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樂觀解釋風格之實徵性研究
人們習慣以某些特定的方式來解釋事情發生的原因，此被稱之為「解釋風格」
（explanatory style）。解釋風格會影響個人的無助及生活上的適應。樂觀及悲觀 者對好壞事件採不同之解釋風格，其在解釋向度上的差異，如表 2-3-1 所示。
表 2-3-1
樂觀者及悲觀者對好壞事的解釋風格
事件 解釋向度 樂觀者 悲觀者
穩定性 暫時的 總是的
普遍性 特定的 普遍的
壞 事
件 個別性 外在的 內在的
穩定性 總是的 暫時的
普遍性 普遍的 特定的
好 事
件 個別性 內在的 外在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對壞事是以內在、穩定及普遍為歸因的解釋風格被形容為「悲觀的」（都是 我的錯、這會維持很久、它將會影響到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對壞事採外在、暫 時及特定的解釋則被視為「樂觀的」（Peterson ＆ Seligman, 1984）。例如：與朋 友起爭執時，一個樂觀的人會告訴自己，那是因為他的朋友在此刻可能有什麼難 過的事（外在、暫時、特定），而悲觀的人則會解釋為我在人際關係上，一向處 理得不太好（內在、穩定、特定）。
一、樂觀與憂鬱情緒、個人適應
解釋正向事件時，悲觀和樂觀的人會採用相對的解釋模式。樂觀的解釋風格 將正向事件解釋為內在、穩定和普遍。因此，成功和好運被視為是自己所引起的，
可以持續長時間並且可以影響到生活中的其他向度，而悲觀的解釋風格則剛好相 反（Reivich & Gillham, 2003）。Gladstone 和 Kaslow（1995）在一個針對 7500 名 受試者所做的後設分析顯示，與青少年跟同儕相比，有較高憂鬱的兒童，對失敗 較會採內在、普遍、穩定的解釋，對成功則是做較外在、特定及暫時的解釋。
（Scheier & Carver, 1992）。樂觀的解釋風格與較高的動機、成就、身體健康、較 低的憂鬱症狀（Peterson ＆ Steen, 2009）及較佳的情緒調節（余妙芬，2008）
相關。許多研究也証實，不管兒童或是成人，與較不憂鬱的人相比，憂鬱的人對 壞事件較會採用內在、穩定及普遍的解釋風格（王麗香，2008；Metalsky, Abramson, Seligman, Semmel, ＆ Peterson, 1982；Nolen-Hoeksema et al., 1986；Seligman, Abramson, Semmel, & Von Baeyer, 1979；Seligman et al., 1984；Thompson et al., 1998），並呈現出被動、認知失能、難過、低自尊、和較差的選擇能力和競爭力 等無助的症狀。也正是這種對壞事件解釋風格的訊息處理過程，將個體置於未來 憂鬱的危機中，使他們一旦遭遇到不好的事情時，顯得特別脆弱，沒有抵抗力。
Albert、Maja、Marjolijn 和 Telch（2008）透過操控的實驗情境研究發現，表現較 悲觀解釋風格的兒童，在評估自己實際的表現時會採取較負向的態度，在面對同 儕的負向批評時，也明顯的較以負面方式去解釋這個被拒絕的經驗。解釋風格除 了與目前的憂鬱症狀相關，也能預測未來的憂鬱（Golin, Sweeney, & Schaeffer, 1981；Peterson et al., 1982）。Nolen-Hoeksema 等人（1986）研究發現，適應不 良（maladaptive）的解釋風格與較高的憂鬱同時發生程度（concurrent levels）有 關。憂鬱也會影響到往後的解釋風格。控制第一個時間點和第二個時間點對憂鬱 之影響，第一個時間點的解釋風格對第二個時間點的憂鬱，仍然具有顯著的預測 力。
在課業表現方面，研究發現具樂觀解釋風格者，能有較佳的學業自我效能及 學業成就表現（侯雪香，2007），而具悲觀解釋風格的兒童，則相對表現出較差 的課業程度（余妙芬，2008），在針對大學生的研究上，也有同樣的發現（Martinez
& Sewell, 2000；Peterson ＆ Barrett, 1987）。樂觀的解釋風格甚至也有助於提高 學生的學業失敗忍受力和失敗後的積極行動力（吳聰秀，2006；張玉玲，2000）。
Reivich 和 Gillham（2003）的研究顯示，悲觀和樂觀的解釋風格會導致對未來不 同的預期並產生影響。具悲觀解釋風格的人，會預期未來的結果是不可控制的，
因此，在面對困境時，會產生無助感。相對的，樂觀解釋風格的人，會期望在未
來的情境中能產生控制感，並具有較佳的復原力。國內研究也發現，具樂觀解釋 風格者有較佳的生活滿意度（邱漢松，2008；陳楠，2008），甚至能成為兒童在 面對負向生活經驗時的防護罩（徐佩君，2000）。
值得注意的是，對壞結果的解釋風格與憂鬱間的關係比對好結果的解釋和憂 鬱有較高的相關。修正的習得無助理論預測對壞結果隱伏的解釋風格並不會直接 導致憂鬱，只有當壞事真的發生或被預期和歸因於普遍、穩定及內在因素，憂鬱 才會發生。對正向結果的歸因在預測憂鬱的影響角色上，相關較微弱（Albert et al., 2008；Peterson, 2000；Peterson ＆ Seligman, 1984；Seligman et al., 1979；Seligman et al., 1984）。Metalsky 等人（1982）年對大學生及其他們對期中考表現不佳的反 應進行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對不好的事件所採取的解釋風格能預測學生得知 低分數時憂鬱情緒的增加，但對得到好成績的學生則不具預測性。國內研究也有 相同的發現，邱漢松（2008）發現對壞事越不具永久性思考的樂觀者，在工作上 及生活上的滿意度也越高，但個體對好事的永久性思考來看，與工作滿意度以及 生活滿意度則無顯著相關。
統整上述研究可發現，樂觀與悲觀解釋風格的差異在於面對事件時採取不同 的解釋方式，並進一步導致了不同的歸因模式。樂觀者將好事歸功於自我因素，
並認為壞事是外在環境所造成，悲觀者則是採相反的解釋模式。解釋風格在個人 的情緒適應及行為表現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且能預測個人在各方面的表現。具 樂觀解釋風格者，普遍具有較高的動機、較佳的成就表現、較好的身體健康狀況、
與良好的生活滿意度及情緒調節；而悲觀解釋風格者，則容易出現憂鬱、低自尊、
低成就的情形且身體狀況也比較差。換言之，歸因風格的不同，暗示了個人在面 對負向事件時可能的反應差異。樂觀的解釋風格是個人的保護罩，使個人不受憂 鬱及負向情緒之侵襲，而悲觀的解釋風格則容易使個人在面對困境時顯得脆弱無 助，甚至陷入危機當中。
二、樂觀與性別、年級
國內有許多研究探討年級、性別背景變項在樂觀程度上的差異，不同研究的 發現並不一致。黃德祥、謝龍卿、薛秀宜與洪佩圓（2003）以台中地區國小、國 中、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研究，研究發現男生樂觀程度均顯著高於女 生，而在教育程度方面，國小學生最樂觀，國中次之，高中學生最不樂觀。鄭芳 怡（2004）以台北市國小中、高年級學童共 418 人為研究樣本，研究結果發現男 女生在正向事件解釋類化性有顯著差異，女生比男生較樂觀。而在年級方面，國 小中、高年級學童在整體解釋風格表現上有顯著差異，高年級學童的解釋風格得 分顯著高於中年級學童，這代表高年級學童比中年級樂觀。徐晉偉（2008）以苗 栗縣國小高年級學童 404 名為研究對象，探討國小高年級兒童的依附關係、樂觀 與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兒童傾向樂觀，進一步分析樂觀解釋 風格的四個向度發現，女生在「負向事件解釋個別性」、「負向事件解釋類化性」
與男生皆達顯著差異，換言之，女生樂觀程度較男生來得好。
吳聰秀（2006）以高高屏五、六年級學生為對象，探討其自我歸因風格與憂 鬱傾向兩者間的相關，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女生，其負向自我歸因風格程度較 高，亦即高年級女生較有不適應的解釋風格，男生比女生樂觀。在年級方面，五 年級在「正向歸因風格上」較六年級為高，換言之，五年級學童比六年級學童擁 有較適應的解釋風格，五年級比六年級樂觀。余妙芬（2008）以高雄縣公立國民 小學五、六年級共1097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不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在解釋 風格上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惟在「正向事件解釋個別性」上達顯著差異，亦即 男學童的正向解釋個別性高於女學童，換言之，男學童較會將正向事件歸於自我 的功勞。而在年級方面，五年級學童的解釋風格比六年級學童樂觀。
顏秀芳（2007）針對彰化縣 12 所公立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進行 調查，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樂觀與幸福感之現況，結果發現不同年級、性別之國 小高年級兒童在樂觀上沒有差異。王麗香（2008）以台北縣 201 所公立國小的高
年級 731 名學童為研究對象，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童解釋風格、教師期望與學業成 就三者間的關係，研究結果同樣發現男女生的樂觀解釋風格沒有顯著差異。國小 高年級學童面對正向情境時較偏向個別、永久、普遍性，面對正向事件時是積極 樂觀的；而面對負向情境時，較偏向個別、暫時、普遍性，且遇到負向事件時較 易有消極的無助感，整體樂觀程度不特別偏向樂觀或悲觀。徐佩君（2000）的研 究結果則發現五、六年級男、女學童對負向事件的解釋皆趨於特定性和內在性風 格，而其對正向事件的解釋也同樣趨於概括化和內在性風格。惟在正向事件個別 性上達顯著差異，此意指女生比男生對正向事件的反應，更傾向認為是自己的因 素。整體而言五、六年級學童對於正、負向事件的解釋風格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整理歸納上述研究結果，有的研究顯示男生的樂觀程度高於女生（吳聰秀，
2006；黃德祥等人，2003），有的則是指出女生樂觀程度高於男生（徐晉偉，2008；
鄭芳怡，2004），甚至有研究發現男女生的樂觀程度沒有顯著差異（王麗香，2008；
顏秀芳，2007），惟有的發現在「正向事件解釋個別性」上，男學童的正向解釋 個別性高於女學童（余妙芬，2008），但也有相反的研究結果，亦即女學童的正 向解釋個別性高於男學童（徐佩君，2000）。在年級方面，同樣也有不一致的發 現。以教育程度來分，國小比國中、高中更樂觀（黃德祥等人，2003），而高年
顏秀芳，2007），惟有的發現在「正向事件解釋個別性」上，男學童的正向解釋 個別性高於女學童（余妙芬，2008），但也有相反的研究結果，亦即女學童的正 向解釋個別性高於男學童（徐佩君，2000）。在年級方面，同樣也有不一致的發 現。以教育程度來分，國小比國中、高中更樂觀（黃德祥等人，2003），而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