 牲了教育的真諦。Hapgood(1971)透過訪談針對早期的美國及第三世界國家的 觀察,發現在這些國家中,學歷被用以衡量個人的價值,其重要性更勝於能力
(ability)與績效(performance),權力與高薪由「文憑菁英」(diploma elite)
所把持;在以學歷運作的系統中,無學歷者將被拒斥於就業市場之外,個人條件 的加值也只能仰賴學歷。
約莫 1960 年代起,人類歷史上第一波大量人潮進入更高階的教育機構就讀。
二次大戰後,「高等教育,人人有份」(college education for everyone)成為世界 各國努力的共同趨勢(楊國賜,1996)。高等教育擴張的導因,一部分來自特定 工作要求教育文憑的現象激增(Fry, 1981),另一部分則可能有政治上的因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教育擴張經常被拿來當作延緩年輕人進入就業市場,緩和失業率的一個手段
(Hapgood, 1971)。例如 Davenport(2007)認為英國高等教育的擴張與文憑的 興起,事實上是為了處理當時高的失業率問題,而不是表面上的理由:為了提升 更多人的教育程度。當保守黨失去在許多社會議題上的優勢,教育的擴張便成為 少數能確保其跨黨派支持的場域,藉此重新定義社會問題為:高失業率並不是市 場經濟衰弱的影響,而是沒有足夠文憑的人力問題。
三、 高等教育擴張後──文憑主義發展的調節期
許多知識分子針對正式教育與教育文憑的擴張提出質疑。1970 年代始出現 許多教育研究的新觀點,在最初高等教育開始大眾化的期間,大眾媒體與學界開 始對此提出負評,稱呼以文憑病(the diploma disease)、過度教育、文憑膨脹、
紙本競逐(paper chase)、訓練搶劫(training robbery)。1980 與 1990 年代,就 業人力的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成為流行語及許多學者專家探討的主題
(Brown & Bills, 2011b)。在過度教育的警示之下,社會仍涵容了教育的普及化,
也因為教育的普及化而轉型;直至相關的負面影響被連結到職場上,提出例如文 憑空洞化(hollow credential)、文憑工廠(diploma mill)等負面詞彙,後工業社 會中教育擴張與就業市場之間的關係才開始成為被檢視的焦點(Baker, 2011)。
例如 Freeman(1976)在其著作《過度教育的美國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
中,即指出自 1970 年代起,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薪水急遽下降,大學文憑已不再 是通往經濟成功有利可圖且安穩的管道,無論從私人或社會的觀點來看,大學教 育投資的回收效益微乎其微;而晚近美國的經濟危機伴隨著高等教育就讀成本的 提高,於此環境之下,投資教育文憑的價值也備受質疑(Brown & Bills, 2011b)。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高等教育擴張所導致可能的教育品質下降。例如 日本的高等教育擴張發生於人口少子化的背景,在供需失衡之下,許多學校為求 生存大開入學之門,甚至罔顧學生是否具備大學所需的學術能力或合乎入學標準。
這導致日本的高等教育發展成兩個分支,其中一支為少數謹守嚴格入學需求的教 育機構,另一支則為更大多數幾乎迎接每一個有意願入學的學生(Kinminth,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20
2014);研究也發現中國的高等教育學生素質下降,文憑已無法有效反映個人的 能力(signaling),較高素質的學生只得更積極競爭少數菁英的重點大學,並設 法拉開大學入學分數的落差(Liu, 2018)。此外,文憑主義所導致的教育問題,
也引發各國的關注。例如日本高等教育普及化,教育文憑之於工作的報酬越來越 不明顯,於是社會中開始出現部分學生抵制學校傳統成就功績價值的行動,例如 犯罪、霸凌、學業成就退步、長期缺席、病態症狀等負面行為自 1990 年代起激 增,Amano(2011)稱之為「先進國家的疾病」(advanced country diseases)。
綜上,高等教育擴張後所導致的教育問題引發學術與實務界關注。
四、 全球化後──文憑主義發展的變形期
1990 年代以降,全球化的衝擊使得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與影響的幅度與日 遽增,影響所及,對於教育文憑的定位乃至於勞動力市場的環境都有所改變。許 多傳統以教育文憑確保工作與人生機會保障的機制都因此瓦解(Little, 1997),
可預見文憑主義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將有所變化,文憑主義的機制也可能從國內
(national)發展並連結到國際(international)或全球尺度(global scale)的層次
(Baker, 2011)。美國泰晤士報(Times)、英國 QS 與中國上海交大等世界大學 排名機制盛行,文憑主義進一步導致高等教育的階層化,甚至向上提升至全球的 層次。勞動市場與雇用需求的本質因經濟全球化產生變化,教育市場中的學生也 開始在各國之間流動,文憑主義的樣態即因應改變了。在競逐世界大學排名前茅 大學的學歷之外,國際評比測驗開始大量出現,也被拿來作為進入各國大學或勞 動市場就業的參據之一。Ilon(1997)的研究指出,這些國際文憑與評比,將被 拿來當作區隔本土精英與全球菁英的機制,訴求將本土優勢提升到全球優勢的層 次(Lowe, 2000)。
貳、 我國文憑主義的發展與現況為何?
文憑主義在臺灣由來已久。早自 1952 年,蔣中正總統發表的《民生主義育
文憑主義在臺灣由來已久。早自 1952 年,蔣中正總統發表的《民生主義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