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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基於上述思考，分別就「朱、陸二人交遊」、「從學者問學」以及「朱熹的評 判」三個方面，考察「鵝湖」會後的「朱陸之辯」。
第一節 朱、陸後續交遊考察：教法立場與其轉變
朱熹與陸九齡、陸九淵兄弟在鵝湖會後的交遊，依前後順序，有孝宗淳熙四 年（1177）陸氏兄弟因母喪而致書詢問「祔禮」問題；鵝湖會後朱、陸通信往來，
即始於此。之後，淳熙五年（1178）陸九齡、陸九淵兄弟致書朱熹，自訟鵝湖會 晤偏見之說，陸九齡學術立場逐漸轉向朱熹一方。隔年（1179）陸九齡更至鉛山 觀音寺與朱熹有三日的講論。淳熙八年（1181，其時陸九齡已卒）朱熹守南康軍，
陸九淵來訪，朱熹邀其至白鹿洞書院講《論語》「君子小人喻義利」章，朱熹深 致欣賞之意。至於兩人生隙之由，乃淳熙十年（1183）朱熹作〈曹立之墓表〉，
引起陸門學者不滿，朱、陸各自表示不同意見與立場，彼此交遊與論學情緒，也 因此事而導致不快，乃至後來〈太極圖說〉與〈西銘〉的論辯，終致使雙方決裂。
1就論學的議題而言，朱、陸每一次接觸討論的問題，其間雖然稍有不同，太極 之辯牽涉宋代《易》學的問題2，但論辯中，乃是朱、陸二人在「尊德性」與「道 問學」二者究竟該如何看待的問題。
「鵝湖」會後朱熹與呂祖謙持續關注陸學動態，既欣賞陸學之優點，又期盼 陸氏兄弟能調整其學偏失之處。而在朱、呂欣賞與期盼的心理上，反映出二人認 為朱、陸彼此之學並非截然不同，只是在儒學的論述之中，存在著觀點上的分歧；
就是在這一個「同中有異」基礎上，朱、陸雙方才有後續的論學。淳熙八年（1181）
1 此處朱、陸交遊的時間點，主要依據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的考察為主。
2 因朱、陸太極之辯涉及問題與本文以「鵝湖之會」為主軸的討論有不同，所以本文僅以此事件 來考察朱、陸雙方交遊情形，而暫不針對此中議題作進一步的討論。朱、陸二人論辯太極問題 的經過與其中的義理討論，可參戴君仁：〈朱陸辯太極圖說之經過及評議〉，收入氏著《梅園論 學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店，民 59 年），頁 21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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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邀請陸九淵至白鹿洞書院講「義利之辨」，即可看出二人學術有其相同之處，
《象山年譜》載其事說：
時元晦為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朱熹）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 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 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
先生書〈講義〉。尋以〈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 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 出揮扇。」3
朱熹欣賞陸九淵對《論語》「君子喻義、小人喻義」章的發揮，原因在於陸九淵 能針對當時學風之弊，深刻地指出問題所在，從而發明學者「精神」，陸九淵〈白 鹿洞書院論語講義〉中說：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茍不切己關省，亦恐未能有 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 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
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 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
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
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
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 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 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 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
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
3 ﹝宋﹞陸九淵撰，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卷三十六，《年譜》， 頁 49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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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4
陸九淵闡發此章義蘊，以當時學者為學多是汲汲於場屋之業，其所謂「君子」與
「小人」之別，即是區分儒者與徒事於科舉之輩的不同；二者即為學之初是志於
「義」或「利」的不同。陸九淵期勉學者為學當有「辨志」工夫，君子之道，在 於為學之初始即曉「志於義」，而由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其後 方能進於科舉。換句話說，陸九淵並未否定科舉價值，只是有見於當時學者倒置 為學本末，學風之所以不古，並非僅是科舉的制度層面問題，深究其中，其實最 為根本的原因，還是在為學者的價值選擇上（心之所志）；借用呂祖謙的說法，
即是「人病」而非「法病」。5陸九淵深切指陳學風，「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6， 從而提醒為學之序，申明儒者應有的責任。事實上，朱熹也曾說：「舉業亦不害 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 字，意思都別了。」7可見在這個問題上，朱熹與陸九淵的立場並無二致。陸九 淵深刻而具體闡發「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義，朱熹感動之餘，認為陸九淵之說 可以作為學者向學的指導所在，是以請陸九淵筆之於書8，甚至日後朱熹與他人 提及此事，其稱賞之情，仍一如當時，《朱子語類》中即載：
顧謂道夫曰：「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
4 ﹝宋﹞陸九淵撰，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卷二十三，「講義」，〈白鹿洞書院論語講義〉，頁 275-276。
5 ﹝宋﹞呂祖謙撰：《東萊呂太史集》，收入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 籍出版社，2008 年），第一冊，《東萊呂太史別集》卷十，「尺牘四」，〈與刑邦用〉，頁 500。
6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第八冊，卷八 十一「跋」，〈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頁 4027。
7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初版六刷），第一冊，
卷十三「學七‧力行」，頁 246。
8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八冊，卷八十一「跋」，〈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 堂講義後〉：「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 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 既不鄙而會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 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 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頁 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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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卻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 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 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 心便恁亹亹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 痛惜！」9
此條為楊道夫錄己酉（1189）以後所聞，其時正是朱、陸論辯「太極」的階段，
雙方關係已漸形水火，彼此門戶壁壘分明，然而憶及白鹿洞一會以及陸九淵「義 利之辨」的觀點，朱熹仍然客觀而平心的稱述其「是說得好」。
朱、陸在「南康」一會對「義利之辨」的問題取得了基本的共識，這一共識 也代表了朱、陸雙方學術觀點有其相同。然而這一「共識」是建立在「鵝湖」會 後朱、陸對自我學說調整的前提上，但是朱、陸二家思想畢竟有其相異之處，其 中最主要的是表現在對「尊德性」與「道問學」二者關係當如何視之的問題。
束景南先生指出，陸九淵「南康」之會闡述「義利之辨」的觀點，乃是根據 朱熹〈白鹿洞書院學規〉的內容而發揮10，並指出自朱、陸二人自「鵝湖」初晤 到「南康」再會這一期間的變化：
兩人都在自我反省中看到了對方的長處和自身的短處：在尊德性與道問學、
持敬與致知、踐履與講學中，朱熹更多注意到了尊德性、持敬與踐履，而 陸九淵更多注意了道問學、致知與講學。11
首先就陸九淵的方面來說，這一時期正是陸九淵修正其學之偏的時期，朱熹與呂 祖謙在這一時期的書信，即透露這一情形，例如說陸氏兄弟「自訟前日偏見之說」
（1178）12，或是表示陸九淵教人讀書，如「持得子靜近答渠（曹立之）書、與
9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七冊，卷一百一十九「朱子十六‧訓門人七」， 頁 2873-2874。
10 束景南：《朱子大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462。
11 束景南：《朱子大傳》，頁 459。
12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四冊，卷三十四「書」，〈答呂伯恭七〉，頁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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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淳叟書，卻說『人須是讀書講論』」（1179）13、「（萬人傑）云子靜卻教人讀書 講學」（1180）14以及〈與吳茂實一〉（1180）：「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 同，卻方要理會講學，……」15陸九淵逐漸修正其為學方法上的立場，加上他對
「義利之辨」的闡發，在「尊德性」之外又頗能兼顧「道問學」的立場，相較於
「鵝湖」初會，朱、陸此時的論學，不僅情緒上不若「鵝湖」之激盪，在觀點上 也取得了部分的共識。
此處之所以說「部分的共識」，即是說朱、陸雖然在「義利之辨」的議題取 得了基本的共識，陸九淵在立場上也較能接受朱熹「道問學」的觀點，但是就整 體而言，雙方對於為學問題，仍存在歧異的看法。朱熹事後與呂祖謙的書信即說：
「子靜到此數日……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商量，亦彼
「子靜到此數日……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商量，亦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