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 討論與結論
第二節 淇武蘭遺址與外的互動關係
（一） 臺灣北部早期貿易的文獻背景
要理解宜蘭地區的外來物背景，有必要先考察北部的傳統交易互動圈。陳宗 仁（2005: 27-77、342）透過文獻紀錄，說明淡水、雞籠等沿海地區早在十七世紀 之前已有相當程度的島際貿易與內陸貿易，島際貿易中的商販包含漢人與日本人，
島內則有住民間的彼此交易，然此種貿易的規模較小且影響有限，大多數村莊自 給自足。到了十六、十七世紀因受到外部的政治以及經濟影響而捲入了東亞的長 程貿易圈，臺灣位置位於重要的經濟戰略地點，往後歷經西班牙人的佔領，但不 久後東亞海域開始商業不景氣，西班牙無力維持，荷蘭人因此趁虛而入取代其在 淡水、雞籠的統治。1664 年鄭氏政權驅逐了荷蘭人，之後重心南移不再重視淡水、
雞籠，清初時期此地區也未派官治理，外來勢力幾乎退出此區，回復到最開始的 漢人、原住民間的小規模交易。
宜蘭地區的住民對外來物的交易主要透過馬賽人（Basay）49，他們可說是這 貿易網絡中最活躍的一群人。據歷史學者（翁佳音 1999: 66-72，康培德 2003: 11-25）
的研究，馬賽人具有商業性格、富語言能力、擅長操舟航行及工藝建造等技能，
他們散居於北部及東北部的海岸或河口地帶，村落間彼此有婚姻及交易上的往來 聯繫，並運用此特點發展工藝或貿易生計，雖居住的地理廣幅大但仍具有集體特 性及互通的內部網絡。
早期北部住民間的貿易主要以海路進行，沿著淡水、雞籠、噶瑪蘭與花蓮北
49 馬賽人若依語言學的角度視之，其主要分布地點為基隆河流域以及以北的沿海一帶，以及蘭陽 平原的哆囉美遠(Trobiawan)與里腦(Linau)兩社，詳細的內容可見詹素娟(1999:94-100)的整理，而(康 培德 2003: 2)則認為語言學的採集呈現的是二十世紀馬賽人的分布，可否對應到十七世紀是有問題 的，因此僅就文獻紀錄作整理推測，認為十七世紀的馬賽人社群指涉的是金包里(Taparri或 Taporij)、
大雞籠(Quimauri 或 Kimaurij)、三貂(St.Jago)、哆囉美遠(Talebeouan)以及哆囉滿(Taroboan)五社。
此外，根據文獻記載顯示，宜蘭的噶瑪蘭人會在收穫季節間，前去淡水並埋伏於淡水河附近，以 獵取當地人或漢族商人的頭(李毓中譯 2006)，顯示出噶瑪蘭人也有前往異地的經驗，從淇武蘭遺址 中出土的木船槳也多少證明噶瑪蘭人應具備操舟航行的能力，不排除可能也會自行與外族交易，但 關於其自行交易的文獻記載不多，應還是大多透過前往宜蘭地區的馬賽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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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此一路線，往後西班牙人、荷蘭人進入之後，他們也同樣循著這條交通路線尋 找傳說中的黃金，並仰賴已熟知路線的馬賽人進行獲取情報以及交易買賣等事務
（翁佳音 1999: 66-72）。1632 年西班牙 Esquivel 傳教士的記述中談到，雞籠以及北 海岸的住民不會耕種，其維生主要依靠捕魚、打獵、製鹽、建屋、製作工具，並 以這些技能與其他地區交換米糧，傳教士更將馬賽人稱為鄰近居民的手與腳；另 一份資料則敘述雞籠、淡水的住民與漢人進行以物易物，另外也有原始形式的貨 幣—珠串，當時傳教士呼籲西班牙人與原住民交易時要用珠串，此珠串的價格是 由中國商人而定，但對西班牙人來說，這樣的價格似乎是相對較低的（李毓中、
吳孟真譯 2006）。另外，在 1644 年荷蘭人詢問金包里人（馬賽人），他們提及淡水 出產米、硫磺以及木材，但噶瑪蘭出產更多的米及鹿角，也有黃金，因此金包里 與三貂的住民常會帶著與中國人交易來的鐵鍋、Canagans 布以及粗布前往交換。
由此可知交易活動大致上的進行方式，主要為漢人帶著布、珠串、瓷器、鐵 器、寶石到淡水、雞籠與馬賽人進行交易，而馬賽人再將此貨物轉賣到位於東北 或東部的住民，以此換取其日常所需，對於住民而言，馬賽人可說是外來貨物的 轉賣中介（陳宗仁 2005: 42），宜蘭地區的村社應是主要透過此方式獲取外來物。
康培德（2001：224-233）根據十七世紀的荷蘭文獻與地理區位，將宜蘭沿海 地帶依其水系劃分成三個區域50，而淇武蘭的所在區域為宜蘭北部的舊頭城河一帶，
此區域中靠海的哆囉美遠社即是一個馬賽人的村落，也是與外的互動核心，維持 著與三貂、大雞籠以及淡水社的交易往來。淇武蘭社相對較內陸，在當時是此區 域中的人口重心，1648 與 1650 年的村社人口數調查皆為 160 戶，840 人（中村孝 志 1994：205 - 208）。到了十八世紀漢人大量進入，並由溪北開始墾殖，逐漸影響 生存於此的噶瑪蘭聚落，到了十九世紀時，淇武蘭社的人口數僅餘 49 人（姚瑩 1996[1829]：77-80），而哆囉美遠社成了此時的人口重心，反映出兩百年間聚落人 口與空間已有了大變化。
50 此三個區域由北到南分別為舊頭城河、冬山河或加禮宛溪與蘭陽溪下游區域，其中冬山河與加 禮宛一帶以冬山河岸的村落與外互動較密切，包含婆羅辛仔宛社與加禮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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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時代背景可知自古以來即存在著北部傳統互動圈，而西班牙、荷蘭進入 後可以說使得北部臺灣涉入了「世界體系」的一環，在這交易圈下，淇武蘭社會 又是扮演什麼角色？下節即從區域互動的觀點視之。
（二） 淇武蘭社會與外的區域互動
淇武蘭遺址中的外來物主要包含外來陶瓷與外來裝飾品，在外來陶瓷的部分，
謝艾倫（2009）的研究中指出，十七世紀的數量高峰主要受到東亞貿易興盛的刺 激，其後因外部貿易的不景氣影響而呈現低峰，到了十九世紀又因漢人大量進入，
大多仰賴從中國進口的家鄉陶瓷器皿，同時淇武蘭社也漸沒落式微，這些外來陶 瓷逐漸成為淇武蘭人的日常生活用具，因而此階段又呈現出外來陶瓷的數量高峰 及較高的器種率。
同為外來的裝飾品又呈現何種分布？淇武蘭的外來裝飾品包含琉璃管珠、瑪 瑙珠、玻璃珠與金屬類飾品，其中珠子類別就占了高於 90%的量。從採樣區的總 數量顯示於十七世紀時有一高峰現象，此後則逐漸遞減，到了十九世紀其數量與 十七世紀相比已微乎其微，此為與外來陶瓷最大的不同。由此可推測，早期的高 峰反映出此兩種外來物的交易相當興盛，而到了晚期則僅有外來陶瓷大量進入，
裝飾品似乎不在此一波貿易中，若此時背景為漢人所帶入，似乎意味著漢人對於 裝飾品並無需求，因此未攜帶此物或毋須進口此物品。
若就此一時期的空間上而言，宜蘭其他地區與北海岸的遺址，也發現有珠子、
金屬飾品、陶瓷等外來物內容51（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小組 2005a、2005b，
劉益昌 1993: 38、1997: 234、235），遺物的相似性證明了兩個區域之間確實有其 互動關係。但因許多遺址尚未進行大規模的發掘工作或是發表發掘報告，因此難 以將淇武蘭遺址的裝飾品與其他遺址進一步作詳細的數量或空間比較。但僅就淇 武蘭遺址出土的外來物而言，其數量與種類相當多，且由遺址中的聚落空間來看
51 宜蘭地區的功勞埔、加禮宛、武淵、大竹圍遺址等皆有發現瑪瑙珠，其中加禮宛與功勞埔遺址 也有環形器，功勞埔遺址另出土金屬鈴鐺，以及大竹圍遺址出土琉璃管珠。而北海岸方面，如深澳 遺址也有瑪瑙珠、琉璃珠、銅飾的出土。這些型制類型皆與淇武蘭遺址的裝飾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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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呈現普及現象。
外來陶瓷與外來裝飾品皆在早期同樣因交易大量進入，但筆者認為其中的外 來飾品，特別是珠子而言，於內及於外都有特別的意涵。如上節所述，淇武蘭社 會本身對於外來飾物即有一套詮釋與分類，因此，外來飾品的交易一開始即奠基 在淇武蘭人的偏好上。同樣的珠串，對於淇武蘭人來說是財富、聲望，而對於西 班牙人、漢人而言，珠串是用來交換馬賽人貨物的交易媒介，特別在西班牙人的 眼光中，是以貨幣的概念視之，傳教士也呼籲西班牙人多以珠串與當地人交換，
而馬賽人再以珠串與噶瑪蘭人以物易物。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淇武蘭社在所處的舊頭城河區域中，是屬於較位居於內 陸的，哆囉美遠社則是靠海岸。若以交易的距離網絡來看，較靠近沿海水系的村 落會較先且較容易進行貿易，但相對較內陸的淇武蘭社也有大量的外來物。若以 交易方將珠串視為貨幣而言，珠子數量可顯示出交易的興盛狀況，淇武蘭社在十 七世紀前半的外來物高峰，說明了西班牙與荷蘭勢力進入北臺後交易加劇的現象，
若將西荷勢力視為中心，筆者認為此加劇的程度更是突顯出地方的角色—淇武蘭 作為西荷或馬賽人的直接或間接經濟補給。
以十七世紀荷蘭人的戶口調查來看（中村孝志 1938: 1-7），淇武蘭社為當時宜 蘭平原中最大的村落，要能夠供應這麼多的人口，想必應有足夠的米糧。從考古 證據也顯示出稻米為最常見的生態遺留，同時許多坑穴現象中也有稻殼集中情形，
並分布於聚落空間中的住屋附近，推測可能是丟棄或是掩蓋其它物品之用（陳有 貝等 2008c）。考古資料以及文獻皆顯示出稻米的盛產，淇武蘭社應是主要以稻米 以物易物，同時也輔以地方土產（康培德 2001: 234）。從文獻可知十七世紀上半 除了金包里、三貂社、哆羅滿社有糧食的需求外，尚有西班牙人、為西班牙人工 作的菲律賓人以及後來的荷蘭人，西班牙的人口為臺灣北部增添了 400 至 700 之 間的人口數，且多數為士兵，而荷蘭人在臺灣的人數最多時約絡 1800 人左右，由 此估算分布於北部的人數應也不容小覷，其中馬賽人與西班牙人皆有留下至噶瑪
並分布於聚落空間中的住屋附近，推測可能是丟棄或是掩蓋其它物品之用（陳有 貝等 2008c）。考古資料以及文獻皆顯示出稻米的盛產，淇武蘭社應是主要以稻米 以物易物，同時也輔以地方土產（康培德 2001: 234）。從文獻可知十七世紀上半 除了金包里、三貂社、哆羅滿社有糧食的需求外，尚有西班牙人、為西班牙人工 作的菲律賓人以及後來的荷蘭人，西班牙的人口為臺灣北部增添了 400 至 700 之 間的人口數，且多數為士兵，而荷蘭人在臺灣的人數最多時約絡 1800 人左右，由 此估算分布於北部的人數應也不容小覷，其中馬賽人與西班牙人皆有留下至噶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