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卻對該地污染整治事務投入甚深，歸因於個人熱忱，其 也在中石化相關之污染整治政策形成過程中，成為重要的發聲角色。同時另有受 訪者強調，社區意見領袖在政策形成與執行上，也扮演著「監督」的角色。里長、
自救會幹部同時兼任鹿耳門天后宮的幹部職位，故天后宮與意見領袖的角色有 時重疊。而當地一般居民則是沈默居多，出力不多。如諸多受訪者所言：
「二等九號道路，社區組織理事長他們那時候著墨很淺」B3
「到後期的時候會變得自救會出現，但也不能沒有聲音，所以有些人會開始 出來，包括蔡登進、林美芳、林吉進，大約在九十四年三月前，他們有和我們一起 開了很多記者會，用自救會的名義和台南社大，有比較成行大約在九十三年，他 們大約在九十三年的時候投入，聲音比較大聲時，大約是九十四年，竹筏港溪去 插牌子，林美芳就跳出來了」B1
「第一沒有給我們補助，就直接插警告牌，你說這條竹筏港溪有污染，熊熊 插這支牌子，你們都沒有告訴我們，就直接插牌子，沒有問我們，就盼我們死刑 。 我就跑來叫媒體拍，叫地方記者來，第二天就有電視台記者都來了，第三天，剛 好這邊郭信良郭議員也來，他就有來瞭解，記者都來了，所以媒體都來了，第四 天汪笨湖就來了，一個禮拜政府就關心起來了。」C6
「社區居民在污染案裡面扮演的角色，但我只能說是一個個案一個情況，我覺 得在這個案子很重要的是「監督」，社區裡面有很多熱心的民眾，他們會主動去做 一些努力，會讓污染做一個監督或是曝光，透過這樣的一個作法，媒體上報，這 些都可以給政府一些壓力在。」B2
「二等九號的問題，居民沒有出什麼力」B3
本研究根據訪談發現，二等九號道路整治與竹筏港溪整治政策的形成過程，
不同於當地普遍沈默的居民，地方意見領袖無論是里長辦公室、自救會、鹿耳里 社區發展協會以及鹿耳門天后宮，都不斷嘗試與政府進行溝通，要求政府出面
整治污染場址，但效果不大。因此，常透過與社區大學的合作，運用平面媒體等 策略，提供相關資料等，再次集結力量與政府表達訴求，並且監督政府的整治 政策與執行單位，在中石化環境污染的整治過程中，可以看到當地意見領袖的 積極參與，也看到了政府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的互動。
貳、五年十三億補償政策
根據理論基礎，同樣在五年十三億補償政策中，上述所列各種來自政府內部 與外部等影響政策形成的因素中，究竟在補償政策形成與議程設定中扮演什麼 樣的角色，又具有多大的影響程度？首先，就影響政策形成之政府內部因素觀 察，總統與其任命的政務官，對政策議程設定具有關鍵核心作用，但對方案的 選擇與執行則施力較少；相對的，官僚體系中的常任文官，由於具有專業性與 長期任職特色，對於方案選擇與實際執行具有較大影響力；至於國會，則同時 具備議程設定與方案選擇的影響力。其次，對於影響政策形成的政府外部因素，
則以利益團體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因為他們要保護其當前利益與權益；而 媒體則傾向於透過對議題的報導來影響民意，對於議程設定的影響較不直接；
至於選舉人物及民意，也是影響政策議程的重要原因；相較於對政策議程設定 的影響力，專家學者對政策方案的取捨則扮演更長期而直接的角色，因為許多 對政策方案的溝通討論多半具有高度技術專業的特質。
綜上可知，影響政策形成的因素中，政府內部因素以官僚行政體系影響最深，
政府外部因素則以利益團體最具影響力。就行政運作上分析，官僚體系是沒有效 率、沒有民主認知的，除非外在的監督或民主機制夠強，否則官僚體系不易回應 外界的需求，是而需要要適當的監督機制，包括國會、媒體或其他外部監控機制 至於利益團體，以 5 年 13 億補償政策為例，包括政府官員、環保團體，及當地 受害居民都是影響政策形成的重要力量，這些力量如何相互運作，並促使官僚
體系加以回應，進而促成補償政策之形成，都是相當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一、政府內部因素
中石化環境污染案中，可以看見許多立委以及議員關心此議題，過程中這些 民意代表卻鮮少動用決定預算的權力，反而看到此類角色在地方上因受到連任 壓力，而積極從事選民服務，故此，本論文將民意代表劃定在選舉相關之政治 人物角色。同時根據Kingdon 的政策形成理論，選舉相關的政治人物通常都會在 競選期間開立政治支票，允諾實踐某些政策。同樣的，這些立委與議員在環境污 染整治政策中的角色功能，如受訪者B3、C1 與 C3 所言：
「那時候第一次開公聽會是王昱婷，針對安順廠的污染問題，要如何處理，
如何跟上面爭取，之後陸陸續續的又有幾個委員，郭信良，也沒有突顯什麼。在 台面上來講，不會比黃老師運作來的大，因為後面怎麼運作我們都不曉得，唐碧 娥，王昱婷、賴清德、郭信良，都有來關心」B3
「500萬下來了，我們先開闢了醫療站，跟衛生室不一樣。就在鹿耳門天后宮 公館那裡，起先是在餐廳那邊，後來移到公館那邊去，大概開了半年之後，13億 下來就變成醫療室了，之後就往醫療室發展。這是我們在整個抗爭中得到的第一 個勝利，但這個勝利並不值得驕傲，也不值得高興，因這是配合那年立法委員的 選舉而撥款下來的，等於說這可能是一個酬庸與投資。」C3
「民意代表，當然不分黨派，基於地方的需要，如果他們可以幫忙出力的時 候，幫我們服務，如果因為交情或是理念不同，或是我們做的不夠好，對方不認 同，我們是平常心看待。」C1
「為了二等九號王幸男立委要去告中石化蓄意傷害，浩浩蕩蕩的號召了三個 里，包了兩台遊覽車到地方法院按鈴申告，大概7、80人過去提告訴，這是第一 步。」C3
「那些民意代表幫忙很多，王昱婷、王幸男，去法院按鈴申告，申告完，每一 次每一次的開庭，王幸男以及和我們三個里長，三個里長都有被調問，經過法院 的調問，檢察官說不會有很具體的結果」C1
本研究根據受訪者，民意代表投入中石化環境污染的過程，不及黃煥彰與台 南社大深入，但在二等九號道路整治政策形成過程中，仍是協助當地爭取到一 筆500萬的經費，以便當地設立醫療室。過程中進入社區的民意代表，包括王昱 婷、賴清德、郭信良、王幸男、唐碧娥等，其中，王昱婷首先召開公聽會，王幸男推動當 地包車北上按鈴控告中石化，也讓當地居民印象較為深刻。但仍有受訪者認為這可能 是一種政治酬庸，競選期間可以有更多的關切，競選過後可能會暫時消失，這 也是當地社區對於民意代表在整治過程中的觀感。但不可否認的，五年十三億的 補償政策形成，在社區民眾透過民意代表讓議題曝光，積極動員之下，著實為 一個有效的政策形成策略。
此外，有關中石化安順廠戴奧辛污染情節，早於
2001 年即見諸新聞媒體63，爾後相關報章雜誌亦開始針對該主題進行長期、持續之深入報導；王昱婷立委並 於2002 年 9 月 16 日召開「拒絕毒害，保障下一代」中石化污染改善公聽會，呼 籲政府部門重視並介入監督64。然而，從中石化安順廠污染案例被媒體揭露報導，
乃至於補償政策納入政府議程，中間長達2 年多的時間皆未曾受到政府注意，
為何會突然之間在兩天內即通過了5 年 13 億的補償金額？65其中有關政策形成 的過程，確實頗耐人尋味。相關研究曾指出中石化安順廠5 年 13 億補償政策之 政策形成中，政府內部如總統、國會、與官僚體系；外部如環保人士（團體）、
學者（測量居民血液戴奧辛濃度）與新聞媒體都是影響政策形成之關鍵因素66， 但對於影響政策形成之政府外部與內部因素間，多方力量如何交互影響並發揮
63 呂理德:〈中石化安順廠戴奧辛污染嚴重〉，《中國時報》（台北） 2001 年 4 月 26 日，第 11 版。
64 立法委員王昱婷網站：910916『拒絕毒害 保障下一代』中石化污染改善公聽會網址 http://www.a-tin.org.tw/cgi-bin/bbs/a-tin/5-4/bbs.pl?a_method=show&slttitle=2002-09-17.15:49:10&id=&userpsd （瀏覽日期： 2008 年 5 月 16 日）
作用，則仍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
二、政府外部因素
在文獻探討時，Kingdon 指出影響政策形成之因素有內部因素以及外部因 素，而外部因素則是利益團體、學者專家、媒體、選舉相關之政治人物、以及民意 因此，本研究針對中石化環境污染案進行探討，訪談諸多利害關係人，在研究 發現與分析中，中石化之環境補償政策形成依照Kingdon 之政策形成理論，探 討影響著環境污染整治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如利益團體、學者專家、媒體、選 舉相關因素、以及代表民意的社區，進行研究討論與分析。
訪談發現在中石化環境污染案中，補償政策的形成受到許多媒體的推動，主 要可分為一般媒體與談話性節目兩種，同樣都有如Kingdon 的政策形成理論中 所提，這些主流媒體會製造公共輿論與話題，聚焦社會大眾的好奇心與注意力，
其中，汪笨湖的談話性節目，更為強而有力的議題設定者，進而達到政府政策 形成或政策規劃的調整。據受訪者表示：
「沒有新聞版面，那就不會有人出來關心這個問題，所以我很樂意讓新聞曝
「沒有新聞版面，那就不會有人出來關心這個問題，所以我很樂意讓新聞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