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第二節 文獻回顧

過去對於賽鴿研究的取徑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的研究多將賽鴿等同於 賭博，視之為社會問題，探討鴿友沉迷於賭博的原因。周佳穎 (2008) 透過問卷 調查發現，鴿友的成就感、參賽的刺激感是他們涉入賽鴿的主因，而涉入程度 越高的鴿友，沉迷傾向越嚴重。溫偉勝（2011）則提出以下四個促成賽鴿賭博 的成因：首先，受朋友或家人影響而從事賽鴿賭博，成為一種長期的習慣成癮。

第二，鴿友試圖合理化賽鴿賭博是一種長期投資，鴿會則企圖轉向運動競賽的 論述，破除大眾對賽鴿賭博的不良評價。第三，賭博雖構成違法，但法律卻未 強制執行，形成參與者的無犯罪感。第四，封閉與嚴密的彩金分配，促成鴿友 對鴿會的信任。然而，這類研究直接將賭博上綱為社會問題，容易忽視賽鴿賭 博所處的特定社會文化脈絡，扁平化參與者對賽鴿的認知與詮釋。

第二類的研究則試圖破除賽鴿與賭博污名的連結，採取文化詮釋的觀點，

討論賽鴿對於參與者的意義與認同，以及賽鴿的社會連帶功能。Geertz（1973）

將巴厘島鬥雞視為一種完全無理性的深層遊戲（deep play）， 在鬥雞的深層遊 戲中，最重要的並不是物質性的金錢獲得（賭金），而是名望、榮譽、尊嚴，這 些在巴厘島社會代表著一個意味深遠的詞「地位」，也就是建立巴厘社會的尊卑 等級制度（1973：433、446-447）。一些賽鴿研究便嘗試援用 Geertz 的文化詮釋 觀點進行分析，邢淵博（2012）從參與者的認知框架中，歸結出鴿友皆具備熱 情、耐心和愛鴿的基本條件，他認為賽鴿所牽涉的龐大賭金雖然是推動他們投 入心血的一大動機，但比賽所帶來的滿足與認同感，才是賽鴿者持續投入賽鴿 活動的因素。而 Johnes（2007）探討英國在 1870 至 1950 年間的賽鴿活動，指 出賽鴿反映了工人階級男性的文化認同，參與者不僅為了贏得以彩券、食物或 酒作為賭注的物質性獎賞，飼養與訓練鴿子所帶來的成就感亦是重要的因素。

Jerolmack（2013）則對紐約 Bronx 賽鴿俱樂部進行參與觀察，他發現賽鴿戲劇 化 男 人 與 自 然 的 搏 鬥 ， 引 領 他 們 進 入 了 一 個 令 人 著 迷 的 世 界 （enchanted world），強化了彼此之間的社會連帶，形塑出養鴿人的集體認同。不過，這些 研究雖然皆提及了競賽獎賞或非正式的下注機制，但卻淡化了經濟的驅力，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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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會文化與經濟的對立思考，難以解釋賽鴿參與者對於贏得比賽獎金的渴望，

以及他們發展出的各種參賽策略。

第三類的研究分析賽制與比賽規則，探討制度對賽鴿活動及其參與者的形 塑力量。王淳堯（2007）主要以空間研究的角度切入，說明比賽規則建立的空 間計算與數字，如何協助鴿會組織做到公平、公正且公開的運作和裁決。簡妤 儒、黃亞晴（2016）則提出，台灣賽制變遷與比賽規則形塑的「公平」集體共 識，是賽鴿地下經濟得以運作和維繫的重要社會機制。賽制規則一方面打造了 鴿會與鴿友之間的制度性信任，另一方面也創生了「人人有機會、個個沒把握」

的社群特性，吸引鴿友們的持續參與。然而，這些處理制度與社會機制的研究，

卻較少著墨賽鴿活動中的社會關係與互動，如何協助賽鴿參與者獲取資源、形 成合作，甚至動員妻子的勞動力？

上述的國內外賽鴿研究，大致上已從個人的經濟趨力或心理成癮、社會文 化意義以及制度的面向，回答了「賽鴿者為何參與」的問題。不過，整體而言，

這些研究鮮少突顯出賽鴿賭博具有的風險特性，分析賽鴿者在風險中如何行動 的策略。過去已有相關的地下賭博研究，指出賭客對於賭博風險的管理策略，

例如葉俊男（2012）提出，台灣地下六合彩的下層賭客會運用分散簽注的交易 方法，避免上層組織無法支付獎金的風險，以及緩解積欠單一組織龐大債務衍 生的暴力討債風險。但是，六合彩的賭客並不像參與賽鴿賭博的鴿友，必須自 己作育鴿子，再插注這些選手鴿，一齊與其他鴿友參賽競爭，並以賽事結果作 為賭博的輸贏。因此，本研究嘗試在賽鴿賭博可能造成的經濟風險脈絡下，探 討鴿友們如何「成為贏家」的賭博實作與策略。

為了回應既有賽鴿研究較少著墨的面向—賽鴿者在賭博風險下形成的實作 和策略。首先，本研究嘗試引入場域的概念工具，將賽鴿的致勝要素概念化為 資本，探討握有不同資本條件的行動者，發展出什麼樣的行動策略。第二，援 引關係性工作的概念，討論賽鴿參與者如何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形成合作策略，

描繪合作雙方如何管理與協商彼此的關係。最後，帶入性別的面向，分析男性 賽鴿者在賭博可能危害家計的風險下，如何建構養家的陽剛氣概，合理化自身 的參與，甚至動員妻子的協助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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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賽鴿作為場域：資本的使用、動員與轉換

相較於其他類型的賭博，賽鴿既講究養鴿知識技術又存在機運成分的特性，

使得參與者在賭博風險的脈絡下，會發展出如何贏的認知與策略。簡妤儒、黃 亞晴（2016）描繪了在混合科學理性和機運的賽制之下，鴿友們會依據自身的 經驗（相信技術實力或相信運氣）和經濟資本條件（高或低），發展出管理賭輸 風險的行動策略。此外，她們指出人際網絡似乎也能為某些鴿友帶來賽鴿資源，

諸如種鴿和資金。然而，她們並未進一步將技術實力和人際網絡概念化為資本，

細究經濟資本、技術資本和社會資本在賽鴿賭博中可能發揮的作用，以及探究 行動者如何使用自己所擁有的資本。因此，本研究試圖援用 Bourdieu (1984) 的 場域概念工具，將賽鴿視為一個場域進行分析，指認出賽鴿場域中的重要資本，

以及根據資本類型與總量劃分出的不同行動者。

Bourdieu 致力於解決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長久以來的對立，指出結構與實 作的辯證關係。Bourdieu (1989) 提出客觀的社會空間 (social space)，即場域 (field)，以及主觀的象徵世界，即習性 (habitus) 的相互形塑關係，企圖克服上述 的對立，呈現雙重結構化的社會世界。場域是由資本組成與資本總量劃分出的 相對位置關係，坐落在這些社會位置上的行動者，會隨著時間變化發展出不同 的移動軌跡。而坐落在不同客觀位置 (position) 的行動者，會形成相應的主觀認 知和行為邏輯傾向 (disposition)，即特定的習性 (habitus)。簡單來說，行動者根 據自身的資本條件，會發展出特定的實作方式。 Distinction (1984) 這本書，便 是運用上述思考架構進行的經驗分析，體現法國不同階級的人們在實作中產生 有所區別的品味與生活風格。他指認出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在法國日常生活場 域的作用，並以這兩種資本的總量多寡，區分出不同的社會位置及行動者：教 授、自由職業者、大商人、工人等等。而這些客觀社會位置產生的習性，即一 種對身體形象的認知，會影響行動者在消費食物的實作過程，形成各自的品味 (taste)，系統性地產生一套獨特的生活風格。

場域這個概念工具對我的賽鴿研究有以下兩個啟發。第一，它協助我仔細 考察看似「人人有機會」的賽鴿社會空間，存在著什麼樣的資本結構因素，影 響行動者對於比賽結果的詮釋。例如不少鴿友會特別強調成功必須具備種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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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和管理訓練這幾項要素：「武器(種鴿)要先進，資金要雄厚，飼養要高手 啦（阿信）」；又或者有些鴿友會透露人際網絡可以協助他們獲得一些賽鴿資 源。第二，它啟發我將鴿友提及的這些可以掌控的成功要素概念化為經濟資本、

技術資本和社會資本，並討論這些資本在場域中的作用，以及它們可能為行動 者帶來的助益或限制。

然而，我亦特別注意到場域分析可能帶來的侷限。Bourdieu 的分析往往預 設了行動者擁有的資本類型和總量是一個靜態、給定的條件，且必然帶來某種 特定的實作，而欠缺中間過程的解釋。Lareau (2015) 透過研究不同階級家長對 孩子學校教育的參與差異，指出擁有文化資源，以及從文化資本中實際獲得社 會優勢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家長的文化資本會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被動用 (mobilized)，進一步轉換為孩子們的社會優勢。因此，擁有某項資本的行動者，

不會自然而然就獲得這項資本帶來的益處，我們需要看見中間的動員與活化過 程 (Lamont and Lareau 1988)。

除 此 之 外 ，Bourdieu (2011[1986]) 也 指 出 不同 類 型 資 本 之 間 具 有轉 換 (convert) 的關係。雖然他探討不同類型資本之間的轉換，說明轉換的策略是為 了再製資本的優勢、協助行動者流動至較好的社會位置，但卻沒有進一步分析 資本之間的轉換在什麼情況下會發生，以及行動者如何使用這樣的轉換作為尋 求優勢的策略。因此，本研究試圖在賽鴿場域中帶入過程性的分析，討論不同 類型的賽鴿參與者，依據自身的資本條件，會發展出什麼樣的行動策略？他們 如何運用、動員與轉換手中握有的資本，以利提升贏得比賽與獎金的機會？

二、關係性工作：互動與協商的賽鴿合作策略

過去的賽鴿研究雖未將賽鴿的合作關係作為分析主題，但少數研究已揭露 賽鴿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不僅只存在競爭的面向，他們亦會聯繫起彼此的社會 關係，發展出合作的策略。王淳堯（2007：45) 的研究，以地理區位作為區隔，

描繪了參與同一地區鴿會的行動者之間的競爭關係，以及參與不同鴿會行動者

描繪了參與同一地區鴿會的行動者之間的競爭關係，以及參與不同鴿會行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