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 討論與結論
第三節 結論與未來展望
淇武蘭遺址出土大量且種類繁多的裝飾品，其中99%為外來物，包含瑪瑙、玻 璃與金屬質地的飾品，而骨、木與貝質飾品則為自製。此不僅是淇武蘭遺址的單 一現象，在同時期的臺灣各地區皆出現了珠子等外來物，但大多的討論集中在生 產與交換面向，筆者認為過於著重於外部的討論易忽略當地社會本身的主體性與 能動性。因此本文嘗試從遺址內部的裝飾品使用面向出發，調整將當地社會僅視 為接受者的看法，最後將主軸拉回十七世紀前半時期，以淇武蘭的內部觀點以及 馬賽人的經濟需求下論證，說明人群間各取所需的互動關係。
首先，考量各個面向的裝飾品是理解其使用特點的最好途徑。筆者整理不同 的出土脈絡，分為生活面、墓葬面以及廢棄面進行討論，特別是透過墓葬中與人 骨的相伴關係，除提供裝飾品的佩戴方式之外，也呈現出部分性別與年齡的裝飾 差異。出土脈絡之外，筆者也檢視時間與空間上的裝飾品分布，不同時期的外來 裝飾可與同為外來物的陶瓷器作一對照。而空間上的分佈也極為重要，可釐清裝 飾品在此社會中有無集中控制情形。
淇武蘭遺址的居民已可對應到噶瑪蘭族，在西班牙、荷蘭時期即有此村落的 記載，因此，就此部分而言，淇武蘭遺址的研究已進入歷史考古學的範疇。筆者 在文中也以考古與歷史文獻彼此印證的方式進行探討。文獻背景能使考古材料立 基在更大的視野下作討論，而考古材料則可勾勒出更完整、真實的歷史圖像，在 淇武蘭遺址的研究中，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出淇武蘭社會中在西班牙、荷蘭人進入之前，早已存在一套對 於裝飾品的認知與分類原則。裝飾品普遍擁有財富、聲望的意涵，其中的瑪瑙珠、
金屬鈴鐺在喪葬行為中各有其身分代表的意義，而瑪瑙珠更是呈現有世代傳承的 可能，其餘裝飾品則具有價值上的程度差異。突顯出飾品種類雖多，但淇武蘭人 確實有其分類與區辨原則，並將外來飾品與自製飾物結合，可視為將外來飾物納 入自身體系一環的證明，說明了淇武蘭人的主觀意識與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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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在淇武蘭人本身對於裝飾品的認知上，可以進一步釐清十七世紀貿易網 絡中人群的互動關係。遺址中的大量外來物不僅是外來勢力帶來的貿易興盛，其 中更反映出人群的需求。馬賽人與以往比起可能更需要從事交易以獲取所需，原 本的傳統物產交換必須更擴大、更密切，而淇武蘭此時村落人口眾多、米糧充足，
外來飾品原本即存在於社會文化結構中，在此背景之下，造成更多外來飾品直接 或間接地流入淇武蘭社會中作為物產的交換。
促成淇武蘭社流入眾多外來物的原因可能不只一種，筆者在此是立基於裝飾 品的角度與其時代背景作詮釋，試圖突破以往由外部貿易網絡到內部使用脈絡的 研究方向，而改以先從內部的出土脈絡著手，反觀其背後的交易網絡。以此種方 法用於淇武蘭遺址的例子中，也說明了有其可行性，或許並非適用於其他地區的 遺址，但也提醒了研究方法需針對不同時代、不同地區而定。
本文目前僅由保存較佳的上文化層材料中出發，實屬階段性的研究，而淇武 蘭人對於裝飾品的認知觀念究竟何時形成？仍有待進一步探討，或許結合下文化 層的出土內容能提出更完整的看法。但下文化層的出土遺物保存尚不及上文化層，
同時也需先釐清上下文化層之間的關聯，因時間與人力資源有限，未來希冀對下 文化層能一併檢視，更細緻的釐清裝飾品的流通與使用。目前的研究也呈現出部 分裝飾品有其特殊性，特別是瑪瑙珠與女性之間的關係，在現代噶瑪蘭民族誌中 也可看到相關記載，倘若更深入的探究，相信能更豐富勾勒早期噶瑪蘭人的圖像。
筆者僅從一個遺址中出發研究，不免忽略同時期與其他遺址間的互動，未來 若能進一步與宜蘭或其他地區的鐵器時代遺址作比較，如北海岸的遺址，或許更 可理解其交易動線，以及研究是否有以裝飾作為族群性（ethnicity）的表徵，此也 為筆者相當感興趣的研究方向，希望於未來一併檢視之。
最後，筆者希冀透過本文說明裝飾品具有其研究潛力，外來裝飾在臺灣的鐵 器時代相當流行，若僅用來考證貿易網絡下的互動證據也不免可惜。若能全面檢 視裝飾品，以及以衣飾文化的概念視之，更能發揮此物特有的價值與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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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淇武蘭遺址上文化層的各年齡層墓葬資料
其中陪葬品後方的數字為出土件數，部分無法計算件數的以文字敘述之，例如琉璃管珠 3 表示出土 3 件琉璃管珠。出土狀況主要敘述 裝飾品於墓葬中與人骨相伴的關係。
年齡層 歲數 墓葬 陪葬品 出土狀況
年齡層 歲數 墓葬 陪葬品 出土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