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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資成為主流,除了受中央政策影響的同時,也因中國式聯邦主義的央地關係 下,地方間的競爭關係導致地方政府追求經濟成長,與跨國公司的合作成為發展 的捷徑,能迅速地帶來刺激經濟成長的技術與資源。中央、地方以及國有企業之 間各有其動機扶持汽車產業的發展,導致中國的市場高度依賴國外品牌的投資與 設計。

本章剩餘三個章節,第二節是文獻檢閱,這一部分檢閱國家資本主義與中央

-地方關係的文獻,將研究的框架帶入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的特色當中,藉以研究 中國汽車產業裏國有企業與政府(中央與地方)的互動如何影響中國汽車產業的 發展導致呈現出如今自主品牌弱勢的原因。第三節是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即研 究方法的運用與案例相關資料的來源的說明。最後是研究貢獻及本文結構,簡述 本文的可能的貢獻與目的,並展示本研究中各章節的內容。

第二節 文獻檢閱

中國透過產業政策鼓勵汽車產業的發展,在數年之間落後的中國成為了汽車 生產銷售的主要國家之一,更是國家的重要政績。更有學者將中國的汽車產業發 展的模式依據地方發展的差異分為三個類型:上海為地方發展型國家(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北京和廣州為自由放任型地方國家(Laissez-faire local state)、長春和武漢為中央控制的國有企業(Centrally-controlled SOE);這種分類 是透過兩維變項的組合而來,一維是官僚組織的結構(Bureaucratic),另一維主 要企業集團的關係(Dominant Form of Inter-Firm Relations),是以產生了四種不 同的產業發展模式,其中在中國尚未出現以統一的官僚組織與市場配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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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n 2006, 26-31)。這方面除了國有企業的角色外,也包含著中央-地方關係的 影響。以下文獻檢閱的內容大致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將闡述市場干預的 國家資本主義,第二個部分為中央-地方關係。第三個部分方回到中國的汽車產 業的主題,並將國家資本主義與中央-地方關係的框架帶入其中。

表1-1,Eric Thun 解釋變相的種類

官僚組織

統一的 分裂的 汽車集團 階層的配合 上海 長春、武漢

市場的配合 日本 北京、廣州 資料來源:Eric Thun(2006, 26)

一、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在正式討論國家資本主義之前,先探討一些關於中國發展的研究,有助於了 解中國發展的形貌與市場干預的概念,這當中也包含著發展型國家與管制型國家 的辯論。吳玉山(2007, 309-335)認為中國是「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因 為中國統治與發展的特色是融合蘇東與東亞模式兩個時空環境極為不同的兩個 制度現象,脫離了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掛帥的階段轉而進入後極權階段,同時眼 見其他東亞國家的發展而鞏固統治的正當性使中國也欲模仿,從而建立此一模式。

而且該文中亦承認在理念上中國與東亞模式有著相異之處,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 改革是以市場化作為基調,對於私有化則步步為營。另一方面,東亞模式則是以 私有企業作為發展的主力,對於市場極力操弄,人為地替企業創造利基認。

理論與實務間的差異,對發展型國家的概念產生質疑。主要的質疑有四點:

首先,「發展型國家」典範中所描述的官僚體系的運作模式,與中國大陸近年來 的政府部門所呈現的執政圖像(機構人數膨脹、官倒腐敗問題嚴重)似有顯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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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故以官僚能力的表現是不足以說明何以中國經濟仍能夠維持成長?其次,「發 展型國家」十分強調國家與企業社會的緊密鑲嵌,然而這種鑲嵌關係似乎隨著中 國經濟發展的進程而帶來了不同的影響。1再者,「發展型國家」的概念往往是 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來觀察政府部門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未觸及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互動或博奕,然而這個情況在中國大陸的發展過程中,這卻是 無法迴避的問題。最後,「發展型國家」概念原型(如日、台、韓)等國近年來 都出現了經濟發展減緩或停滯的現象,其中政府的政策失敗與官僚效率降低等都 被認為是現象背後的主要原因,許多論著業已指出,「發展型國家」或許只是東 亞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過渡階段,推動經濟成長的動力已由政府而讓位給其他因素

(如市場或企業)(張弘遠 2007,86-121)。Pearson(2005, 296-322)觀察到中國展 現出了一些管制型國家的(Regulatory state)的特徵在產業之上設置管制機關管 理競爭秩序,但是它的地位尚未穩固,實際上國家需要的並不是真正的競爭而是 有秩序的競爭其目的不是自由而是追求競爭帶來的效率,受制於四項特點:戰略 性資產的國家所有權(continued ownership of strategic assets)、經濟發展方面黨 國擁有廣泛性的制度權威(continued dominance of state and party “comprehensive”

institutions with auth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管制者來自有相關經驗的 官員(the bureaucratic origins of regulators in the former line ministries)、管制者的 權威是破碎且模糊的(the fragmented, ambiguous authority of the regulator)。中國 雖有部分管制型國家的特徵,但他的管制機構的能力並不明顯且被國家的政治、

制度以及經濟的所束縛著。Yeo透過對國家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 SASAC)

1 站在中央的角度,今天的中國政府在領導產業發展時,似乎未見緊密的產官鑲嵌,大多數的產 業政策是直接來自於政府內部的研擬與官員的判斷;而若是立足於地方層級,則產官間的緊密鑲 嵌所引發的腐化問題,已經產生了許多有礙市場競爭的案例(張弘遠 2007,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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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信服務業的管制發現獨立監管機構的功能不是藉由打破市場壟斷保護消費 者的利益,而僅僅是透過創造大型的國家企業保護國家的資產(Yeo 2009, 1013- 1032)。而蔡中民則是透過對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的研究,主張國資委在創立階 段即包含資源和權力重分配的問題,其內外有著許多的缺點導致能力虛弱,亦表 達中國並非管制型國家(Tsai 2014, 452-473.)。

發展型國家與管制型國家的理論,都並非完全適用於中國過去數十年的發展 經驗,但是對於企業或公司的觀察都是相當重要的一部份,特別是改革開放後企 業或公司成長對中國的發展有著很大的貢獻,而中國大量引進外國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對其經濟發展也極具重要性。對於這種情況,吳玉 山(2007, 309-335)曾經指出:「中國已由市場社會主義轉向『國家資本主義』

的經濟安排」。而本研究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觀點是對這一看法的質疑,以為中 國的市場安排一直以來所走的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

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是一種由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模式。意指

「國家利用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商業手段以達成其政治目的」,且此概念自十九 世紀末出現以來並未產生根本性變化,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源起與發展具有兩個 面向:主動參與及被動介入,前者意指國家因戰爭所需透過市場機制動員資源以 滿足所需,而具體表現是國家干預;後者乃是國家因應市場發展所需進行規範,

實際作為則是國家管制(蔡中民 2015, 9-39)。國家資本主義的討論起源於十九 世紀末期至今仍被討論,但是途經與討論的議題卻經歷了變化(參見表四)。

Andreas Nölke (2014 2-5)所謂國家資本主3.0所指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三波浪 潮。第一波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關注貿易保護主義相關議題,焦點在國內 產業的發展,透過關稅與各種基礎建設的建立而成長起來,探討的國家有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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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部分的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和日本;第二波是經歷經濟大蕭條後的美國、歐 洲及之後的發展型國家的興起中國家角色的增強,對經濟領域進行干預;第三波 關注的國家有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市場的國家,但是它不同於之前兩波既沒 有高關稅的阻礙也無中央計畫,而是公共權威與個別企業間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 關係。Pollock(1990, 72)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有四項內涵:私有資本主義的繼承 者、國家承擔私人資本家的重要功能、利潤仍舊扮演重要角色、不是社會主義。

另外,Bremmer(2010, 43, 54)將國家資本主義定義為一個國家為其政治獲益而 支配市場的體系(a system in which the state dominates markets, primarily for political gain),而政治領袖們運用不同的中介制度以管理這個體系(To manage state capitalism, political leaders use a variety of intermediary institutions),其中最 重要的四種制度為:國有石油公司、國有企業、私人的國內冠軍企業(private owned national champions)、主權財富基金。市場在國家資本主義當中並未消失,

但是市場也並非是完全自由的狀態而是受到國家的控制或管制。國家在市場當中 擔當的角色既是參與者也是管制者,換言之國家具有雙重身份:球員兼裁判 。

國家運用其特殊地位制定相關政策或進行動員或直接參與,藉以獲取所需的政治 和經濟利益,事實上其存在並非是一個單一的特殊現像,而是一種極為普遍的國 家干預模式。中國的興起橫跨國家資本主義討論的第二時期與第三時期,這者使 得中國成為一個相當好的觀察客體,因為處於兩個時期轉換的中國剛好聚集了兩 個時期的特徵。

政府控制重要產業的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藉以奪取社會資源。同樣的 看法也被歷史學家Philip C. C. Huang(2012)運用於駁斥新自由主義的假設,

2 Rodan and Hughes (2014 : 33-35)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extensive network of SOEs and SWFs have provided direct and indirect employment to a sizeable segment of the legal, financial, commercial and other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among whom are top talents in the country. These beneficiaries constitute a ‘state capitalist class’, which share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interests’ with the state

2 Rodan and Hughes (2014 : 33-35)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extensive network of SOEs and SWFs have provided direct and indirect employment to a sizeable segment of the legal, financial, commercial and other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among whom are top talents in the country. These beneficiaries constitute a ‘state capitalist class’, which share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interests’ with the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