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放映之社會實踐

介入，不是簡單地對應社會，或簡單地圖解或描述社會，而是將行動者的自由與獨特的 思考加入到社會現象、社會環境、社會問題、社會體制中（王春辰，2010）。本章節主要從 民間放映的社會意義、政治束縛以及文化培養這三個面向進行探討，從而梳理出放映實踐的 文化介入之價值與意涵所在。

第一節 民間放映之社會實踐

壹、放映行動的實踐意義

首先，獨立紀錄片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它在生產與再生產這兩個不同階段的意義是不一 樣的。所謂獨立紀錄片的生產層面，其生產者是作品中的被拍攝對象；而獨立紀錄片的再生 產層級與實踐則需要透過創作者或是影展等映演機制完成（楊叔翰，2006）。

對於獨立紀錄片的民間放映來說，放映者成為行動主體，經由「再現」或是「再生產」

的操作過程，逐漸介入到社會建構中。作為一種能動主體，它對於自我的認知與定位，其實 是影響著放映行為與觀影者之間的關係建立，也同樣影響著公共化的屬性與意涵，並且關係 到更為廣泛的社會教育之實踐（林文玲，2012）。

Z 先生認為，目前中國大陸整體的獨立電影（或是藝術電影）的生態存在各種不平衡與 混亂，同樣也存在各環節的缺失，導致獨立影像在流通與傳播過程中，存在一些誤解，或是 說生產者與消費者所接收的信息存在不對等。因此放映於他，就是希望能夠建構一個可以對 話的平台，將兩者盡可能平衡起來。

獨立導演並不是那麼神秘，因為現在很多人總是要問：你拍這個東西賺錢嘛，你怎 麼生活啊，你的資金從哪裡來啊。確實有些導演活得比較艱難，這確實也是一種現 象，但是我個人還是認為導演有自己生存的創作之道吧，這個東西如果你不觀看、

不對話、不了解，就很容易存在很多誤解，所以我還是覺得盡可能溝通會好一點。...

我們希望有了解，然後有平衡，我覺得這是對話的意義。（受訪者Z 先生，2016 年 11 月 1 日）

清影放映的 L 小姐也提到類似的觀點，她認為放映是一種雙向溝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 中，她也在不斷釐清堅持做放映的意義，努力去建構一個平等的溝通空間。

我們放過一些片子，可能大家覺得思想上需要商榷，或者是極端了點，或者太主流 了，我覺得都是可以拿出來再討論的，大家都是平等的在一個平台上互動。並不是

（因為）你是作者，你就高人一等。也並不是（因為）你是觀眾，就有權利指手畫 腳，要求導演拍什麼樣的東西。大家都是平等的，這個機會還蠻難得的。我覺得影 院的放映和主流媒體的放映，完全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我的映後交流超級隨意，

沙龍性質，就是瞎說話，話筒來回遞。我參加過很多展映活動，映後交流非常規範、

優雅，如果有人說一些非常不得體的話，會立刻被主持人打住。我們基本上不幹這 種事情，除非觀眾他說得太過分了，我們可能組織下紀律，但是基本上我們的主持 人在映後交流環節形同虛設，就是遞話筒，大家想說什麼說什麼。我自己很享受這 個過程，就像是學術討論一樣，大家拿出一個話題來討論，作為導演也要加入到這 個討論裡面，導演有自己不想回應的事情也沒關係，最起碼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大 家都可以互相溝通。（受訪者L 小姐，2016 年 7 月 1 日）

我們可以想象一種場景，獨立紀錄片藉由影像的意識形態傳達生活，形塑特定人物事件 的自我理解與行為的能動性。觀影者們聚在一起，在同一個空間場域中，觀看紀錄片的過程 其實就是一種內化的學習與溝通。而當消費者參與日常放映活動成為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時，

則是在用身體力行進行傳播，這樣的文化行為則與更廣泛的文化論述連結在一起，久而久之 必然會對一部分公民意識產生影響。

當問及Z 先生對於民間放映行為的意義是什麼時，他給了兩個完全相反的答案。

第一個，這個意義肯定很大，特別是在獨立影展越來越難辦，各種電影資源主要聚 集在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的時候，全國各地開花的狀態，到處有放映，小到三線、

四線小城市，或者邊遠地區，比如內蒙，都出現放映，這種呈現的狀態是有更多可 能性的，這樣大家不用非得逮著11 月份，集體費好大勁去南京、北京看獨立電影，

而是你所在的城市，它可能12 個月中就有 9 個月，每個月只要你有時間有興趣都可 以去看，它撿起了一部分影展的意義，也讓這個星星之火到處去燒，這可能意義很 大；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沒有意義，沒什麼希望，它（放映）真的能影響到多 少人嗎？當年的雲之南、北京、南京的影展，它確確實實影響了一大波的人，透過 影展知道了這是電影，這是美學。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不太可能還會有那麼 大的影響了吧。現在的放映，很多也就是人們茶餘飯後的一種談資，或者我去66 號 認識了一個女孩，這個東西的意義已經被消解了。有時候我覺得放映就是放給自己 看的，還是一個比較個人的事情。（受訪者Z 先生，2016 年 11 月 1 日）

Z 先生一方面認為放映實踐行為在公共層面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和意義，但這種意義是被 外界賦予的，在他個人看來，放映者沒有必要承擔過多的責任，放映行為主要還是個體的一 種自我選擇。同時，放映組織的實踐行為很多時候是在日常生活化與個人化的消費娛樂中擺 蕩不定。當日常生活化成為政治性的一種表達時，這與個人化的消費休閒意圖存在較大差異，

這主要是由閱聽眾決定，放映組織的策劃工作者只是提供一個平台罷了。

另一方面，民間獨立影展對於中國獨立電影行業中的生產者、消費者以及中介者都帶來 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獨立影展的被打壓，直接影響到民間放映的工作者的現實處境以及內心 情感，尤其是從2012 年左右開始，官方對於獨立影展所採取的各類手段，讓放映工作者們對 於所從事的放映事業多了一份無奈與悲哀。大環境的不利之勢，讓中介者們對於放映行為的 態度更趨於理智與消極。

而當問及L 小姐對於未來獨立放映的趨勢時，她也給了兩個完全相反的答案。雖然 L 小 姐的問題與上文Z 先生的問題完全不同，但兩者答案中的極端性卻是極為有趣的。

我一直在想一個很悲壯的事情，就是哪一天我們的放映要是辦不下去了，要麼就是 一個很好的結果，市場不再需要我們了，由此已經形成市場了，我們已經可以光榮 地退出歷史舞台了，接下來就是藝術院線來接著培養這群觀眾，給他們放片子。要

麼就是世界變糟了，所有這些片子都放不了了，就兩個極端。（受訪者L 小姐，2016 年7 月 1 日）

L 小姐則認為民間放映在公共空間的存在與否只是一個界限問題，其背後受到整個社會 氛圍與意識形態的極大影響。或者可以說，民間放映獨立紀錄片的實踐行為也介於市場化與 政治力的相互交織影響。當政治力介入的程度達到一種高度時，民間放映組織很容易被壓迫 凋零，或是曲折隱藏，只是為了保有自我。當政治接受度增加，市場包容性逐步開放，那麼 民間放映的社會呈現則可以更為多元，或是市場經濟逐步正向引導，從而使之放映行為進入 消費市場。

否就只能被動接受，停止對於獨立影像的傳播呢？答案必然不是！從全國各城市遍地開花的 放映組織與放映空間的興起，可以看出獨立紀錄片的生產、存在與傳播必然是有其合理性存 在，而不是大家刻板所認知的對於政治權利的反抗產物。「這種合理性也是它在全球範圍內，

成為一種廣泛存在的文化形式的原因（張亞璇，2014）」。

在目前的境遇下，如何讓獨立紀錄片保有當下性與公共性，民間放映則可能成為一個滋 長的突破口，用以對抗當下的權勢場域，爭奪文化資本，以各種姿態為自身增值（文海，2016）。

獨立紀錄片作為一種社會文本，既然存在必有意義。同樣，在實踐獨立紀錄片放映與傳播的 這群民間放映組織或是個體，他們的能動性則具有象徵性，搭建溝通平台，服務閱聽眾，將 這種特殊的社會文本介入到大眾公共空間。這樣的實踐行動成為了這個時代中微弱的社會建 構基因，蟄伏于閱聽眾的思維意識中，總有一日，放映實踐者將證明他們的行動有價值且有 力量。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文化中介者在運作放映實踐時，其實是在實踐一種平衡機制，平 衡多方訴求，首先需要平衡團隊內部人員的工作分配；再者需要平衡各導演的訴求，一方面 導演對於場地放映的品質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考量到關於導演到場所需資金，甚至是導演的 版權放映費用；還要平衡提供場地的合作方的訴求；同時放映組織對於獨立紀錄片的選擇也 需要考量到不同城市的閱聽眾所能夠接受的程度與偏好；更重要的是放映組織還需平衡相關 部門的訴求。

因此本研究認為，對於放映行為來說，平衡各方訴求已經不僅僅是遊戲規則，更是一種 文化介入的實踐藝術。同時，文化中介者將獨立紀錄片在某個特定的公共空間進行展映，這

因此本研究認為，對於放映行為來說，平衡各方訴求已經不僅僅是遊戲規則，更是一種 文化介入的實踐藝術。同時，文化中介者將獨立紀錄片在某個特定的公共空間進行展映，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