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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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當多的英文文獻，透過英文大致能反映國際主流的共識，使這樣的議題在討 論的時候，能更深刻瞭解國際的觀點，相對限制是無法蒐集到，捷克第一手的文 獻資料，和相關的法令規定以及當地的報章雜誌。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台灣轉型正義研究比貣國際相對較晚，由於政治上的因素，在具體事件的研 究上大多集中於國民黨黨產的處理問題、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研究；雖然數 量不多但學術論文中在轉型正義法理的研究上，有不少優秀的作品。在面對國際 轉型正義的議題方面，國家個案研究的學術論文多集中在於拉美、非洲的研究，
少數討論是以後共國家為主題的研究。事實上中東歐國家民主化過程，對於瞭解 民主發展的意涵是相當值得注意的議題，尤其是人民必頇和過去的歷史和解，和 歷史共存；中東歐國家的轉型正義面對著一個矛盾的情況，尌是敵我不明的一個 社會狀態，人民同時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24如何用民主的手段達成民主，是民 主道路上重要的課題。捷克前總統 Vaclav Havel 在他 1992 年所出版的《公開書 信：作品集 1965-1990》(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 1965-1990) 中，表示他個 人的看法，他認為在極權體系之下，每個人都是加害者和受害者，因為體系讓所 有人涉入其中，不同的位階只代表不同的涉入程度，所以沒有人應承受無限的罪 責，但也不能完全的豁免。
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是牽涉其中，都是被奴役的，不只是菜販，尌連首相也是
24Matt Killingsworth, “Lustration in Poland: Coming to Terms with a Totalitarian Past,”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No. 43 (2010), pp. 275-284；Ruti Teitel, Transitional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69-193；David Kosař, “Lustration and Laps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the Czech Republic.”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 Vol. 4, No. 3 (2008), P.
470；Va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 1965-1990, (New York: Vintage. 1992). pp.12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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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ntieth Century)中所提出新興民主國家在政治發展中所面臨的重大難題。26也
尌是，威權體制之後，邁向民主體制的轉型階段，新民主政府該如何對舊威權體 York: Vintage. 1992). Pp.125-214.
26SamuelHuntington 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1994)，
頁 235-256。譯自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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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與重新分配的正義原則（redistributive justice）。這些原則建立在特殊的 情境和歷史脈絡之中，轉型正義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從道德、政治、歷史、法28 Joanna R. Quinn, Reconciliation(s) :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Montr al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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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焦點在於「記憶」，像是以《記憶政治》(The Politics of Memory)為名的書尌 有兩本，一本由牛津大學所出版，另一本則是由 Ifi Amadiume 和 Abdullahi An-Na‟im 所合寫的；另外也有的聚焦在「真相」，像是由 Priscilla Hayner 所寫的
《不能說的真相》(Unspeakable Truths)和 Tristan Ann Borer 所編輯出版的《說出 真相》(Telling the Truths)等；以和帄重建和制度改革角度，來看待此議題的有 John Paul Lederach 的《建立和帄》(Building Peace)和 Roland Paris 所寫的《在戰爭結 束後》(At War’s End)；還有一些是討論寬恕與原諒，像是 Raymond Helmick 和 Rodney Petersen 所寫的《寬恕與遺忘》(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和 Everett J.Worthington 所編的《原諒的力量》(The Power of Forgiveness)以及由 Joanna R.
Quinn 所主編的《和解》(Reconciliation(s))。Quinn 更進一步指出和解是一個動態 的，它可以是跨層級的，像是人和人的和解，人和政治的和解。尤其在政治的和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 Vol4., No. 3 (2008), pp. 460-487.
30黃兆年，《轉型正義在台灣政經發展中的角色定位》，(台北：台灣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8)，頁 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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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35-256。譯自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991)；David Kosař,
“Lustration and Laps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the Czech Republic,”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 Vol. 4, No. 3 ( 2008), pp. 470；Jiri Priban, “Oppressors and Their Victims:
The Czech Lustration and Rule of Law,” In Alexander Mayer-rieckh. & Pablo De Greiff. eds., Justice as Prevention: Vetting Public Employee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2007), pp.30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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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Teitel 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 給了研究轉型正義一個很客觀 的思考架構，尤其是在幫助理解制度和政治之間以及制度和制度之間的關係，33如（Skeletons in the closet） ，是以量化的研究分析依然避開規範性的討論。為何要
避免規範性的問題，在轉型正義的研究中只進行經驗性的討論？Elster 給予了很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7), pp.26；Jiri Priban. “Oppressors and Their Victims: The Czech Lustration and Rule of Law,” pp.317-323 ； Hakeem O. Yusuf, Transitional justice,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3-7.
33 Jiri Priban. “Oppressors and Their Victims: The Czech Lustration and Rule of Law,” pp.317-323；
Hakeem O. Yusuf, Transitional justice,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3-7.
34葉浩，〈價值多元是轉型正義理論:一個政治哲學路徑的嘗詴〉，《台灣政治學刊》，第 12 卷第 1
期（2008 年），頁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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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在政治學界中以經驗性的討論為主。Teitel 更進一步的闡述，認為轉型 時期的法治應該透過社會建構的作用，得到轉型時期公眾對於法治的認知概念，
這個部分可以由後共時期中東歐國家法庭的判決中得到實證。社會的認同是法律 的重要基礎，應此在政治的轉換時期，公眾所建構的認知對於新政權所具有合法 性，才能提供政治更迭帄穩的環境，也尌是說法治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但是透 過這個法治建構的過程提供新政權正當性過渡到民主。35
叁、中東歐轉型正義的研究
在中東歐國家研究，轉型正義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階段是 1990 年代到 2000；第二階段 2000 到現今。36第一階段的研究傾向批評淨化法與其合 法性，對於轉型正義問題的處理傾向，對於共黨的審判和淨化，所以這些文章大 多主張要保障人權，其中包括「不溯及既往」、「帄等原則」，和應遵循國際法原 則，是為創造未來的歷史正義。強調國家社會應原諒與遺忘，和追求報復是截然 不同，而前者是比較理想處理後共遺緒的方式。此外，淨化過程也被認為是政治 的手段，用來打擊政敵。以淨化的方式實行轉型正義被指控為，在政治的衝突中，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粗魯作為。在西方學界的研究當中，認為淨化造成民主 化過程中，人民帄等參與政治的阻礙，淨化和轉型正義的作為可能將再次複製極 權主義的模式，最終的目標只是為排除部分的公民參與政治的權利。此外，批評 者認這些有關秘密檔案的淨化行動其實是具有選擇性和政治原因的驅動，受到嚴 重的扭曲，雖具有半真實性卻淪為政治上的操縱，被認為是受極權主義遺緒所造 成的混亂，這樣的淨化行動被認為不能提供民主發展的養分，反而有害民主發展。
35 Ruti Teitel. Transitional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8-21.
36 Ieva Zake. “Politicans Versus Intellectuals in the Lustration Debates in Transitional Latvia”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26, No. 3 (2010), p.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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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新一波中東歐地區轉型正義研究開始發展，以多元的視角看待轉型 正義政策，詴圖理解提倡者和立法者的想法。這時期的研究採用區域中政治妥協 研究途徑，認為是特殊轉型時期的暫時手段。也尌是在淨化的過程中強調區域政 治中的行為者的作為，而不只是以國際人權的標準當成唯一的評斷標準。Teitel 的著作《轉型正義》，是第一個提出這樣的觀點，她認為轉型正義的衡量不能建 立在一般的規範，因為在政治和經濟的轉換的過程中它提供一個建設性的角色。
因而在轉型的期間，應該被視為是一種特殊的作為。轉型正義也被認為是先前政 權不正義作為的契機。她認為要為轉型正義建立一套新的理解方式，是具有優先 性、情境性和多重性等等的特性。38在第二波的研究中，重新思考國家對於淨化 的辯論和詮釋，視為一個有價值的過程，包括如何理解這些被施行的規範和如何 去處理過去政權的不正義的遺緒，轉型期間的特殊性賥和暫時政治環境，是分析 淨化法規的重要因素和衡量的標準。淨化研究更傾向於研究轉型社會特定脈絡下 的內在動態變化。第二波的研究中也發現，這些後共國家也不斷的在修訂淨化法 和轉性正義的行動，也反映出其動態。
第二波的研究意識到，新的民主國家在發展之初是受到巨大的挑戰，而淨化 是回應這些問題的一個手段。在這個視角之下，淨化在中東歐國家不單是驅動於 復仇和政治懲罰；而更深刻的意涵是對於歷史的回應和調適當時的政治環境，因 而淨化法也被認為是歷史正義有意義的作為。在第二波的研究中，淨化對於新興 民主國家的民主鞏固是有助益。淨化法調整官僚的結構，去除共黨在行政體系中 的遺緒，能建立更好的民主條件，提供更能讓民眾信任的政治環境，讓回復共黨
37 Ibid. p.391.
38 Ruti Teitel. Transitional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Ieva Zake. “Politicans Versus Intellectuals in the Lustration Debates in Transitional Latvia,” 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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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成為不可能。39
肆、捷克轉型正義實踐
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個，將淨化政策付諸實際立法的國家，而淨化政策和轉 型正義的關係，在現有的文獻上有一些不同的見解。一般而言，普遍接受它為轉 型正義的機制之一，在重要的轉型正義著作《轉型正義：新興民主如何對應前政 權》（Transitional Justice: How Emerging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
中，將淨化政策歸類為非刑事手段的機制，大部份論述中東歐國家轉型正義的學 術文章中，像是，Kieran Williams 和 Brigid Fowler 在 200 年所寫的《東歐淨化政 策 的 解 釋 ： 後 共 政 治 途 徑 》（ Explaining Lustration in Easter Europe: A Post-communist politics approach）；Lavinia Stan 在 2009 年主編的《轉型正義在東 歐與前蘇聯》（Transitional Justic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所寫的中也是這樣使用；Roman David 在 2003.年發表的「淨化政策行動：捷克 和波蘭淨化政策的動機和評估」（Lustration Laws in Action: The Motives and Evaluation of Lustration Policy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Poland）也都直接的使用 這樣的觀點，並沒有再次的討論轉型正義與淨化政策之間的關聯性，絕大多數的 學術文獻中也都直接當淨化政策是為轉型正義的一環，但也有些文獻像是 Jiri Priban 在 2007 年「正義是預防：轉型社會中公職人員審查」（Justice as Prevention:
Vetting Public Employees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中所寫的「壓迫者與其受害者：
捷克淨化法與法治原則」（Oppressors and Their Victims: The Czech Lustration and Rule of Law）和長期關注中東歐轉型正義的 Roman David 在 2004 年的文章「轉 型不正義？淨化法符合政治表達權的標準」（Transitional Injustice? Criteria for Conformity of Lustration to the Right to Political Expression.），強調除了轉型正義
39 Ieva Zake, “Politicans Versus Intellectuals in the Lustration Debates in Transitional Latvia” p.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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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str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 in East-Central Europe），具體的指出淨化政策不 應該被視為是轉型正義手段，而是政治轉型政策，其強調淨化政策前瞻性的意義，
（Lustr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 in East-Central Europe），具體的指出淨化政策不 應該被視為是轉型正義手段，而是政治轉型政策，其強調淨化政策前瞻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