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放映之政治束縛

壹、被「喝茶」了

「喝茶」是業內的一種通俗說法，則為被相關部門找去問話。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均被「喝 茶」過，這也成為各個放映組織需要去正視的問題，因此這也成為本研究一個很有趣的觀察 點。

當國安局找到你們的時候，你不要把國安想得那麼恐怖，地方那些基層的國安，他 們也是養兒養女養家糊口要上班的人，他們和你沒怨沒仇，你又是個小年輕，誰沒 事來整你啊！大家彼此之間都是本地人，一般地方國安找你去喝茶的時候，說明了 一個問題：上面關注到你，但還不了解你，所以想了解你！所以層層命令下來，派 基層來和你喝茶談話了解你。他不是一來就想整死你，他第一步是先了解你。所以 他來找我，我就有什麼說什麼，是什麼就是什麼，沒有必要去誇大，也沒有必要去 隱瞞。因為你想隱瞞也隱瞞不了，只要你和這個社會發生關係，那你是逃脫不了國 安的法眼的。他們來了解你的時候，你躲躲藏藏，你採取抵制態度，你隱瞞，沒必 要，你反而讓他們覺得你還隱瞞了什麼，所以就會對你有一些想像的惡意，反而還 對你不利。所以你要實實在在和他說，你是什麼，你要干什麼，你過去是什麼，你 未來有什麼計劃，他們問的問題都是這些，你都如實回答，回答完之後，向他們表 明一個態度，我是可控的，可控的就是安全的。（受訪者Y 先生，2016 年 5 月 6 日）

放映組織的負責人更多地承擔了活動所帶來的危險，而對於這樣的經歷，放映者似乎開 始習以為常。相關部門請去「喝茶」，大多是以了解情況和適當提醒為主，了解放映組織的 活動情況，放映者的個人經歷，未來放映組織的大致計劃等等，這其實是想要得到把控權。

所謂了解，其實就是在判斷放映組織是否屬於可控範圍。一旦確定了放映組織是可控性，接 下來相關部門則更多從側面來關注放映組織的動向。而所謂的適當提醒主要就是告知哪些題 材不可觸碰，哪些敏感議題需要注意等，也就是警告。

貳、事件是「斬立決」，活動是「死緩」

貓檸放映室的 C 小姐提到，在蘇州舉辦展映活動是明令禁止不可以出現「影展」相關字 樣，包括大學在內。目前為止，他們經歷過兩次「喝茶」，血淋淋的放映經驗讓他們明白，

「規模越大，宣傳做的越好的影展保準有人來查」，因此後來他們都是用「專題放映」的抬 頭來進行宣傳，並且要考慮分散放映場地，減少放映場次，縮小宣傳範圍，以此來減少展映 的危險性。對於相關部門來講，民間放映活動和影展這兩者的調性是有明顯區別的，這是一 種極為微妙的現狀。瓢蟲映像的Y 先生解釋道：

雖然瓢蟲有組織形式上的敏感性，但是我們終究是一個活動，除非我們把這個活動 搞在同一天同一時間，就像我們當年做過一樣，那就是事件了。而影展本身就是一 個事件，而我們民間放映不那樣做的話就不是一個事件，它只是一個文化活動而已。

即便它的活動很有規律性，也不能叫事件。這是一個性質上的差別。（受訪者Y 先 生，2016 年 5 月 6 日）

在某次訪談時，栗憲庭被問到獨立影展無法被批准的看法時，他也提到關於事件與活動 這兩者的概念：

我們這幾天在商量，要尋找一個不同的傳播方式，能不能逐漸的改變（這種現狀）。

因為壓制，很容易把一個影展變成一個事件，我現在特別反對大家為了製造事件在 製造事件，就是不要把它（影展）當成一個「事件」，我們只是日常。如果說我們 換一種思量去想這個問題，不去做一個事件看，然後能不能夠再探討，這個也會慢 慢促進社會。我一個方面很悲觀，另一個方面覺得社會開放是永遠沒辦法阻擋的，

終究是要開放的，這個過程崎嶇一點，用文革時常用的一句話「道路是曲折的，前 途是光明的」。（引自呂美靜，2014.08.25）

栗憲庭基金會的活動總監劉兵曾經與 Z 先生聊過，當把放映搞成「事件」時，這就容易 遭遇到相關部門的「斬立決」，而把放映搞成「活動」時，危險性則可以變小，但在官方眼 中或許只是先給你一個「死緩」的標籤。

就像宋莊影展，那個就是斬立決，還有一種就是吊著你，一直關注著你，66 號現在 還在他們自以為的可控範圍內，那他就關注你就行了，像暗戀一樣，也不和我表白，

遠遠地看著我。比如說我下個月做一個獨立影展，請來一大波人過來，大規模放片，

搞得像特別大的 party，我覺得那種就是超過他們的（可控）範圍。但這個就是非 常奇怪和尷尬的境地，就是說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比如說到底什麼是敏感和不敏 感呢？他們說了算。到底什麼是可控不可控？他們的一個感覺。這個我們不知道的！

比如我今天隨便放一個片子，他以任何一個理由就可以把我們停掉，你也不知道怎 麼回事。也可能你明天放了一個《天安門》，那就放唄。你不知道的，中國從上而 下的政治走向，其實真的是摸不透的，包括廣電總局的審片一樣，都是摸不透的，

這個是很尷尬的東西。（受訪者Z 先生，2016 年 11 月 1 日）

2014 年，北京獨立影像展被徹底查抄，這使得「獨立電影」成了文藝界敏感中的敏感點。

栗憲庭在訪談中表示，這樣的問題自古就有，「它與極權有關，與上層權力的『非我即敵』

的思維方法有關」，並且他強調「正確的政治也不能綁架藝術」（呂美靜，2014.08.25）。

藝術中的政治因素，除了政治的題材，還有政治立場，所謂「政治正確」的立場，

和「政治不正確」的立場，這些都會成為作品中的政治因素。但是，對於藝術而言，

所有作品中的政治因素，都只是作者的一種生存環境，以及作者對於這種生存環境 的一種態度而已，作者所要表達的只是他自己一種生存感覺，而非政治訴求本身，

毫無疑問，藝術中政治訴求從來都是無力的。…我從來反對政治綁架藝術，哪怕是 正確的政治也不能綁架藝術。（引自呂美靜，2014.08.25）

反抗或是妥協，這都是政治。不是獨立電影要介入政治，而是政治在介入獨立電影，因 此獨立電影就被政治化了（劉兵，2016.05.10）。

一些影像展的主辦機構逐步轉變形式，舉辦放映或是與不同組織、空間合作，繼續堅持 獨立影像的推廣傳播，雖然表面上是在妥協，但其實妥協的背後依然是在進行著曲折抵抗。

例如2016 年中國獨立影像展與齊放民間放映聯盟合作，舉辦「齊放 2016 第十二屆中國獨立 影像展短片電影展映」，在各個城市進行巡展；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的志願者則是自行成立 粒子放映小組，尋找場地做日常放映、不定期專題及電影節巡展等活動，雖然一直處於漂泊 狀態，沒有較為穩定的場地支持，但也積累了一批熱愛影像的觀眾。又或是第十三屆（2016 年）北京獨立影像展的操作就是將常規影展模式進行拆分、重組，藉由多場地與日常放映相 結合的形式讓獨立影像被看見。

民間放映組織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本研究從這些放映組織亦或是獨立影像展的實踐行為 中看到，他們由反抗走向妥協，試圖降低自我身分的敏感性，卻依然想要爭取放映的可能，

在這些文化中介者的身上，他們的獨立精神與獨立思考的態度依舊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