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探討

或在科技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內專門設立兒童教育區域，對博物館教育功能日漸重 視的趨勢儘管令人喜聞樂見，但若把大量學者研究博物館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教育的 新趨勢新發現直接演繹到柏林猶太博物館身上，即把它視為一間普通的博物館或是 科博館，那就又是另一種形式的浪費。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即是致力於填補上述兩方 面的學術空缺。具體而言，本文的問題意識包括以下兩點：

第一，尋找柏林猶太博物館和一般的民族史博物館或黑暗觀光景點有何區別？

從時間、空間兩個維度立體特寫柏林猶太博物館，捕捉這一場域內特殊的自我定位，

從而解析博物館的特質及其競爭優勢究竟為何？從觀光供給面的角度出發，考量柏 林猶太博物館具備哪些詮釋不和諧的歷史遺產的方式？以及怎樣運用或結合各種詮 釋手法？

第二，對於被那段不和諧歷史吸引而來的國內外觀光客，對於一批又一批出身 即背負起罪責的本國年輕人，對於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後代等博物館觀眾而言，

柏林猶太博物館到底意味著什麼？館方能夠以怎樣的服務回應他們各自的需求？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及問題意識，本節欲探討目前國內外既存的專書、期刊以及 媒體報道中，已有哪些與本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並讓他們與個案進行對話。筆者 對相關文獻進行了統整並將其分為四大類型：一為柏林猶太博物館的相關研究，二 為黑暗觀光定義及分類之研究，三為博物館詮釋的相關研究，四為博物館觀眾的相 關研究。

一、柏林猶太博物館的相關研究

雖然柏林猶太博物館的經營之道和文化沉澱可能還遠遠不及歐美各國歷史悠久 的公立博物館，但這一後起之秀從始至今都不缺乏話題性和閃光點。學者對柏林猶 太博物館的研究興趣大多始於 1999 年新館建築落成的時間點前後，紛紛聚焦於博物 館項目的意義和建築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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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yssen（1997）從柏林的歷史文本談起，有感於這座城市的文本在二十世紀被 書寫、擦拭又重寫而後烙下的印記和虛空，並對當時正在施工的柏林猶太博物館建 案予以了厚望，進一步解析了這棟建築的虛空感，認為大多建築籠罩在過去的陰影 中，惟有丹尼爾．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的這棟建築試圖串聯起記憶和人們 的關係，間接地喚起人們對德國認同和柏林地方認同的討論。類似的，Stead（2000）

也從美學和哲學的角度肯定了這一富有自省性的博物館項目，聲稱柏林猶太博物館 為當代歷史博物館往批判性機構發展提供了範本。Young（2000）也注意到了博物館 建築空間開放式的論述方式，但在討論里伯斯金的設計之前，他還花了相當大的篇 幅提及博物館建案遇到的阻力，這剛好提示筆者，要進一步關注博物館長達十二年 的施工期間容易被人忽視的各種蟄伏及其背後的原因，包括競標階段來自評審的擔 憂、設計師與政府預算的抗爭，以及德國再統一前後的一度停擺等等。

博物館在 2001 年正式開幕之後迎來了更多走入其中的近距離檢視，國內外學者 都將目光轉向了建築為參觀者營造的強烈感受，既有把柏林猶太博物館當作個案將 建築表現和戲劇表現作類比的研究（張蓉，2008），也有強調它和大屠殺記憶的高 度關聯性，拿它和其他奧斯維辛之後興建的結構主義作品作比較的研究（Rosenfeld，

2011）。然而針對柏林猶太博物館實務層面的文獻簡直屈指可數，即使略有涉及，

也多從展覽面向切入，例如 Broder（2001）在《明鏡週刊》上發表文章，對博物館 常設展中的展品提出強烈質疑，諸多 重要的猶太名人例如卡爾 ． 馬克思（ Karl Marx）、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雅各布．沃瑟曼（Jakob Wassermann）

等等都未被提及；Chametzky（2008）則對時空旅行般的常設展覽以及過去年度的特 展進行了詳細分析，總結了展覽部門側重家族歷史以及猶太融合的策展傾向，也透 過瀏覽博物館圖書室內的大量媒體報道以及參觀統計數據之分析，對這一博物館給 予了高度的認可。

經由上述對柏林猶太博物館過往研究的整理，越發明確了筆者在實務層面進行 研究的意義，試圖聯繫黑暗觀光的相關概念檢視博物館的詮釋手法以及各類教育推 廣活動，是以往學者不曾觸碰的研究角度。透過博物館每兩年出版一期的年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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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電子季刊以及博物館網站等官方途徑，不難梳理出博物館從戰前前身的猶太會堂 到興建結構主義新館建築的長期演進過程，這也是過往研究或多或少會涉及的部分。

然而筆者欲從集體歷史責任的角度重新看待博物館的發展過程，更為在意的部分也 會是後期服膺於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的空間拓展過程。

二、黑暗觀光的定義及分類

儘管柏林猶太博物館不是一間大屠殺紀念館，也沒有把應該記憶的歷史外化在 碑銘之上，但從建築到展覽再到各類教育推廣活動，多少都會涉及大屠殺的歷史和 意義，換言之，這樣的場所就是有意識地被建造出來讓人們去紀念，這樣的機構有 義務去呈現民族的集體記憶。就這一角度考量，柏林猶太博物館的觀光議題與所謂 的「黑暗觀光」（dark tourism）概念確有很多重疊的部分。

西方學者對於黑暗觀光的關注可以回溯到 1996 年蘇格蘭大學 Lennon 和 Foley

（1996）首次提出用「黑暗觀光」這一概念來定義那些與災難、死亡等悲傷事件有 關的旅行活動。隨後兩人在《黑暗觀光：死亡與災難的吸引力》一書中透過奧斯維 辛集中營、一戰和二戰遺址、肯尼迪遇刺等諸多案例介紹了黑暗觀光是如何漸入遊 客視野以及產生的深遠社會政治等影響力（Lennon & Foley，2000）。雖然兩人創造 了這一術語，但卻不是最早研究黑暗觀光相關現象的學者。對這種現象最初的研究 是以戰爭和暴力觀光的形式在寬泛的遺產觀光的背景下進行的，研究角度大多為歷 史的真實性與詮釋。此類觀光目的地之界定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越發廣泛，從早期觀 賞古羅馬角鬥士的表演、中世紀的朝聖以及公眾觀看死刑，到近代造訪各國的戰役 之地、災難發生地、監獄、墓園、大屠殺場所等等，自人類有能力旅行以來，人們 就會受到死亡痛苦與浩劫災難等地點或事件的召喚，甘之如飴地前往拜訪（Beech，

2009；Seaton，2002；Sharpley，2009）。

因為對時間、範圍的界定不同，學者們相繼使用了不同的術語指代類似觀光現 象：Rojek（1993）較早提出了「黑暗景點」（black-spot）的概念，具體指商業化的、

大規模的、或者名人的突發死亡地及墓地；Seaton 也在 1996 年提出了較為寬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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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觀光」（thanatourism）概念，用以描述完全或部分的、被現實或象征性的、

面對死亡的動機所驅使的觀光行為；Tunbridge 和 Ashworth（1996）認為在對大規模 暴力景點的正式認知中，不同的群體認知存在不一致，他們對景點管理和建設會產 生不同的影響，所以這些遺產又被稱為「不和諧遺產」（dissonant heritage）。這些 概念與黑暗觀光密切相關，既有重疊的部分，也有各自不同的邊界。正因為相關概 念的界定並不清晰，研究黑暗觀光的內容和主題才顯得十分廣泛和深入，尤其在黑 暗觀光類型研究方面，學者對其分類的標準也不盡相同。

Miles （ 2002）認為那些「與死亡或痛苦有關 的地點」（ sites associated with death and suffering）以及「死亡或痛苦實際發生的地點」（sites that are of death and suffering）這兩者是有明顯差異的，他指出黑暗與更黑暗觀光之間應有更多可能性，

因為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帶給人們的恐懼程度可能截然不同。Sharpley（2009）則綜合 了供給與需求兩個面向，他在闡述黑暗觀光景點設定的屬性與觀光客目的性強烈程 度之間的關係時，運用十字坐標的模型區分出純黑觀光（black tourism）、蒼白觀光

（pale tourism）、灰色觀光需求（grey tourism demand）以及灰色觀光供給（grey tourism supply）這四種類型，例如下頁圖 1-1 左下象限的灰色觀光需求是指帶有強烈 黑暗觀光需求的遊客，進入到某些並非有意識要把景點定位為黑暗觀光景點的場所。

Stone（2006）在此基礎上按照政治影響力或意識形態、觀光開發之導向、商業化程 度、產品詮釋之真實性、地點真實性、距離事件發生的時間遠近、供給的目的性以 及觀光配套的基礎設施等八大因素畫出了一張黑暗觀光的光譜圖，如下頁圖 1-2 所示，

由深及淺標定了六個等級。

8 圖 1-2 供給面的黑

暗觀光光譜圖 資料來源：筆者改 繪，參考 Stone

（2006：151）A dark tourism

spectrum: Perceived product features of dark tourism within a “darkest-lightest”

framework of supply

學者在試圖總結黑暗觀光吸引物類型，強調黑暗觀光種類多元性的同時，卻忽 略了一個景點、一間博物館它同時具有多種形態的複雜可能性。例如把柏林猶太博 物館單純設想成是大屠殺紀念場所的諸多遊客，他們的觀光行為就比較傾向於供需 十字模型左下象限黑暗需求大於黑暗供給的這一類型；又比如參加夏日文化派對的 在地居民可能就只是抱持著週末放鬆休閒的心態前往猶太博物館，於是就又符合模

圖 1-1 黑暗觀光的需求與供 給模型

資料來源：筆者改繪，參考 Sharpley（2009：19）Matrix of dark tourism demand and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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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左上角蒼白觀光的這一象限；同時 Stone 的光譜圖本身也不是量化研究的結果，在 實際使用時很難定量地在光譜上找到柏林猶太博物館應該在的確切位置，博物館既

型左上角蒼白觀光的這一象限；同時 Stone 的光譜圖本身也不是量化研究的結果，在 實際使用時很難定量地在光譜上找到柏林猶太博物館應該在的確切位置，博物館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