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
第三節 標準時間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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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127．
第三節 標準時間的確立
概括地說，鐘和鐘樓代表的是「公領域」的時間，錶代表的則是「私領域」
的時間。在鐘面肉眼可見的距離及其鐘聲所及的範圍內，鐘盤上所指的時間也就 是此一公共空間內的「標準時間」，眾人皆需以其為準。換句話說，此一範圍即
「標準時間」所及之場域(field)；而對時則表示公、私領域時間的連繫。自同光之 際起，外國鐘錶經由上海大量輸入中國，普及程度隨之提升，以鐘點時間互相安 排約會的人也日漸增加，如同治十三年(1874)邗江詞客《滬遊竹枝詞》中寫道：「腰 懸小表輪金輪，巧比銅壺刻漏真。相約只憑鐘幾點，不勞子午標時辰。」156然而，
由於當時鐘錶技術仍未臻完備，計時上難免有所誤差，即便眾人日常皆備鐘錶，
卻也各執其是，反而造成混亂，因而需要一個共同遵循的標準時間。
如前所述，明清時代官方的報時系統為鐘鼓樓，但鐘鼓樓所報之「時」、「更」
採用的計時系統是「不定時制」，和以「定時制」運行的鐘錶並不相容；因此，
若非少數擁有專業天文知識的士人，想要調整鐘錶以追求標準時間，恐怕也無所 適從。事實上，當時人日常生活對時間準確性的要求並不高，研究天文只是為了 確保曆法運作順利，只要月、日、置閏正確，「不誤天時」即可。如俞樾《春在 堂詩編》中詩云：「自鳴鍾韻各鏗鏘，遲速參差總不當。始悟天行難密合，不煩 憲術過求詳。但將閏月調贏縮，已免農時誤燠涼。大息前明徐李輩，博徵新法到 西洋。」其詩序則曰：「置自鳴鍾數架於案頭，旁又置時辰表數枚，以時考之，
殆無一同者。始信天行之不能密合，而憲術之不必過求也。唐堯置閏月以定四時，
三年一閠，五年再閏，自不至春為秋、夏為冬矣，小小出入，所不計也。後人精 益求精，實無當於敬授民時之本意。」157此外，黎庶昌也曾評論西曆「法雖簡捷，
便於布算，然月分不上應天象，非敬授民時之意，不若中國之衷於至善也。」158 正因中國社會對時間的精確性要求不高，故「標準時間」概念的推行絕非一 蹴可幾。晚清英國傳教士波乃耶的《中國風土人民事物記》亦寫道：「時間尚未 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概念中，即使通商口岸的各家商店裡可以見到大量鐘錶，
美國傳教士所創，後改為「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為今日四川大學的前身校之一。
155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20 世紀初的中國印象：一位美國攝影師的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頁80。
156 ［清］邗江詞客，《滬遊竹枝詞》(收於《上海洋場竹枝詞》)，總頁 63。
157 ［清］俞樾撰，《春在堂詩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551 冊)，卷 22，頁 14a-b。「徐李輩」
指徐光啟、李之藻。
158 ［清］黎庶昌著，喻岳衡等標點，《西洋雜志》(收於《走向世界叢書》，第 1 輯第 6 冊)，〈西曆不置 閏月〉，頁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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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李侑儒 明清的鐘錶(1580-1911)
「但這些地方大多沒有正確的時間，而這點大致上都是被忽視的。」159直到晚清 以降西式鐘樓大量出現後，中國社會中忽略標準時間的現象才逐漸改觀。西式鐘 樓不僅提供了日常報時的功能，也讓擁有鐘錶者得以對時，而當地市民日常生活 亦咸以為準。當法界大自鳴鐘落成後，路上駐足對表的行人也隨之出現，如葛元 煦詩曰：「大自鳴鐘莫與京，半空晷刻示分明。到來爭對腰間錶，不覺人歌《緩 緩行》」；160而袁翔甫亦作詩詠道：「大自鳴鐘矗碧霄，報時報刻自朝朝。行人要 對襟頭表，駐足墻陰仔細瞧」。161江海關大廈竣工後，由於其位於上海交通樞紐，
因此也多有行人停留對表，如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詩云：「造成高大自 鳴鐘，四面分明字劃濃。來往行人多對表，夜深臥聽響琤琮」；162而海昌太憨生 的《淞濱竹枝詞》也稱「大自鳴鐘十丈高，無差秒刻別分毫。行人要對腰間表，
仔細抬頭看幾遭。」163經過不斷的對時，也讓一般市民的「私人時間」與上海城 市(租界)裡的「公共時間」產生連結。
黃金麟的著作指出，世界時間在晚清「輸入」中國，使中國發生一場「嚴肅 的身體改變」，其中又以鐘點時間的廣為採用影響最大，工廠勞動和教育制度的 改變則是兩個重要的例證；而鐘錶的普及與精確性，使鐘點時間終究成為一個最 具支配力的時間形式，當它與身體規訓結合之後，鐘點時間的準確控制作用就更 為顯著。164然而，經過前文的論述可知，直到清末為止，鐘錶在中國社會上的普 及程度雖迅速上升，但終究不是人人可以輕易負擔得起的日常用品；相應於此，
筆者認為，以鐘點時間對中國人造成的規訓作用來說，與其歸因於「鐘錶的普及 與精確性」，不如代以「鐘樓」而言，似乎更為貼切。
除了前述法租界大自鳴鐘和英海關大廈的大鐘外，晚清上海還有許多非官方 性質的西式鐘樓。如《申報》記載，光緒十一年(1885)虹口神甫學堂「經華官致送 大自鳴鐘一座」，設於學堂之上，「報時報刻，不差分秒。其鐘高大，在大橋之上 已可望見，亦巨觀也。」165民國七年(1918)《上海縣續志》記載滬北有三座大自鳴 鐘，一在四馬路外灘之海關，一在跑馬廳西，一在法租界大馬路巡捕房；其中又 以「海關時計為最準，而法捕房則最著名」。166其後，民國十三年(1924)陳柏熙編 著的《上海軼事大觀》亦舉出徐家匯天文臺、董家渡天主堂和民國三年(1914)落成
159 J. D. Ball, , Things Chinese, or, Notes Connected with China, p. 709.
160 ［清］葛元煦撰，鄭祖安標點，《滬游雜記》，卷 3，〈大自鳴鐘〉，頁 225。
161 ［清］袁翔甫，《滬上竹枝詞》(收於《中華竹枝詞》，第 2 冊)，總頁 799。
162 ［清］頤安主人，〈大自鳴鐘〉，載《滬江商業市景詞》(收於《上海洋場竹枝詞》)，總頁 102。
163 ［清］海昌太憨生，《松濱竹枝詞》(收於《上海洋場竹枝詞》)，總頁 428。
164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頁 175-229。
165 〈巨鐘紀略〉，《申報》，光緒十一年三月廿四日(西元 1885 年 5 月 8 日)，第 26 冊，總頁 675。
166 吳馨等修，姚文枬等纂，(民國)《上海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30，〈雜記‧遺事〉，
頁35a。上海跑馬場大鐘樓始建於同治四年(1865)，民國廿二年(1933)改建，現為上海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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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129．
的先施百貨大樓也有大自鳴鐘，乃是當時上海人眾所皆知的地標。167
圖 4-27 1865 年上海跑馬場鐘樓168 圖 4-28 民初先施百貨大樓169 鐘樓除了報時之外，也象徵著各機構內部的時間規範。以學校這個場域為 例，清末興辦的各級學堂中，多於教室內懸掛鐘表，以明定時刻。如《申報》專 文介紹西學教法時稱「塾有鐘表，凡入學放學，讀書習字，均有一定之時刻。」
170由下圖中可以發現，光緒十六年(1890)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和光緒廿九年
(1903)天津北洋工藝學堂教室前已備有掛鐘。至於光緒廿四年(1898)設立的京師大學 堂，其章程中也規定學堂教室內應具備時辰表；171而《光緒新法令》中的〈法律 學堂章程〉更明文寫道：「各教員上堂時刻概以學堂內講堂上鐘表為定，不得以 私自攜帶之鐘表為準」，可見無論師生都必須遵循學校內的標準時間。172
圖 4-29 上海中西女塾教室173 圖 4-30 天津北洋工藝學堂174
167 陳柏熙編著，《上海軼事大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大自鳴鐘有七〉，頁 516。
168 上海圖書館編，《老上海風情錄‧行業寫真卷》，頁 204。
169 上海圖書館編，《老上海風情錄‧建築尋夢卷》，頁 216。
170 〈泰西教法二〉，《申報》，光緒十五年十月廿七日(西曆 1889 年 11 月 19 日)，第 35 冊，總頁 875。
171 ［清］《京師大學堂章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831 冊)，第 8 章，〈建置〉，頁 38b。
172 ［清］商務印書館編，《大清新法令》，第 7 類，《教育‧學堂章程》，〈修律大臣訂定法律學堂章 程〉，頁106b-107a。
173 上海圖書館編，《老上海風情錄‧建築尋夢卷》，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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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李侑儒 明清的鐘錶(1580-1911)
1880 年代後，各國傳教士於中國各城市中興辦教會學校，其中多建有大鐘 樓，不僅對內作為規範學校作息的依據，對外也吸引市民的注意。如曾就讀於聖 約翰大學的基督教人士余日章(1882-1936)，曾於民國初年為文稱各地教會學校「講 舍巍巍，鐘樓高聳，林陰鬱勃，操場軒敞」，令人耳目為之一新。175在江南的教 會學校中，除了前述之上海澄衷學堂，上海聖約翰大學、南京匯文書院等亦可為 例。這些教會學校中的西式鐘樓，也時常是該城市中重要的報時來源，而引起市 民注意。除上述成都華西協合醫科大學外，蘇州東吳大學堂內紀念創校之傳教士 林樂知的「林堂」也是當時蘇州少數的鐘樓；如英國攝影師湯姆森(John Thomson, 1837-1921)回憶，蘇州「有一座漂亮的鐘樓，非常受中國人歡迎。這在中國是一個 時代的標誌，因為傳統中國沒有準確的時間觀念。」176其後在中國自辦的學堂中 也出現了西式鐘樓，如上海的南洋公學，和南京的兩江師範學堂等等。
圖 4-31 1888 年匯文書院校舍 圖 4-32 1894 年聖約翰大學懷施堂177 圖 4-33 1901 年東吳大學堂內「林堂」178 圖 4-34 1903 年兩江師範學堂一字房179
174 李家璘主編，《天津舊影》(北京：人民藝術出版社，2000)，頁 83。
175 余日新，〈基督教會之高等教育〉，收於中華續行委辦會編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臺北：中國教 會研究中心、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1983)，第 1 冊，頁 75b。
176 湯姆森著，朱艷輝譯，《北洋之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頁 256。
177 上海圖書館編，《老上海風情錄‧建築尋夢卷》，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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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131．
圖4-35 1896 年南洋公學上院校舍180
就讀於這些學校的學生們，其日常生活作息都必須依循校內鐘聲之規範。如 光緒廿三年至三十年(1897-1904)就學於聖約翰大學的徐善祥回憶當時的日常生活 作息，全校同學們「清晨六時半聞鐘即起，至樓下盥洗後，即於七時入操場，作 半小時的集體啞鈴體操；八時至聚集所點名早禱，八時半早餐，九時上課，十二 時中餐，下午一時又上課，四時下課。凡遇星期一、三、五下午四時半至五時半，
群至操場參加軍式操演。下午六時晚餐，七時至九時溫習自修；九時半均需熄燈 就寢，即同室之人亦不許交談一語，否則卜監院來查房間時記出號數，明天將傳 全房間的人去申飭或記過。」181
事實上，當時招收住宿生的各級學校，其校規章程中都有類似的規範，明文 指出學生平日行事應以鐘聲為準，養成遵守時間的生活習慣，如南京文正書院規 定學生「應按時進學堂，不得逾刻，致有參差，紊亂班次」。182又如光緒廿九年(1903)
事實上，當時招收住宿生的各級學校，其校規章程中都有類似的規範，明文 指出學生平日行事應以鐘聲為準，養成遵守時間的生活習慣，如南京文正書院規 定學生「應按時進學堂，不得逾刻，致有參差，紊亂班次」。182又如光緒廿九年(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