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
第二節 西式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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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113．
響，使人們的時間感更為精細。
第二節 西式鐘樓
據目前所得文獻所見，各大都市中傳統鐘樓報時似乎多於晚清時宣告終 止，惟其詳情仍待深究。如天津鼓樓原先每日早晚皆撞鐘一百零八次，然「庚 子之後，遂不復撞」。對此，清末邑人馮文洵有詩云：「只有鐘鳴無鼓鳴，時 人竟誤古樓名。如今誰換繁華夢，早晚不聞百八聲。」75北京鐘鼓樓也在庚子八 國聯軍之役遭到破壞，此後也不再每日報時。
就筆者推測，此一轉變應與晚清中國西式鐘樓的增加有關。本文所謂的「西 式鐘樓」，指的是某些建築物如教堂、官署、學校或醫院等處附屬的「鐘樓」，
或稱「大自鳴鐘」。這類鐘樓必按時或按刻交鐘，且樓上需有鐘面，可由外部 看見指針。西式鐘樓不僅隨時可見當下時刻，其鐘聲又與中式鐘樓不同(西方打鐘 由內部敲擊，其聲清脆；東方打鐘則由外撞擊，其聲悠遠)，或亦於交鐘時演奏西洋音樂，無 不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西式鐘樓每逢整點或整刻便敲鐘奏樂，報時次 數遠多於中式鐘樓；即便鐘樓所用之鐘傳遞範圍有限，但其對於日常生活上的 實用價值依然更勝一籌。本節所要論述的即為明清時代西式鐘樓在中國各地興 建的情況。
教堂鐘樓
中國最早的西式鐘樓乃是隨著教堂建築而來。自嘉靖卅六年(1557)葡萄牙人 租借澳門後，天主教各分會的傳教士也陸續前來，在澳門建立聖安尼奧(Igreja de São
Antonio)等許多教堂。教堂的僧侶為召集信徒前往教會禮拜，每週皆以鳴鐘為信；
又如同前文所述，傳教士們所帶來的自鳴鐘是吸引中國人目光的利器，故教堂 內必有大自鳴鐘以計時、報時。如康熙時杜臻《粵閩巡視記略》記澳門教堂有 一座定時臺，「巨鐘覆其上，飛仙立臺隅，操椎擬鐘，亦以機轉之，按時扣擊，
子一，丑二，以至亥刻十二擊，無少爽。前揭圓槃，書十二辰，日加某時，則 蟾蜍銜籌指其位」，76同時人王士禎也有相似的記載。77
關於澳門教堂的鐘聲，廣東新會人鐘啟韶(1769-1824)《聽鐘樓詩鈔》有詩曰：
75 ［清］馮文洵，《丙寅天津竹枝詞》(收於《中華竹枝詞》，第 1 冊)，總頁 461。
76 ［清］杜臻，《粵閩巡視記略》，卷 2，頁 24b-25a。
77 ［清］王士禎撰，靳斯人點校，《池北偶談》，卷 21，〈談異二‧香山嶴〉，頁 516：「有定時臺，
巨鐘覆其上，立飛仙臺隅，為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 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圓槃，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籌指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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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3-1636)和于奕正(1597-1636)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便寫到京城天主堂內有一座「應 時自擊有節」的候鐘。83康熙六十年(1721)隨使來京的朝鮮人俞拓基(1691-1767)著有
《知守齋集》，其中也記載南堂「殿之南楹有樓，上設機，懸自鳴鍾，按時自 擊，不差毫分。」84乾隆三十年(1765)時朝鮮人洪大容曾造訪南堂，並向欽天監劉 松齡(Augustin F. Hallerstein, 1703-1774)請見自鳴鐘：「劉引至庭南有小閣，上為樓，樓北 鐵錘垂下，重可數十斤，機輪激轉，錚錚有聲。懸巨鐘，一擊樓中皆震。」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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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115．
自鳴鐘樓，與西堂之制大同。樓下有日晷石一雙。西出門，有數丈之台，曰觀 星台；上建三屋，中屋藏各種儀器，門鎖不可開，穴窗而窺之，略見渾儀、遠 鏡等諸器而不可詳也。」86由於教堂內的鐘樓兼具測時功能，故其日常所報之「時」
應十分準確，惟不知其報時範圍所及多廣。此外，錢泳(1759-1844)的《履園叢話》
亦記載，即便清代民間製鐘業已日漸發展，但中國的製鐘法卻依然「較西法究 隔一層」；儘管北京的天主堂置有自鳴鐘、寒暑表等可供觀賞，但「其法不傳 于中國」。87其後，道光十二年(1832)來華的朝鮮使節金景善(1788-1853)也稱東堂「堂 西有自鳴鐘樓，與西堂之制大同」，足見最晚自乾隆年間以降，南堂、東堂鐘 樓皆持續報時。88
在廣州，乾隆時葉廷勛《廣州西關竹枝詞》有詩云：「一圍楊柳綠蔭濃，紅 尾旗翻認押冬。映日玻璃光照水，樓頭剛報自鳴鐘」。89此處雖未明確指出是否 為教堂鐘樓，但1830 年代美國商人亨特曾寫到商館區有一座教堂，「禮拜堂的 大尖頂上裝著一個引人注目的大時鐘，這是廣州唯一的大鐘，每個人都按他來 對自己的表」，故這兩則史料似乎可以交相印證。90英法聯軍之役後，法國於同 治二年(1863)開始在廣州城內兩廣總督行署原址上興建聖心大教堂(又稱「石室」)， 是為廣州城內現存最雄偉的哥德式教堂。該教堂於光緒十四年(1888)落成，其西 側塔樓設有鐘盤，東側則設鐘鈴以報時。
圖 4-8 現存「石室」鐘樓所設鐘盤 圖4-9 1888 年廣州聖心大教堂91
另外，在上海外灘的聖三一堂也曾設置鐘樓。該堂最初建於道光廿七年
(1847)，後於同治五年(1866)重建，其後並於光緒十七至十九年(1891-1893)增設鐘樓。
此外，上海法租界徐家匯天主堂和董家渡天主堂亦有鐘樓報時，惟徐家匯天主
86 洪大容，《湛軒燕記》，卷 9，〈天象臺〉，頁 18b。
87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卷 12，〈銅匠〉，頁 321。
88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於《燕行錄全集》，第 71 冊)，卷 3，〈留館錄上‧西天主堂記‧附東天主 堂記〉，總頁245。按：由於南堂在東堂之西，故當時又稱南堂為西堂。
89 ［清］葉廷勛，《廣州西關竹枝詞》(收於《中華竹枝詞》，第 4 冊)，總頁 2761。
90 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錄：締約前「番鬼」在廣州的情形》，頁 23。
91 廣州博物館編，《廣州歷史陳列圖冊》，頁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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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李侑儒 明清的鐘錶(1580-1911)
堂似無鐘面，僅有鐘聲。光緒初年，袁翔甫(1827-1898)《海上竹枝詞》有詩吟詠董 家渡天主堂的鐘聲云：「董家渡畔泊漁艭，別有鐘聲破曉撞。知是西人傳教地，
不問高閣說臨江。小姑不字勵貞修，天主堂中結伴遊。記得明朝逢禮拜，五更 燈火照梳頭」。92光緒三年(1877)，申報亦曾刊載一則新聞，稱董家渡天主堂「起 造計將二十年，堂頂高矗雲霄，並仿大自鳴鐘式樣，編列時刻數目，為其針不 能行動耳。現因年久失修，灰土剝落，前已飭工整理，工程已將及半，不日當 仍煥然一新也。」93
隨著十九世紀中葉允許各國自由進入內地傳教後，傳教士紛至沓來，而中 國各處通商口岸也陸續興建起高聳雄偉的教堂，其上亦多附有鐘樓，如重慶、
寧波、青島等地皆然。
圖4- 10 1847 年上海聖三一堂94 圖 4- 11 1864 年重慶若瑟堂95
圖 4-12 1887 年寧波江北岸天主堂96 圖 4-13 1910 年青島福音堂97
92 ［清］袁翔甫，《海上竹枝詞》(收於《中華竹枝詞》，第 2 冊)，總頁 794。
93 〈修理天主堂〉，《申報》，光緒三年十月初四日(西元 1877 年 11 月 18 日)，第 11 冊，總頁 450。
94 上海圖書館編，《老上海風情錄‧建築尋夢卷》，頁 75。
95 重慶市博物館編，《重慶舊影》(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 20。
96 哲夫主編，《寧波舊影》(寧波：寧波出版社，2004)，頁 46。
97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哲夫、房芸芳編著，《青島舊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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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鐘樓與報時系統的轉變．117．
宮廷鐘樓
明清皇宮內的時間管理制度與京城內有所不同，主要是為了皇帝朝會所 需。據萬曆《大明會典》記載，明初皇城中負責報時的機構是欽天監，其「定 時刻有漏，換時有牌，報更有鼓，警晨昏有鍾、鼓，其器皆設於譙樓」；譙樓 最初歸順天府管轄，至正統六年(1441)才改屬欽天監，由漏刻博士輪差，並提調 順天府陰陽生，如法調壺換牌，而鐘鼓則改屬旗手衛、撥軍擊撞。98此外，郎瑛 也記載禁中所敲更鼓之數與地方不同，「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為一通。三千六 百九十聲為三通。」99
清宮中負責測時的機關亦為欽天監，下轄「漏刻科五官，挈壺正，滿洲二 人，漢人二人。五官司晨，漢軍一人；博士，漢人六人；天文生，滿洲二人，
漢人六人；陰陽生，漢人十人」。負責「掌調壺漏，測中星，相陰陽，以卜營 建。」100此外，負責敲鐘擊鼓的報時單位則是鑾儀衛鐘鼓司，如昭槤《嘯亭雜錄》
曰：「鐘鼓司司譙漏，城北鐘鼓樓，每夕委官及校尉直更。神武門鐘樓，凡上 駐蹕圓明園，則每夕鳴鐘記更漏，上在宮日則已。午門鐘鼓，凡上祀郊廟、受 朝賀，則鳴鐘鼓以為則。」101雍正四年(1726)，雍正偶然聽聞更鼓有誤，遂嚴令鑾 儀衛堂官詳加查問。102清代的鑾儀衛除了負責宮內的報時外，北京鐘鼓樓也在其 管轄之內，如吳振棫(1792-1870)《養吉齋叢錄》記載：「三樓隸鑾儀衞，謂神武門 鐘樓，後門之鐘樓、鼓樓也。既昏，後門鐘樓鳴一百八聲，而後起更，每更鳴 鼓，至曉復鳴鐘。神武門亦然。惟聖駕在宮中，則神武門不鳴鐘」。103
在傳統中國，朝會乃是京城裡例行舉辦之事。理想狀態下，所有文武百官 都必須在天亮前整裝出門，並於五更漏盡前到午門外「待漏」，待皇帝駕臨後，
宮中譙樓始擊鼓、撞鐘、開門，百官入宮奏事。104如《明季北略》寫道：「廷臣 待漏，恐天子也。恐天子早臨，廷臣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 嚴而肅班矣。肅班而鳴鐘，鐘歇而聖駕登殿，靜鞭響矣。鞭響而兩班廷臣有容 無息，有意無聲，仰瞻殿上，祇見千百紅袍，掀袖示令而已。」105
98 ［明］李東陽等奉敕撰，［明］申時行等奉敕重修，(萬曆)《大明會典》，卷 223，〈欽天監〉，頁 2955b。
99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 5，〈天地類〉，「鐘鼓節」條，頁 84。
100 ［清］清高宗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33 冊)，卷 83，〈職官 考七〉，頁28b-29a。
101 ［清］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卷 6，〈鑾儀〉，頁 176-177。
102 ［清］弘晝續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14 冊)，卷 46，雍正四 年七月廿八日，頁36b。
103 ［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錄》(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58 冊)，卷 17，頁 6a。
104 關於唐代朝會時間的討論，參見平岡武夫，〈唐代の長安のこと〉，《東洋史研究》，11：4(京都，1952)，
頁37-52；宋代的情形則參見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頁 197-221。
105 ［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19，〈崇禎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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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李侑儒 明清的鐘錶(1580-1911)
然而，明代自孝宗朝後，皇帝上朝倦勤的情形日趨嚴重，上朝時間不斷延 後。至武宗朝，則上朝時間更為凌亂，不僅不按時早朝，有時甚至在半夜舉行 朝會。106為此，正德二年(1507)二月，大學士李東陽等人進諫，奏疏中稱武宗「即 位之始，常以昧爽視朝」，「頃來或多至己時方出，人心疑恐」。故李東陽等希望 早朝能依舊其舉行，「一則聖躬志慮清明，二則朝廷氣象嚴肅，三則侍從宿衞得 免疲倦，可以整飾朝儀，四則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辦政務，五則鐘聲有 節，可以一都市之聽聞，六則引奏有期，可以聳外夷之瞻仰。」107如同前述，北
然而，明代自孝宗朝後，皇帝上朝倦勤的情形日趨嚴重，上朝時間不斷延 後。至武宗朝，則上朝時間更為凌亂，不僅不按時早朝，有時甚至在半夜舉行 朝會。106為此，正德二年(1507)二月，大學士李東陽等人進諫，奏疏中稱武宗「即 位之始，常以昧爽視朝」，「頃來或多至己時方出，人心疑恐」。故李東陽等希望 早朝能依舊其舉行，「一則聖躬志慮清明，二則朝廷氣象嚴肅，三則侍從宿衞得 免疲倦，可以整飾朝儀，四則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辦政務，五則鐘聲有 節，可以一都市之聽聞，六則引奏有期，可以聳外夷之瞻仰。」107如同前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