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提到的各種攝影影像快速且⼤量累積的現象，導致收納與管理，亦即攝影 的檔案化和檔案化的攝影成為重要的課題。這⾸先是從19世紀犯罪肖像檔案的
數量和管理逐漸成了問題開始，對此，我們必須重探塞庫拉的觀點。1986年發 表於October期刊，長達六⼗幾⾴的〈⾝體與檔案〉⼀⽂是極具影響⼒的重要
⽂章；塞庫拉指出，在1880⾄1910年間，對攝影的圖像意義構成⽽⾔，「檔 案」成為具備主導性的構成基礎。尤其是，塞庫拉認為19世紀的法國警官阿⽅
斯．伯堤隆（Alphonse Bertillon）是最早體認到攝影做為檔案的根本問題與數 量積累難題的⼈之⼀。他以伯堤隆和開創優⽣學、指紋學，也是達爾⽂表弟的 英國博物學家法蘭⻄斯．⾼爾東（Francis Galton）的案例，在兩者的案例分 析中探討肖像、攝影、後製、檔案、機構、⽣理特徵與⽣物性資訊之間的連 繫，以及其拍攝器械、取景技巧、分類⽅式、檢索規則、⾝體測量與空間布置 等相關攝影性裝置的監控、管理的知識形構過程。〔註8〕
若允許我⽤最精要的⽂字來闡明，那麼可以說，伯堤隆的罪犯肖像「試圖將照 片嵌入檔案中」，⽽⾼爾東的重疊肖像技術則試著「將檔案嵌入照片中」。這 些19世紀的攝影檔案都是種社會控制與區分的⼿段，同時照片影像也被視為具 有科學的真實性。伯堤隆和⾼爾東兩⼈的⼯作做為肖像檔案管理先驅，都對犯 罪學與基因學等機構性的治理，以及處理視覺⽂件的科學化管控⼿段，有著深 遠的影響。對於這樣的影響，塞庫拉提醒，「即使在今⽇，仍能看到兩者的影
⼦。像是『伯堤隆』（的模式）存活在國家安全狀態的運作中，無論在⽇常監 視與地緣政治領域都能看⾒其密集與擴張的狀態。⽽『⾼爾東』則存在更新後 的『⽣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中，此種『⽣物決定論』往往產
⽣於⻄⽅⺠主國家政治右派。」〔註9〕
我想這正是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探討傅柯的「部署」（dispositif）
概念時所提到的，將「⾝體測量」做為⽣命與「裝置」結合的案例。在〈什麼 是裝置？〉⼀⽂中，阿岡本寫道：「為了鑑別慣犯，這種發明於19世紀的，從 肖像到指紋的⾝體測量學（anthropometric）在發展中愈加完善，於是，⼀種 歐洲的新準則便是將『量測⽣物學』（biometric）做為『裝置』
（apparatuses）強加在公⺠⾝上，⽽錄像監控則將城市的公共空間變成⼀座 龐⼤監獄的內部。確實沒錯，在當權者眼中，普通⼈看起來最像恐怖份⼦。」
〔註10〕
進⼀步來看，阿岡本透過〈什麼是裝置？〉嘗試尋找傅柯使⽤「部署」概念的 源頭，阿岡本在⽂章開頭便明確指出其使⽤的英⽂apparatus即為法⽂的
dispositif（部署、布置），英⽂版譯者也在譯註中說明並依循此譯法。阿岡本
指出其「裝置」（部署）概念直接來⾃傅柯，是傅柯思想中的關鍵性術語。值 得⼀提的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某次訪談中亦曾提到他與瓜塔⾥
（Félix Guattari）的「裝配」（assemblage）概念，對於傅柯分析「部署」的 概念可能有所幫助。〔註11〕然⽽「裝置」與「部署」之間的翻譯問題，根據 中國學者張⼀兵的解讀，阿岡本是想混⽤「裝置」與「部署」這兩個有些在英
⽂與法⽂語境中有著細微差別的詞，以「裝置」更簡練地概括並拓展傅柯的
「部署」，展開其當代性閱讀。〔註12〕關於這點，事實上阿岡本也寫到⾃⼰
⾝為「傅柯式裝置」的闡釋者，必須有著進⼀步推進、獨⾃前進之意圖。
阿岡本闡述基督教的oikonomia概念，鮮明了將上帝的神性「存在」，以及基 督道成⾁⾝的「執⾏」之間的區分。⽽oikonomia做為基督教的「救贖經濟 學」――所謂的「神學上的家政」，即是⼀種裝置，意指著⼀套實踐活動、知 識體系、措施和制度，亦即對⼈的⾏為和思維之治理。⽽「裝置」和「部署」
共同承擔了神學上oikonomia的複雜語意，這是阿岡本將「裝置」和傅柯的
「部署」概念與⻄⽅神學遺產連結起來的⽅式。同時他也從此處加入其關於
「褻瀆」（profanation）之概念，來做為對傅柯思想的延伸。主要是，從傅柯 的「裝置（部署）」出發，阿岡本進⼀步認為他⾃⼰所關注的「褻瀆」概念是
⼀種「反―裝置」（counter-apparatus）；⽽所謂的「褻瀆」，要⾔之，即是 去恢復⼈們對犧牲與神聖之物的⾃由使⽤。在阿岡本看來，「活⽣⽣的存在」
和「裝置」之間代表著⼀種斷裂、也是⼀種⾾爭，因此「裝置」必然意謂著⼀
種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只是，放眼當今資本主義時代的「裝 置」，已不是透過⽣產主體來運作，⽽是透過「去主體化」
（de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來運作；更有甚者，當代「裝置」繼承了神性治 理的遺產卻沒有救贖世界，反⽽將我們引向災難。是以，阿岡本認為當務之急 是思考褻瀆「裝置」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如何恢復那些被裝置捕獲和分離的 事物的公共⽤途。
抵抗檔案
當思索著檔案做為裝置時，事實上檔案確實仍擁有和事實的特殊與優先關係。
不過如果從傅柯式的觀點來看，檔案與事實之間的連繫來⾃於「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所設定的框架――在其中，不但劃分所謂的「事實」與
「虛假」的疆界，主體的位置亦被區分和界定。那麼，若我們試著延伸阿岡本
對裝置的批評，或者是說，當我們與攝影、建檔技術、知識欲望等「裝配」
（assemblage）成為德勒茲式的檔案機器時，我們是什麼？以及，對檔案裝置 的褻瀆實際上是意謂著什麼？對我⽽⾔，這仍是個待推進的問題。
另⼀⽅⾯，此時我特別想起前述塔格的⽂章中，所提到的那些重新出⼟的密件 檔案或修復的損毀⽂件。塔格認為在思考檔案時，除了檔案做為系統「權⼒/知 識」問題，更應將各種「抵抗檔案」（counterarchives）納入視野。所謂「抵 抗檔案」，就是例如那些儲存秘密的磁帶與膠卷、被刪除的電⼦郵件資料（之 復原）、或是像「維基解密」般擁有無數外交電⽂的資料庫被揭露等。此外，
許多實體物件檔案也在重新取得、修復等重⾒天⽇過程或初次揭露的狀態中，
得以重新訴說某段歷史；例如政變、災難或戰爭後獲取的各類型機密檔案、尤 其是那些在撤守的政府建築、軍事監獄、集中營甚⾄垃圾處理廠中待銷毀的機 密與非機密⽂件等。
除了「抵抗檔案」的潛能，塔格也提到了檔案與認同政治的問題。在檔案的空 間中，關於「事實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會在時間、事實、記憶等關係的調控與 交互影響下，透過記錄的實踐與回憶的技術，和認同政治產⽣交疊。就此⽽
⾔，如果我們去檢視許多關於「檔案轉向」的討論，⼤致上均突顯了檔案的兩 種特性：⾸先，檔案不只是知識的給出，它⾃⾝就是⽣產知識的框架；另⼀⽅
⾯，檔案必須被組織成知識的對象，⽽這個知識對象的運作不但是歷史性的問 題，更是政治性問題的⼀部分。
因此，塔格對於檔案的反思就像是為了回應他⾃⼰於2010年在紐約古根漢美術 館的「縈繞：當代攝影/錄像/表演」（Haunted: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video/performance）展覽現場中所看到的，當代藝術中使⽤與延伸檔案概念 創作的「當代檔案轉向」潮流；⽽我們知道這個已有⼗數年發展歷程的潮流不 但是哈歐．佛斯特（Hal Foster）在2004年為回應克雷格．歐⽂斯（Craig Owens）的「寓⾔衝動」時分析的，關於當代藝術「檔案衝動」（archival impulse）及其產⽣後續影響的論述流⾏，〔註13〕這股使⽤檔案、產出檔案 的藝術潮流更是塞庫拉在〈⾝體與檔案〉那19世紀以來「檔案的幽靈」（the shadowy presence of the archive）的某種回返。可以說，我認為塔格的〈檔 案機器；或相機與檔案櫃〉全⽂都在試著重探這個「檔案的幽靈」，並在最後 提醒我們⾯對檔案時應具備的批判性思考：「檔案必須成為我們未來的思想的 地平線，但⼜不能⾃限於這個地平線。」〔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