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化政治立場對立下的商業邏輯

一、新聞專業意理如何成為普世價值

1830 年代是美國的「政黨報紙」（partisan newspaper）時代，報紙在檯面上 只是一個被政黨補助的「宣傳機構」，而當時這種明確的黨派路線，卻成為攪亂 社會是非黑白的罪魁禍首。支持不同政黨的報紙，經常為了不同的立場而抹黑、

攻擊對方，這是美國報業剛發展初期的狀態。爾後，大眾報業逐漸發展起來，從 電報的發明與獲得最大利益與最多客戶為原則，過去那種「不問是非只問政黨」

的報導逐漸轉變成以客觀、面面俱到為主的報導內容，而這樣的轉變是符合資本 主義邏輯的。

從批判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新聞學專業意理，並不是奠基在理性與普世 價值(劉昌德，2009)。以客觀之名追求最大商業利益之實，新聞專業意理其實是 一套受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所形塑的價值觀。這種追求真相與客觀中立的新 聞價值，成為全球新聞專業意理的普遍價值，來自於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政治經濟 關係的結構因素，特別是以美國為主的優勢文化與政治經濟勢力，一同傳遞到世 界各地(劉昌德，2009)。

二、台灣媒體發展與政治糾結

回到台灣的脈絡，在一九四九年政府發佈戒嚴令之後，憲法所保障的言論、

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都被凍結，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開放後才鬆綁。

劉昌德(2007)指出，在 1950 年代後，台灣受到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學術上的援助。當時的媒體受到國民黨政府嚴密的監控，同時也建立起一套「符 合獨裁政權控制政治言論需求的新聞專業規範」，而當時的客觀性與新聞自由都 必須服膺「反共」作為最高指導原則。

前後擔任過《台灣時報》、《民眾日報》總編輯與《自由時報》副總編輯的李 旺臺在其論文集《論說新台灣》(1992)一書中的序提到：「做為一名新聞工作者，

十五年前寫了一則工廠毒氣外洩的新聞，竟受到警告，說我妨礙經濟發展，該當 何罪；十五年後竟可以在街上看到許多環保社運遊行，大鳴大放」。由此可見解 嚴前後的政治社會改變。

報禁解除前，政府透過報禁政策，讓少數持有執照的報業得以逐步寡占市場 (林麗雲，2000；劉昌德，2007)，衍生出一種「政治力企圖控制媒體，而媒體則

是選擇了政治立場」的互動。林麗雲（2000）則形容台灣報業在威權政體下是一

治挪用(1950s-1970s)

侍從責任論與政治異 議論交鋒(1980s-1990s)

自主專業規範的出現與

台灣新聞媒體的發展，基於過去政治壓迫而出現侍從關係。在解嚴初期則出 現小眾異議媒體對抗之，在民主開放與資本私有化的過程中，新聞媒體逐漸形成 基於激化對立的政治立場下所選擇的閱聽市場。

三、市場導向新聞學下的邱毅爆料風潮

從結構面觀察，「邱毅爆料」的風潮並非出於偶然。但是當公民團體對於不 負責任的「爆料新聞」一片譁然之時⁹主流媒體居然以「觀眾想看什麼，我就給 他們看什麼」作為託辭，突顯新聞內容及媒體經營的「市場導向」。商業媒體為 求獲利，內容直接反映讀者的需求，因此稱作「市場導向新聞學」(market-driven journalism)。

英國傳播學者McNair（1999）認為，新聞媒體明顯地轉向商業化、市場化、

小報化，最重要的質疑就是新聞品質每下愈況的問題。當「第四權」的責任被「市 場導向」所取代，因此改變了新聞「規範」社會的功能，而商業壓力與市場力量 滲入以公共資訊自詡的新聞領域，造成「娛樂化資訊」（infotainment）的廣泛 出現。這種出賣新聞的嚴謹和深度，而資訊成為一種叫賣的商品，媒體也只能想 盡辦法以各種行銷手段促銷。

反觀McManus（1994）認為，「市場」並非全然地壞，所謂「市場」的定義 應該是指「人們購買與銷售商品的地方」，如果人們可以在市場中平等且愉快的 交易，便可以達到利基。但是卻也因為發行量（收視率）大的媒體，與發行量（收 視率）小的媒體相比，在市場當中更具有地位與利潤，當大媒體壟斷與獨占後，

會導致市場的扭曲與變形，原先McManus的「自我校正」、「自由選擇」、「顧 客至上」等概念就變成理論上的空談。

此外，美國報業從1970年代起便向「市場價值」靠攏，這種受到市場強力牽 引的新聞走向，引發不少質疑聲浪，因報導水門案而聲名大噪的記者Carl

Bernstein（1992）曾嚴詞批評，市場導向的新聞事業在創造一種「白癡文化」。

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Ben Bagdikian（1990）則認為，新聞走向市場導向不在發揮

「告知」作用，而是「蒐集閱聽人」賣給廣告商，最後是大媒體獲勝，公眾是最 大輸家。

9 此篇投書為管中祥（中正大學電傳所助理教授、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與羅世宏（中 正大學電傳所副教授）合寫二○○七年三月卅日《中國時報》的民意論壇的投書〈醜聞會是媒體 轉機？〉。文中指出：「近幾年電視新聞胡亂爆料，只求利潤不擇手段…。TVBS 總經理李濤允 許來賓在自己主持的《全民開講》節目胡亂爆料，雖能發揮監督政府的職能，卻也經常傷及無辜，

更助長了不負責任的媒體文化」。。

從台灣媒體經營現狀來看，可以理解在變形的收視率戰爭下的犧牲者，不僅 僅是公民的權益還有記者的天職。市場壓力下主流媒體之間的收視率之戰，導致 媒體之間互相競逐「爛」而非「好」的新聞，劣幣驅逐良幣。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在2006年4月19日舉辦的「爆料？揭弊？媒體的省 思」座談會的新聞稿中提到，在台灣越是流行爆料的政治談話性節目其收視率越 能居高不下。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執行長盧世祥更在會中提出：「媒體應對新聞 確實查證、平衡報導，不應變成傳播謠言的工具。現在的社會卻被收視率及媒體 老闆綁架，媒體報導未經查證的爆料新聞，已經嚴重地傷害了社會及新聞工作人 員，也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窘境。」

《目擊者》第53期也提到，「這種虛虛實實的爆料模式讓記者招架不住、記 者因為害怕得罪邱毅而不敢加以質疑，徒讓邱毅日日在T台與立法院爆料連連」。 記者「害怕」邱毅的原因在於害怕長官責罵、怕害到收視率，但是目前的收視率 調查標準卻又不是最理想的評估方式，而所有的記者便一起在這個矛盾的市場邏 輯下，繼續服膺它。

在「爆料新聞」中，專業化的分析與深度調查已經被及時性的收視率或是市 場需求的藉口矇蔽，重大弊案「爆料化」的綜藝呈現方式，已經忽略了新聞資訊 的真實性、準確度與公共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