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與反思

透過柏林猶太博物館這一個案的成長經歷，再次讓筆者認識到，對於棘手遺產 的呈現必然會經過一段漫長的蟄伏期。德國人在克服過去的道路上已經前行了半個 多世紀，在解開迫害猶太民族這一心結的時候，恰又遭遇了兩德統一東西合併的歷 史糾葛。崇尚復古嚴謹同時又追求民主自由的雙重性格，致使他們在建立一座外人 看來再必然不過的博物館時，僵持徘徊了太久。對於正處於起草或孕育階段的黑暗 觀光景點建設計劃，個案發展至今的軌跡頗具參考價值，如若早日擺正景點的具體 目標和經營方向，在建設運營場館的初期先行詢問受益對象的期待和想法，又或是 關鍵人物發揮帶頭作用，結合相關社群由下而上積極參與，本著先求有再求精的態 度去摸索和實踐以教育為首要功能的互動模式，可能就不用再走十多年的彎路了。

個案驗證之下的黑暗性格模型，有助於類似的觀光景點挖掘潛在的可能性，打 破既有的刻板印象。博物館和紀念館的建築壁壘，圈起的並不一定是高高在上的神 聖殿堂，它可以是讓感官及身體去自由體驗的異質空間；沉重深刻的棘手主題，引 發的並不一定是情緒或話語的壓抑，它可以鼓勵不同生命經驗的人們在此相遇、傾 訴與聆聽；教育意涵濃重的設施及活動，並不意味著枯燥的填鴨式灌輸或強制洗腦，

它可以是聯繫實際生活、或在參觀前後碰撞出持續思考火花的觸發器；珍貴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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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資源，並非總是被禁錮在固定的場域之中，移動博物館等外展活動的形式打破 了觀眾向棘手遺產單項移動的被動態勢。

區分不同溫度、不同信息量的詮釋模塊，並將其靈活組合，以期最大程度滿足 不同觀眾需求的這種教育模式，在筆者看來是相當高效的一種操作形式。嚴格來說，

館方並沒有將資源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參觀客體，但這樣的「差別對待」有其必要性。

例如館方不會預設國外觀光客或其餘所謂的局外人能和這個陌生的主題達成高度共 鳴，因而推薦冷式或溫式為主的詮釋手段，盡可能提供完整卻表層的事實。而針對 國內的學生團體，館方會就會調整詮釋的立場，建議把某個歷史片段放大討論，加 入大量熱式詮釋的手段，挖掘事實背後的意涵。畢竟同樣一個景點對於不同的參觀 者而言的意義大不相同，如若用同質性較高的詮釋方式處理棘手的遺產，造成的效 果不是強人所難，就是敷衍了事。

再觀個案的一些細節之處，無論是博物館主人還是導覽人員，處理棘手遺產、

與觀眾有直接接觸的館員呈現年輕化、多樣化與專業化的特點。這在處理博物館棘 手遺產的主題時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他們能夠實現與年長觀眾的觀念繼承與交接，

以一個誠懇傾聽者的角度汲取前輩們的人生閱歷，也讓對方了解當代青年看待同一 議題時的真知灼見；另一方面他們也有機會消除與年輕觀眾之間的代溝，以一個積 極傳遞者的身份調動平輩或後輩們的討論熱情，讓對方意識到德國人與猶太人的糾 葛不是一個反復出現卻事不關己的話題。具有不同專業和成長背景的一線館員也是 博物館接待來自世界各地、處於各自敘事情境中的觀眾時，最大的武器和財富。這 不僅僅只是柏林猶太博物館的特點。筆者在參訪德國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紀念館時，

同樣遇到一位白俄羅斯籍的女大學生擔任館方的導覽人員，其內心散發的神聖責任 感，和對傳承歷史的強烈使命感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在台灣以及 大陸地區的諸多公立私立的博物館中，或已湧現大量年長有閒人士擔任志工並積極 投身導覽解說的現象。其發揮餘熱的激情，以及低成本的人力是博物館所需要的。

但基於個案的研究發現，筆者認為類似的文化機構同樣應該把機會和責任交給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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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政治、觀光等專業能力的年輕學者，搭建短期至長期的實習平台，將其所學 運用於實踐之中。這對歷史責任傳承，或教育功能的永續發展都是有益而無害的。

此外，筆者也驚訝於個案中的博物館之友概念和國內接觸到的各種博物館會員 制度之間的巨大差異。諸多大型的公立博物館廣設個人卡、家庭卡、教育卡、榮譽 卡等會員卡別，看似是降低了入會的門檻，但在筆者看來卻是掉入了另一種誤區。

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個案強調了會員觀眾的權益與一般觀眾權益之間需要作出明確的 區隔，而且前者的特別權益重點也不在於可以免費參觀博物館的常設展和特別展，

定期收取月刊、年報等等，而是有機會參加特別設計的教育項目，以及在策展人陪 同的狀況下更早地接觸到每年的特展，它將博物館會員制度的社交性和功能性提升 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基於國內的現況，筆者很難想象，身為一名非終身制或非榮 譽性的博物館會員，可以有機會與博物館的高級專員或部門主管頻繁地進行親密接 觸；甚至在館員的帶領下，跨出本館的範圍，一同參訪國內外其它相關的黑暗景點；

又或甘願成為館內特展開放前的小白鼠，方便館方做出及時的改進措施。

如今人們能夠消費的東西越來越多，但值得或需要咀嚼的東西卻越來越少了，

這對諸多擁有棘手遺產的黑暗觀光景點而言是一種令人堪憂的發展趨勢。人們或許 已經依賴或享受經他人事先加工處理之後的觀光產品，尤其在一些輕微黑暗的觀光 景點中，寓教於樂的、迪斯尼化的互動體驗裝置往往倍受青睞。如此可以想見，不 需多時人們便會逐漸喪失處理一手資訊、保持主觀思辨的良好習慣。在分析柏林猶 太博物館教育部門為學校團體設計的學習單，並以此為標準比對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的學習單之時，便讓筆者產生了上述的擔憂。如果只是為了回答一些館內可以找到 標準答案的客觀題目，或是記憶一些與自身沒有關聯的年份、日期、地點及人名，

那麼設立或參訪這類景點的意義究竟何在？筆者在參觀德國紐倫堡審判法庭紀念館

（Memorium Nürberger Prozesse）時，剛好目擊了一個學校團隊參加預約導覽的學習 現場，每位學生手持一份學習單和一張折疊小板凳，穿梭在各個展廳內。在接近尾 聲的時候確有個別學生顯出了疲態，但導覽人員在進行引導式的解說之時，始終都 有不同的學生輪流舉手示意，隨後提出疑問和自己的想法。回到紀念館的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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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蒐集到三份難度不一的學習資料，端看眼前這些開放式問答，再仔細回想剛才 學生與館員之間的互動內容，發現他們對話的深度甚至超過了被標示為最難等級的 那份學習單。

平權是筆者在討論黑暗觀光景點潛在觀眾時意識到的一項重要議題。台灣以及 大陸地區的一般博物館在此方面的精力傾注是遠遠落後於歐美地區的，更不用說那 些涉及棘手遺產的文化機構了，而別人之所以走得快走得遠，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們 勇於自我批判。誠然柏林猶太博物館的個案仍有太多可以改善的方面，例如還未觸 身障觀眾以外的特殊群體、家庭觀眾中的高齡老人等等，也沒有點字本、口述影像 工作坊等專業的軟硬體設備，但其各種邊做邊學的嘗試可供剛剛起步的黑暗觀光景 點參考借鑒。譬如巧用博物館建築的黑暗性格提供友善環境；舉辦跨宗教的特展開 展多元詮釋；設置手語網站版面推動知識平權；移動博物館駛入偏遠學校創造平等 參與等等，讓更多常規性的項目取代一次性的活動，即使只是在現有狀態下多做那 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