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校長科技領導、科技接受模式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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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及陳玉潔（2013）兩篇研究將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意願做為 研究主軸，在整體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相關研究中仍屬少數。故對於教師使用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態度，本研究認為有進一步深入探討之必要。
第四節 校長科技領導、科技接受模式與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之相關研究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變項進行相關文獻的蒐集統整，並進行分析。以 下分別列舉文獻說明校長科技領導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關係、校長科技領導 與科技接受模式之關係、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科技接受模式之關係、科技接受 模式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最後對各相關研究結果進行小結。
壹、校長科技領導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關係
Keengwe, Kidd 與 Kyei-Blankson (2009)為調查高等教育的科技領導與教師 在教學上運用科技的關聯，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型公立大學進行雪球抽樣，調 查了25 位學校教授、講師與學校科技管理者，結果發現科技領導與教師在教學 上運用科技兩者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
王文霖（2013）探討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資訊融入教學與學校教育品 質的相關性，以臺灣地區公立國民中學教師為對象，抽取45 所學校，1255 名 教師發送問卷，調查校長科技領導、資訊融入教學與學校教育品質，回收有效 問卷944 份。利用 SEM 分析各個變項之間的影響效果，發現科技領導對教學品 質的直接影響效果標準化系數達.90，屬於高度影響。科技領導對資訊融入教學 的直接影響效果標準化系數達.88，同樣屬於高度影響。資訊融入教學對教學品 質的直接影響效果標準化系數達.80，同樣屬於高度影響。同時模式的內在品質 達到判別標準，且整體模式適配度良好。故可得知國民中學校長的科技領導能 力越強，資訊融入教學就越高，學校教育品質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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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資訊科技素養與教師將資訊融入教學的能力之間有著類似的概念與 討論層面，施宏杰（2010）為探討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資訊 科技素養與教師教學效能的現況，抽取宜蘭縣公立國中小學92 所的 579 位教師 進行網路問卷調查，使用SEM 對得到的資料進行檢定，發現校長科技領導與教 師資訊科技素養有顯著正相關，且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透過教師資訊科技素 養的中介效果對教師教學校能具有51%的解釋力，具備中介效果，且該研究模 式具有良好適配度。
以上三篇探討校長科技領導與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關係的研究，
皆得出兩者間具有顯著正相關之結果。其中王文霖（2013）與施宏杰（2010）
之研究分別以全國與宜蘭縣為研究範圍，以教師為調查對象。本研究為配合研 究動機，選擇以基隆市做為研究範圍，進行深入探討。
貳、校長科技領導與科技接受模式之關係
戴建耘、陳宛非、韓長澤、賴慕回與高曼婷（2013）為研究臺北市中小學 校長對於科技領導的創新之關切階層與科技接受程度之情形與差異，以參與第 一期及第二期「校長科技領導研習營」之臺北市校長為研究對象，調查臺北市 43 位校長有關其科技接受程度 (TAM3)與校長科技領導的創新關切程度，回收 40 份問卷（回收率 93%）。發現臺北市公立中小學校長對科技領導創新關切程 度，以「結果關切」為最高，共有17 位 (42.50%)，其次為「合作關切」、「個 人關切」、「資訊關切」，以及「管理關切」。以個人背景變項加以分析，不同性 別的校長在「科技領導關切程度與接受度」上具顯著差異 (t = 2.097，p
< .050)，男性校長 (M = 6.08)顯著優於女性校長 (M = 5.53)。不同年齡的校長 在「科技領導關切程度與接受度」上則不具顯著差異。而不同任職階層的校長 在「科技領導關切程度與接受度」分析當中，高中組的校長對於結果關切顯著 的優於國小組的校長。此外不同學校規模的臺北市公立中小學校長在「科技領 導變革」關切程度與接受度之「合作關切」 (F(2,37) = 12.114，p < .050)與「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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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 (F(2,37) = 3.403，p < .010)構面有顯著差異。
戴建耘、陳宛非、韓長澤、賴慕回與高曼婷（2013）之研究重點關注於不 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校長之校長科技領導與科技接受模式之相互關係，做為校 長科技領導與科技接受模式兩個變項之先行研究。本研究則嘗試從另一面向切 入，以教師知覺校長科技領導做為本研究重點之一。
參、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科技接受模式之關係
孫培真與許楨哲（2004）為瞭解行動教學資訊載具對於目前國中教師的接 受程度，以科技接受模式中所提出的四項因素，以問卷調查法，編製問卷調查 高雄市國民中學教師對行動教學資訊載具的接受程度，對高雄市內20 所學校擔 任過電腦教師或具備行動教學資訊載具經驗的學校教師寄出260 份問卷，回收 有效問卷215 份進行分析。結果證實了教師對於使用資訊設備進行教學的知覺 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有正面的影響。代表著資訊科技教具如果易於攜帶使用，
可以增加教師的教學效益。
陳玉婷與蔡立元（2009）為研究應用心智繪圖軟體在經濟學教學課程上的 成效，應用科技接受模式進行問卷調查法，訪問臺灣南部某科技大學96 學年度 修習經濟學的二年級學生，一共回收178 份有效問卷進行資料分析，其整體模 式配適度GIF、AGFI、RMSEA、NFI、NNFI、CFI 分別為 0.957、0.910、
0.024、0.915、0.951、0.960。結果發現包括科技接受模式中所提出的知覺有用 性及外部因素當中的教材特性與學習動機都會直接正向的影響學習者的使用態 度與使用成效。該研究建議從教學設計層面著手，佐以資訊科技，能夠提升使 用者的使用態度與學習動機。
關於上述兩篇研究之調查對象部份，陳玉婷與蔡立元（2009）之研究以大 學二年級學生做為調查對象，孫培真、許楨哲（2004）之研究則以高雄市國中 教師做為調查對象。兩篇研究調查對象之差異可能為國中學生之學習經驗與表 達能力尚未發展完全，可能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自我知覺與評價產生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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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國民中學做為研究範圍，故應以教師做為調查對象。
肆、科技接受模式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
許文楷、黃秀慧與陳榮方（2006）為探討企業員工對新導入之資訊科技的 學習態度，以科技接受模式作為中介變項，探討企業學習環境與員工學習態度 之間的因果關係。使用ERP 系統一年以內之中小企業員工作為研究樣本，設計 研究工具以問卷調查法加以進行調查，回收119 份有效樣本。發現使用者對於 新IT 的知覺有用性，對於降低焦慮度以及提高學習興趣皆有正面影響效果。而 使用者對新IT 的知覺易用性對於知覺有用性也有正面效果。通過知覺易用性的 中介作用，提升使用者的科技知識能有效提高其對新科技的正面態度。故在將 新系統引入時，提高使用者對新系統的知覺易用性是個可以幫助使用者降低對 系統焦慮的方式。
由上述之研究可得知科技接受模式可有效扮演與資訊科技相關之兩個變項 間之中介變項，尤其在變項與使用者態度與意願相關之時更有效。依據上述研 究成果，本研究將做進一步的分析，調查科技接受模式此一變項是否會對校長 科技領導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間的關係產生中介效果，以及中介效果影響之 程度。
伍、小結
從上述相關研究可看出校長科技領導、科技接受模式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三者間具有密切的關係。國內相關研究多以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進行統計分 析。本研究通過文獻分析之結果，針對校長科技領導、科技接受模式與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三者間之關係，提出以直接效果與中介效果進行分析之模式，說明 如下：
一、直接效果模式
直接效果模式闡述校長科技領導、科技接受模式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三者 間彼此具有正向影響關係。王文霖（2013）與施宏杰（2010）皆指出校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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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與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間具顯著正相關，戴建耘、陳宛非、韓長 澤、賴慕回與高曼婷（2013）之研究指出校長科技領導中之創新關切程度與科 技接受程度呈正相關。而孫培真與許楨哲（2004）則提出教師使用資訊設備進 行教學對科技接受模式中之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本 研究以直接效果模式分析變項間關係，並做假設如下：（一）校長科技領導可以 解釋或預測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二）校長科技領導可以解釋或預測科技接受模 式；（三）科技接受模式可以解釋或預測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二、中介效果模式
中介效果模式則關注於校長科技領導是否會透過科技接受模式的中介作 用，間接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產生影響。根據前述相關研究，校長科技領導、
科技接受模式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三者間可能存在正向相關與直接效果關係，
然而當三者同於一分析架構內時，校長科技領導是否會透過科技接受模式的作 用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產生間接影響，以及其間接影響的程度為何，即為中介 效果模式欲驗證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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