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第五節 文獻回顧

在文獻方面分成兩個部分作回顧，第一部分為淇武蘭遺址背景以及與本論文 相關研究之介紹，第二為臺灣考古出土裝飾品的相關討論。

（一） 淇武蘭遺址相關研究史

淇武蘭遺址在 2001 年以來為避免工程破壞珍貴的考古遺物，宜蘭縣政府文化 局委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進行搶救發掘，至 2003 年 5 月下旬結束，發掘面積達 3814 平方公尺。在發掘的同時，室內的遺物整理工作也相繼展開，至 2006 年年底完成 基礎資料的整理與發掘工作報告。其中，2001 年 11 月至 2002 年 5 月的發掘始末 簡報於 2002 年 6 月完成，第一階段整理工作於 2003 年 2 月完成，第二及第三階 段發掘暨整理工作分別於 2004 年 2 月及 2005 年 2 月完成。最後，於 2007 年 12 月由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出版六大冊的《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詳細記錄發 掘內容並彙整以上所有階段性的報告書。（陳有貝等 2007a: 9）。除此之外，也累 積不少針對遺址的研究，以下回顧相關的背景研究資料。

淇武蘭遺址的下文化層年代距今 1300 ~ 800 年前，上文化層距今 600 ~ 100 年 前，年代序列屬於鐵器時代。而上下文化層是否為同一族群的問題，邱鴻霖（2004）

依據墓葬中呈現的差異推論應屬不同群體，因墓葬代表的是社會文化的縮影，其 中濃縮了一套族群的宇宙觀，不像器物較容易隨時間或外來影響改變。而陳有貝

（2004、2005a、2005b、2006）則從某些主要特徵及器物類似性傾向認為是同一 族群，之所以有遺物、墓葬上的差異性，與考古學中的「文化層」概念有關。「文 化層」的時間與空間被壓縮在同一平面上，此種概念容易將遺物內容視為單一整 體，但事實上同一文化層也存在早晚期差異，因此，有可能下文化層上限與上文 化層下限其實際差距並不大。而墓葬方面的差異主要展現在葬具與葬姿上，葬具 的改變可能來自於物質的變革，金屬器的普及造成木材的運用更廣泛，而葬姿不 同則可能是上文化層居民向下侵擾所致，使得下文化層的人骨葬姿多為二次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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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是同一群體，但能否將下文化層同樣視為噶瑪蘭族仍存在其問題，陳有貝

（2005a: 27）考量兩者的遺物異同認為上文化層無疑是噶瑪蘭社會，但下文化層 與之相比應稱為「前噶瑪蘭時代」較為妥當，依其看法，從下文化層到上文化層，

是一個從零散小聚落演變成團結大聚落的過程，上文化層甚至有了共同的信仰與 社會規範，並在意識上彼此認同為噶瑪蘭民族。

而淇武蘭遺址的文化歸屬為何？過去研究者將此區域歸納於十三行文化的範 疇³之下，其原則主要建立於器物的相似性上。但邱鴻霖（2004）認為兩者在墓葬 型式上明顯不同，十三行以側身屈肢葬為代表，而淇武蘭遺址則是多為蹲踞葬，

顯示背後的儀式意涵極為不同，此歸類容易忽略背後行為模式上的差異。陳有貝

（2005a）認同此看法並從龍門舊社遺址得到間接驗證，龍門舊社在歷史文獻記載 中為三貂社，屬於凱達格蘭中的馬賽族群，其位置介於凱達格蘭與噶瑪蘭族交界 之處，特別的是，該遺址出土具有象徵噶瑪蘭族社群意義的木雕，此木雕不見其 它的凱達格蘭族，該現象可解釋為因其位於凱達格蘭族邊緣，且受到噶瑪蘭族強 大文化之影響而出現此象徵。由此可知兩個族群在其史前社群上即可作區辨，處 於交界處的龍門遺址因而呈現其特殊的文化內涵，再者，十三行文化與凱達格蘭 有其淵源關係，淇武蘭遺址則是與噶瑪蘭族相關，既然在族群上已將凱達格蘭與 噶瑪蘭族作一區分，那麼將淇武蘭遺址放置在廣義的十三行文化下確實有修正的 必要。而筆者也認同此看法，因而本文中並不涉及考古學文化概念的歸屬，而是 回歸到遺址本身脈絡去找尋淇武蘭遺址的主體性。

關於過去人群所居住的環境，林淑芬（2004）依據孢粉分析結果推論史前宜 蘭地區的氣候環境，與考古資料相互印證之下呈現自然環境對於人群的影響，說 明了宜蘭史前的文化空白期因氣候條件不佳使然，到了 1200 年前因氣候適宜遂又

3 宜蘭地區的相關族群研究始於伊能嘉矩的民族誌調查，在二次大戰前大多是日本學者的研究，戰 後則為中國學者。較有系統的整合調查為盛清沂(1963)所建立的宜蘭史前文化層序與類型，其將考 古遺址區分為史前文化新城系統與代表歷史時期的舊社系統，之後黃士強與劉益昌(1980)將舊社系 統歸屬於十三行文化。之後，劉益昌(1995: 1-20)將十三行文化分為早晚兩期與七個不同類型，北 部主要有十三行類型、番社後類型、普洛灣類型、埤鳥橋類型與舊社類型，其中普洛灣類型與舊社 類型在宜蘭地區皆有發現。而淇武蘭遺址依其分類則屬於十三行文化的舊社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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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群居住，此時也正是淇武蘭遺址下文化層的開端，而到了 800 年前氣候又 出現轉變，間接說明了 800~600 年前之間淇武蘭人的離開可能因為氣候因素影響 所致。在社會文化面向，邱鴻霖（2004）對不同層位的墓葬進行整理分析以推論 過去的埋葬行為模式，從中觀察到墓葬內涵隨著時間出現變遷的證據，配合歷史 文獻資料、民族學研究與相關理論，認為埋葬行為的變化是社會變遷的徵兆，反 映了上文化層晚期面對大批漢人進入時的「衝突、分裂與不協調」之現象，此研 究有別於漢化歷程的單一解釋，試圖以噶瑪蘭人的角度去詮釋面對外來文化所產 生的內在矛盾與變遷過程。

針對遺物方面的研究，陶器部分已有圖錄專書出版（陳有貝等 2005），呈現 出淇武蘭人的陶器樣貌與特點，碩士論文則有富田倉雄（2008）以認知考古學的 概念討論幾何印紋陶罐背後的潛在邏輯。鄭玠甫（2007）則以玻璃珠作為研究對 象，透過對其製作工序、出土現象以及民族誌材料的研究，認為鐵器時代與歷史 時代的玻璃珠可能來自於相同的作坊，且從考古脈絡中觀察到玻璃珠進入社會後 有被重組的現象，代表了外來物被賦予新的意義，而玻璃珠中的「雙層夾金屬箔 玻璃珠」則有可能為威望物品，是保持與建構淇武蘭社會階序的媒介，間接地說 明了階級社會的可能性。陳光祖則（2008）透過鉛同位素的分析方法研究此珠，

結果顯示出其原料與中國出產的鉛礦相當類似，暗示了玻璃珠的來源，同時其它 的瑪瑙、金屬飾品在淇武蘭遺址也未發現生產廢料，初步研判這些裝飾大部分皆 為外來品。王淑津、劉益昌（2007）則突顯 16、17 世紀時期由西班牙人或荷蘭人 所帶來的新興貿易階段，有別於以往規模較小的對外貿易關係，以上這些研究呈 現出玻璃珠的類源關係及來源可能，從歷史角度出發帶出玻璃珠身為交換體系一 環的運作，透過玻璃珠勾連了島內外的互動關係。

謝艾倫（2009）則以歷史考古學視角對上文化層的陶瓷器進行分析，一方面 透過文獻、出土脈絡呈現出陶瓷器流入淇武蘭社會的時代背景，另一方面比較在 地的陶器與外來陶瓷在層位上的消長與墓葬中代表的意涵，論述淇武蘭人對於外 來陶瓷自有一套認知與區辯，說明了淇武蘭人的主體性，對他們而言，這些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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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器兼具「外來」與「在地」的雙重身分，同時作者也透過物的生命史展現淇 武蘭人生活上的鉅變。

以上的研究呈現了淇武蘭遺址豐富的材料所引伸的討論，筆者希冀對淇武蘭 的裝飾品作全面性的檢視，並且關注於不同考古脈絡下的分析，特定脈絡中對不 同物品的使用方式，或是在不同脈絡下對相同物品的使用方法，皆會透露出物品 在社會中可能的價值意義。期望能藉著釐清每一類裝飾品的使用以探究其佩帶邏 輯，再從此佩帶邏輯中進一步探究淇武蘭的社會文化。

（二） 臺灣地區鐵器時代裝飾品之研究

臺灣地區考古出土的裝飾品在新石器時代以玉器為主流，之後玻璃、瑪瑙、

金屬質地為主的外來物質進入並逐步盛行，到了鐵器時期玻璃珠等幾乎取代了以 往以玉器為主的裝飾文化，陳奇祿先生（1988: 209）對現代原住民物質文化的考 察已不見玉質製品，與原住民相關的早期文獻也無玉器的記載。本文試圖理解鐵 器時期淇武蘭遺址出土裝飾品在社會中的角色，故將重點置於玻璃、瑪瑙、金屬 質地為主的裝飾物討論上。此階段的裝飾品型式大多為珠子或環形器，珠子在世 界各地是相當熱門的課題，東亞已有許多重要研究，更是考古學家、歷史學者、

經濟史與藝術史研究者共同關心的問題（陳光祖 2005: 163）。Peter Francis（2002）

的Asia’s Maritime Bead Trade 一書可謂珠子的代表作。書中對於亞洲三百年來的貿

易珠有詳盡的研究，珠子在世界中無所不在的廣泛運用，其背後也牽涉到人群的 觀念與行為。儘管珠子形體小容易被忽略，但其中仍包含豐富訊息，討論議題涵 蓋形制、年代、製作工序、用途、類源關係、區域交換體系等，隨著越來越多的 考古出土更是提供了上述議題的研究框架。

臺灣良好的地理位置造就長期以來與外來者之間的貿易，早期以漢人為主，

17 世紀因歷經西班牙人、荷蘭人的占領，外來物質的輸入更為頻繁。然而臺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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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163-178、2008: 602-606）、鄭玠甫等（2008: 199-200）即透過科學分析方 法對淇武蘭上文化層的含金屬箔玻璃珠進行檢驗，認為玻璃中的鉛同位素近似大

（2005: 163-178、2008: 602-606）、鄭玠甫等（2008: 199-200）即透過科學分析方 法對淇武蘭上文化層的含金屬箔玻璃珠進行檢驗，認為玻璃中的鉛同位素近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