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治臺政策之形成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日本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更加強了日本帝國 主義的思想，然而當時勞工、農民及薪水階級的生活待遇並未獲得合理的改 善，於是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不斷。當時的政治家吉野作造提倡民主主義，
而他的思想也影響了日本當地的知識份子及在日本求學的臺灣知識份子。在 此時，有不少日本學者對於臺灣被視為殖民地的處境感到同情，紛紛對總督 府表達不滿的意見。而臺灣的知識子除了受到日本民主思潮的影響外，1917 年列寧領導蘇聯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第一個共產國家，並向外輸出革命，
鼓舞了其他國家處於貧窮、低下階層的農工階級，合作推翻政府。臺灣的知 識份子也深受影響，對於總督府不合理的統治也漸漸從武裝對抗轉而溫和的 政治社會運動，盼能改善臺灣人民的政治環境，如 1914 年的臺灣同化會，
就是板桓退助伯爵與臺灣知識份子林獻堂、蔡培火等人一起為臺灣人民發 聲，希望臺灣人能享有與日本人一樣的權利及待遇（王錦雀，2002）。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大力提倡「民族自決」，這股思潮 影響到世界各地，許多被列強欺凌或殖民的地區，紛紛興起民族復興或民族 獨立運動，如朝鮮的三一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及印度的獨立運動，這些社 會運動加上大正民主的思潮，使得臺灣知識份子越來越能爭取自我的權益，
而局勢的轉變，也促使總督府不得不對臺灣的殖民政策作一調整。
貳、 治臺政策之確立
由於日本統治臺灣之初，沒有一明確的統治政策藍圖，因此日本殖民學 者東鄉實等人在 1916 年建議臺灣總督府應該確立統治異民族的根本政策，
可排除因民族自決而造成的政治不安，使臺灣的統治更為穩固（吳文星，
1996）。又加上大時代的變動，日本面臨新的威脅，促使總督府從無方針主 義、消極的同化主義轉變成內地延長主義及積極的同化主義。
日本首先改革臺灣的官制，取消以武官專任總督的規定，並解除了總督 的軍事權。當時的原敬內閣深具同化理念，提出了「內地延長主義」的概念，
認為日本與臺灣的人種、文化可以相互同化，殖民地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
但仍為內地之一部，並直接適用本國法律。臺灣第一任文官總督為田健治 郎，他於治臺前曾向當時的原敬內閣陳述其統治意見以教化臺灣人，使其完 全與日本同化為統治方針。針對此一理念，原敬內閣也深表贊同。隨後，田 總督至臺後也發表了其治臺方針（井出季和太，2003：622）：
……夫臺灣，構成日本之一部領土，雖然屬日本帝國憲法統治之版 圖，不能視同英法各國之以殖民地祇為其本國政治之策源地，或經 濟上之利源地而論。因此，統治方針皆以此大精神為前提，作種種 經營設施，使臺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 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對於地勢、民情、語言
、風俗相異之臺灣民眾，如遽以實行與內地同一法律制度，勢必齟 齬杆格，反招苦惱。必先致力推行教育，一面啟發其知能、德操，
一面使知我朝廷撫民精神與一視同仁之聖旨，而予淳化融合。與內 地人在社會上接觸無任何徑庭，結局需為教化善導，使其到達政治 上均等地步……。
由田總督的施政方針可知，此時將臺灣視為日本領土的一部份，而非異 於日本的殖民地，因此統治上不能再實行兩套不同的標準，臺灣人必須成為 日本人。此外，田總督的施政方針也透露總督府對於教育的重視，認為要達 到日、臺人一視同仁必須先透過教育教化臺人，才得以進一步促進日、臺人 政治上的平等。田總督提出政治上的平等，實際上也在安撫蠢蠢欲動的臺灣 知識份子，他提及：「現在世界的兵禍方熄，雖然看到和平的曙光，但思潮 動搖殊甚，歐美列國都在多事之秋，大勢所趨，影響不免……，但勉隨時勢
之推移，妥予取捨，期能保持社會的安寧秩序，為目前之一大要件。」，可 見田總督也需處理民族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抬頭（井出季和太，2003）。
在內地延長主義的原則下，總督府推行了許多措施，如臺灣的法律原以 六三法（1896~1906）、三一法（1907~1921）為原則，此兩法皆授以總督相 當高的權限。而為了推動內地延長主義，1922 年開始實施法三號，原則上，
臺灣施以日本國內相同的法律，只有少數特殊的事情，承認律令權，到了 1923 年民事與刑事也開始同化了。不過總督府對於臺灣知識份子提出的地 方自治要求，卻沒有做到同化，因為許多地方上的官吏仍為官吏命令，並非 公選，相對於日本，不論是中央或地方已經實行立憲代議制度、普通選舉。
因此，總督雖然不斷提出內地延長、一視同仁，實際上，在政治上卻將此原 則摒除在外，並無徹底實行。
繼田總督之後的內田嘉吉總督因當時東京發生大地震，全國處於救災的 情況中，因此針對臺灣的施政方針，內田總督決定以前任總督為基礎，再發 揚其精華，他發表：「……臺灣統治方針，夙已確立，有儼然不動者。歷代 總督皆據此善為設施，官民上下，協新戳力，以謀文化之發達，最屬顯然之 事實。最近在上任總督時代，釐革地方制度，設置評議會，實施民法商法等，
從來面目以一新。繼此善為特守，隨從時代之推移，雖常有所伸縮，唯期不 失墜前賢遺緒，進而更為發揚之精華也（井出季和太，2003：708）。」伊澤 多喜男總督上任時，並無具體說明制度上的施政方針，只是表明日本與臺灣
「共存共榮」的理念（矢內原忠雄，1999）。上山滿之進總督也以「民族融 合」為統治臺灣的要訣。總括來說，自田總督以降的八任文官總督，皆強調 實行日、臺融合的內地延長主義、同化主義為其統治方針，臺灣具有的特殊 性也逐漸淡化，並提倡尊重教育、文治政治、民族融合，這也是 1920 年代 至1930 年代中期日本統治臺灣的基本政策。
參、 教育政策之確立 一、臺灣教育令
為因應世界民族自決、反帝國主義的潮流，總督府的治臺方針轉向「內 地延長主義」，主要著重在積極地同化，而在教育上也做了一些調整。1919 年，明石元二郎總督頒佈了「臺灣教育令」，可說是臺灣教育制度化的開始。
1919 年臺灣教育令的頒佈，主要背景約有下列幾項：首先，在 1905 年 日俄戰爭中，日本擊敗俄國，使得日本國際地位提高，也讓臺灣人民瞭解到 要回歸中國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既然如此就認命順從的當日本人，並主動接 受日本新式教育。因此在這段期間，公學校與就學人數不斷攀升（杜武志，
1997）。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運動的蓬勃發展影響了臺灣，當時 的臺灣知識份子在這股潮流下，也開始興起了自覺意識，如林獻堂等人指出 臺灣教育的不完備與不公平，更發起了私立中學設立運動，也促使總督府開 始著手進行完備的臺灣教育制度。再者，為了因應臺灣經濟的資本化及高度 生產，原本的教育不能滿足臺灣人的需求，故需提高普通教育與技術教育；
最後，由於在臺日本人的子弟人數增加，總督府認為有設置高等教育的必 要。（矢內原忠雄，1999）。
臺灣教育令的內容共六章三十二條，在第一章的基本的總則就大致建立 臺灣人的學制及教育目標（杜武志，1997）：
第一條 在臺灣之臺灣人，其教育需依照本令。
第二條 教育依教育勅語之旨趣，以培養忠誠良民為主旨。
第三條 教育應適合時勢與人民的需求。
第四條 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與師範教育。
可見臺灣教育令仍舊以教育勅語的精神為出發點，各階段的教育最終目 的是將臺灣人教育成為「具備帝國臣民應具資質與品性」，如普通教育「以 留意身體之發育，實施德育，教授普通之知識技能，涵養國民之性格，而普
及教育為目的」；實業教育「以教授農業、工業、商業及其他實業有關之知 識技能，並培養德行為目的」；專科教育「以教授高等之學術技藝為目的，
兼而留意德性之涵養」；師範教育「特以注重德性之涵養，養成可充任公學 校之教員為目的」（曾素秋，2002）。
臺灣教育令的發佈健全了臺灣的教育制度，但依舊採取臺日人教育雙軌 制，在臺灣的日本人教育，遵照日本內地的教育政策推展，而臺灣人則適用 於臺灣教育令，當初總督府採取雙軌制的說法是因為臺灣人歸順日本的日子 不夠長，日語程度遠不及內地人，同時國民精神尚不足，臺日人雙軌制度是 必要的。實際上，臺日人的教育內容、程度也明顯不同，臺灣人的教育水準 遠低於當時的在臺日本人。
二、新臺灣教育令
臺灣教育令發佈後不久，發生了朝鮮的三一運動，此事件讓當時的原敬 總理大臣正式提出「內地延長主義」來統治殖民地，認為「臺灣的制度應盡 可能使其與內地相接近，最後要使得臺灣與內地毫無差別（杜武志，1997）」。 隨後，田健治郎被原敬內閣派來臺灣擔任總督，田的治臺方針也與原敬相呼 應，1922 年發佈了新臺灣教育令，同時將 1919 年的臺灣教育令予以作廢，
新臺灣教育令明顯摻有內地延長主義思想，主張「臺日一致」、「一視同仁」。
田總督認為（引自吳文星，2003：6）：
……臺灣大多數住民為漢民族，與我大和民族本是同種同文之關係
……臺灣大多數住民為漢民族，與我大和民族本是同種同文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