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
第一節 明清的報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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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101．
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
透過前面三章關於明清鐘錶的討論，大致可以歸納出幾個現象：首先，在 十九世紀中葉前，即便鐘錶逐漸在中國社會間蔚為時尚和地位的象徵，但直到 晚清，鐘錶多半仍只是家中的擺設或身上的裝飾。其次，中國工匠雖可自行仿 製鐘錶，但因無法大量生產，市場幾乎盡為外國鐘錶所占，技術更是落後於人。
再者，即使進口鐘錶的單價持續下降，但亦非平民百姓所能輕易負擔，其普及 也多限於城市。也正因此，就算有眾多考據學者指出鐘錶的「中源」，但其依然 被歸類為舶來品，一直無法「內化」於中國社會。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鐘錶 究竟是如何對中國社會的時間觀念，乃至日常生活節奏產生影響？經過史料的 收集與爬梳，筆者認為此一問題應可由明清兩代時刻制度與報時系統的轉變切 入。隨著明末以來中國城市內西式鐘樓建築的增加，西式時刻制度也透過悠遠 的鐘聲和樂聲，「飛入尋常百姓家」。如此一來，即便是無力購買鐘錶的庶民，
也不得不進入西式時刻制度的體系之中。隨著晚清西力東漸之風日盛，西式鐘 樓陸續以各種形式出現在中國各大城市之中，不僅吸引民眾的目光，也讓鐘樓 成為社會中「現代化」的象徵與指標。1
第一節 明清的報時制度
明代自明初以來皆採用大統曆，基本上承繼元代郭守敬的授時曆而來。大 統曆將一日分為一百刻，每刻又析為一百分，同時並兼採十二時辰之制，每時 八刻，其餘四刻時間則散於各時首尾，稱為「小刻」，故每時有初、一、二、三、
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刻，其中四及正四即為不滿一百分的「小刻」(又稱 畸零刻)。以現行時間單位換算，明代每「刻」約為今日14.4 分鐘，每「小刻」約 2.4 分鐘，每「分」約 0.024 分鐘。學者一般將此分時法稱為「辰刻制」。明末徐 光啟、李之藻等人引進西法，編纂《崇禎曆書》，採用歐洲十六世紀末甫頒行之 格雷哥里曆，無奈此曆尚未通行，明朝既已滅亡。清初湯若望參考《崇禎曆書》
制定時憲曆，兼容中西之法，採取「以西洋之法數，納大統之模型」的原則，
因此即便「時刻」本身的時間長度因為採取西洋標準而有所改變，但舊有的名
1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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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李侑儒 明清的鐘錶(1580-1911)
稱仍舊得以沿用。當時十二辰制雖然延續，然為便利轉寫西法起見，又廢除百 刻萬分之法，而從西洋的hms 法，以半辰為一小時，四刻，60 分；亦即一日為 24 時，96 刻，1440 分，與今日時間單位相同。2
除「辰刻制」外，明清兩代也實行「更點制」，專計夜時。傳統社會的生活 步調多依循自然運行，不僅農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城市也隨晨昏曉暮而開 閉城門；由於白天可以日晷或觀日等方式觀測而夜間不行，因此，如何測量並 劃分夜晚的時間就顯得格外重要。如明代李賢〈大同鼓樓記〉曰：「人之於晝，
凡有目者皆知時刻之所在，入夜之際，非更鼓以示之，則茫然無從而知，然則 更鼓所以代人之目者也。」3即便清代採用太陽曆分時，但社會上依然普遍使用 施行已久的「更點制」，兩者並行不悖。明清時代的更點制將一天分為晝夜兩部 分，又將夜晚分為五「更」，一更再分為五「點」，而傍晚和清晨晝夜交替之時 則稱為「昏」、「旦」。然而，由於日照時間隨季節變化而有長短之分，整年內更 點的實際時間長短也隨節氣變化而有所不同。換言之，清代的「辰刻制」以與 今日分時之制完全相同，每一時、刻的長度固定，可稱為「定時法」，而「更點 制」則可稱為「不定時法」。4
圖4-1 清代更點制5
2 參見高平子，《學曆散論》(臺北：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1969)，〈論分時制度〉，頁 54-55；陳 久金，〈中國古代時制研究及其換算〉，《自然科學史研究》，2(北京，1983)，頁 118-132；曲安京，
〈中國古代曆法中的計時制度〉，《漢學研究》，12：2(臺北，1994.12)，頁 157-172。
3 ［明］李賢，〈大同鼓樓記〉，《古穰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4 冊)，卷 4，頁 14b。
另外，關於傳統日、夜概念的討論，參見葛兆光，〈嚴昏曉之節──古代中國關於白天與夜晚觀念的 思想史分析〉，《臺大歷史學報》，32(臺北，2003.12)，頁 33-55。
4 參見王立興，〈紀時制度考〉，收於《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 4 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頁 1-47；內田正男，《暦と時の事典》(東京：雄山閣，1986)；岡田芳朗，《明治改暦──「時」の文 明開化》(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斉藤国治，《日本．中國．朝鮮古代の時刻制度：古天文學に よる檢証》(東京：雄山閣，1995)。
5 圖版取自斉藤国治，《日本．中國．朝鮮古代の時刻制度：古天文學による檢証》，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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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103．
圖4-2 現代仿古重建之漏壺、漏箭 (筆者攝於北京鼓樓)
為了測量夜時，中國最晚在戰國時代便發明了漏刻，其測時技術則隨各朝 曆法之變動而有所演進。基本上，漏刻制度的原理是利用水流來測時，如圖4-2 所示，最下方的漏壺置有漏箭，箭上畫有刻度，漏箭將依壺中水量之多寡而逐 漸浮起，掌漏者再依所指之刻度判定時間。此外，隨節氣之不同，又必須更換 不同的漏箭，如上圖的漏壺旁即有24 隻箭，各箭刻度皆不相同。6
測量夜時的漏刻構造實甚為複雜，絕非一般人家所能擁有，其背後蘊含的 曆法知識更不易得知；於是，測量夜晚時間也就成為官方獨有的權利，相對地，
對外向萬民報時則是其義務。同時，由於「更點制」乃「不定時法」，換言之，
即便是擁有鐘錶之人，也只能知道當下是「何時」，而無法藉由鐘錶得知目前是
「幾更」。由此亦可知何以鐘錶直到清代依然無法完全取代漏壺，成為主要的計 時儀器。
鐘鼓譙樓與報時系統
在明清的城市中，負責管理時間的機構是鐘樓、鼓樓或譙樓。誠如明初濟 南知府陳修〈鎮安院鐘樓記略〉所說：「在天，齊昏曉者惟日月，在人事，齊昏 曉者惟鐘鼓。故藩服郡縣，皆置鐘鼓，剖昏曉，齊庶政」；7弘治時太平知府鄧 柄亦云：「自京城達於各省府州縣鎮，莫不有鐘，嚴夜禁，戢奸慝，載之制書 較然矣。」8大體來說，鼓樓、譙樓兼具測時及報時的功能，而鐘樓則僅能報時。
6 參見華同旭，《中國漏刻》(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吳守賢、全合鈞主編，《中國古代 天體測量學及天文儀器》(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頁 387-424。
7 ［清］胡德琳修，［清］李文藻纂，(乾隆)《歷城縣志》(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694 冊)，
卷18，〈古蹟考五‧寺觀〉，頁 31b。
8 ［明］鄧炳，〈太平府鐘樓記〉，載［清］汪森編，《粵西文載》(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1466 冊)，卷 33，頁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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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105．
民的勞役。16到清代也持續依循此一制度，由陰陽生負責計時、報時等所有地方 上與時間相關的工作。
測時儀器方面，除了基本的漏壺、漏箭之外，各地鼓樓可能還配有渾儀、
指南針和日晷等儀器，由陰陽生負責操作。17在清代前，鐘鼓譙樓一般多以漏壺 作為計時工具，其後也出現線香計時及時鐘。如乾隆時吳長元《宸垣識略》記 載北京鼓樓之漏壺，「故老相傳以為先宋故物，其制爲銅漏壺四，上曰天池，
次曰平水，又次曰萬分，下曰收水。中安鐃神，設機械，時至，則每刻擊鐃者 八。以壺水漏爲度，涸則隨時增添，冬則用溫水。」(見圖 4-2)然「今鼓樓不用銅 壺等物，惟以時辰香定更次，其漏壺室猶存，銅刻漏無考」。18至晚清時，又有 英人立德夫人(Archibald Little, 1845-1926)記載北京鼓樓的情形道：「大廳內曾經有一 個滴漏報時。那是四個大水桶，底部有一個小眼讓水一滴一滴漏下，水平面高 度於是就指示出時間。這些古老的水桶後來被線香取代。香的長度以同樣的方 式報告時間，在緩緩燃燒的同時，還放出了縷縷馨香。他們如今又被一座非常 普通的時鐘取代了。」19
當鼓樓中透過漏壺或線香得知當下已進入下一個時刻後，便隨即將此訊息 向外傳遞。在白天，一般使用的是「辰牌」(或稱「時辰牌」)，以告示的形式將目前 時刻公諸官民。如嘉靖時汪天錫《官箴集要》云：「鼓樓上置時刻日晷，並時 辰牌小樓一座，令陰陽生按時撤換。凡發行文書，定限立期，食飯保辜(?)等項，
俱可視此為候。」20康熙時來華的俄羅斯使臣米列斯庫在其《中國漫記》中記載 道，北京鼓樓裡「有一個水桶，往另一個水桶裡滴水，桶旁有一人監管，水桶 一滿，立即敲打身旁的大鼓，報曉時辰，同時用大大的漢字寫在牌子上，立即 掛出。」21當他前往杭州時，也看到杭州城裡有「一座高丘，人們視為鐘樓，山 丘上有人專門計算時間，並用一塊大牌子以金字標誌時辰及預告下一時辰。」22 此外，乾隆《淮安府志》則記載城內譙樓有銅壺、刻漏、更籌、十二辰牌及二 十四節氣牌，並由陰陽生管理。23嘉道時，梁章鉅回憶家鄉福州的鼓樓上「舊設 十二辰牌，屆時自能更換，相傳此器是元時福寧陳石堂先生普所製，傳流至康
16 ［明］呂坤，《實政錄》(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53 冊)，卷 2，〈民務‧清編火夫〉，頁 84b。
17 參見薄樹人等著，〈袁州譙樓研究──我國現存最早的從事時間工作的地方天文臺〉，收於氏著《薄樹 人文集》(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3)，頁 478-480。
18 ［清］吳長元，《宸垣識略》(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30 冊)，卷 6，〈內城二〉，頁 11b。
19 立德夫人著，李國慶、陸瑾譯，《我的北京花園》(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204。
20 ［明］汪天錫，《官箴集要》，卷下，〈日晷〉，頁 38b。
21 米列斯庫著，蔣本良、柳鳳運譯，《中國漫記》，頁 47。
22 米列斯庫著，蔣本良、柳鳳運譯，《中國漫記》，頁 138。
23 ［清］衛哲治等訂正，［清］葉長揚、［清］顧棟高纂修，(乾隆)《淮安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1983)，卷 5，〈城池〉，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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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李侑儒 明清的鐘錶(1580-1911)
熙間，為周櫟園方伯取去。」24
透過文獻中表示時間所用的名詞，也可以發現辰牌報時的效果，例如在晚 清日本人的中國遊記中，便屢屢發現各地辰牌的使用。如同治元年(1862)，名倉 予何人在上海時所寫的日記便以「午牌」、「辰牌」表時；25同治十二年(1874)，僧 人小栗栖香頂在北京適逢月食，寫道：「戌牌，妖氣從東北來，吃月明；亥牌全 既，宛如隔藍布看燈光。」26又，光緒二年(1876)，竹添進一郎記「三十一日，辰 牌，抵灞橋」；27光緒十二年(1886)，岡千仞稱「巳牌解纜」云云。28
如同前述，明清時代公共報時系統的重要性在於夜間。除了因為一般人無
如同前述，明清時代公共報時系統的重要性在於夜間。除了因為一般人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