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資本
在民間放映組織整個的運作過程中，不同資本之間的彼此轉換是非常複雜的，甚至可以 說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以及經濟資本都存在著難以切割的關聯，即「共生互存」。
尤其是對於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兩者，更是存在牽動效應。
比如當某個放映組織得到一位知名導演的授權影片后，放映組織的策劃工作者則有權利 將其影片的文化資本轉化為其他資本進行多種包裝操作，可以去找贊助商或是場地支持者，
此時文化資本則轉化為了社會資本；同樣放映組織的策劃工作者開始進行文案推廣，藉由這 部影像去吸引更多的閱聽眾來參加線下放映活動，此時文化資本通透網路傳播與發酵，則可 以轉化為線下真實的觀影人數；而對於放映中介者或是放映組織來說，一次又一次的放映實 踐，則是將自我品牌形象的各類資本進行多重轉化，從而再生產、累積更多的資本。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放映組織累積的各類資本在轉化為象徵資本的過程中，其實就 是在賦予實踐活動的品牌效應以及符號價值，並且將各類資本匯合到放映組織負責人的手中，
而後再經由負責人的資本、權力再分配，與各類影像（藝術）等相關機構或是業內其他放映 組織進行資本交換與互補。對於各個行動者來說，手中所掌握的自有資本雖然重要，但是如 何面對場域種所呈現的各個主體之間的社會關係網路則更為重要，把握不同社會階級、地位 的行動者的資本走向，以及運作行動者各自握有的資本，將奠定行動者自己所佔有的社會地 位以及團隊運作所形成的組織結構（高宣揚，2004）。
文化中介者之角色扮演
對於放映策劃工作者的文化中介角色的扮演，本研究發現，民間獨立放映組織給獨立紀 錄片提供了一個對話的平台，無論是作者，還是觀眾，亦或是文化中介者，大家都有一個可 以溝通的場域。另外，因為目前中國大陸在影視節目的選擇性較為單一，商業院線的電影或 是電影臺各類的主流節目，使得觀眾的文化消費的同質性很高。文化中介者所實踐的放映行 動，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批判行為，放映組織的策劃工作者藉由放映，將獨立紀錄片這樣的 弱勢文化，去對抗強勢的主流影像文化（Ortner，2012：16）。
除了民間放映組織之外，民間影像展以及相關影像（藝術）機構也都成為中國獨立紀錄 片傳播的重要推手。它們共同選擇站在獨立的一方，用行動來對抗主流影像文化，讓更多人 參與到這樣的溝通與對話中，支持著中國大陸獨立紀錄片的傳播。
民間放映活動主要是服務在地化的觀眾，形成日常放映的常態；各類影像展大多是一年 一屆進行集中式傳播，而這些影像展大多聚集於文化資源豐富的城市地區；相關影像（藝術）
機構中不定期的放映項目，包括系類展映、特別放映等等，則也成為整個中國大陸地區民間 放映的補充。各類放映行為構成主流媒體之外的影像補充，給予大眾文化消費另一些選擇，
同時在全國各式放映活動中，資本也得以流動，獲得資源最大化利用，從而惠及各城市的觀 影群體。同時，獨立影像的工作者們也打開了一扇扇窗口，拓展獨立紀錄片的生存空間，建 立多元的傳播渠道，展映、研討、傳播與推廣，這些都是獨立紀錄片最為基礎的生態鏈，它 們作為文化實踐，介入和試圖一點點改變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生存與發展境遇。
民間展映活動作為獨立紀錄片的文化再生產的一個過程，在中國大陸的文化脈絡中，亦 可作為一種文化介入運動。因為藝術院線的推廣、獨立影展的舉辦，這些渠道目前都存在各 自不可排斥與抵抗的現狀，因此獨立電影，尤其是獨立紀錄片想要連結觀眾的傳播渠道只能 由民間自生力量來進行突破。
因此，從事民間放映工作的文化中介者們，無論是面對生產者，亦或是消費者，都扮演 著紐帶的作用，建立溝通的橋樑。但面對消費者時，文化中介者還扮演著獨特的帶領者角色。
公共空間的放映行為已經不再僅限於欣賞影片的層次，策劃工作者藉由放映活動，將觀眾帶 領進入有秩序、有價值、有凝聚力的觀影社群中。長此以往，閱聽眾與中介者之間將逐步建 立一種持續性的跟隨與帶領的關係。
從獨立中出走
在過去十多年的社會論述空間中，獨立電影還存有自由言說與表達空間，而在當下逐漸 被一部分創作者捨棄（水怪，2017.03.10）。或許「獨立」一詞的符號化、標籤化的印跡過於 顯眼，至少在這個時代，無論是對於獨立創作者，亦或是對於獨立紀錄片，其「獨立」的詮 釋，一直都處於不可言說的政府態度與風雲變化的商業操縱中。
本研究發現，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獨立」一詞的意涵在整個電影市場這樣的大環境中呈 現出消解的狀態。首先，獨立的概念源自於獨立紀錄片的生產者，而當獨立紀錄片開始從人
際傳播走向社會的公共空間之後，無論是生產者、消費者亦或是中介者，各方對於獨立的詮 釋發生著融合或是排除的化學反應，同時獨立紀錄片內容與形式上的深刻表達也使得人們對 於「獨立」一詞冠以各類標籤。在此過程中，「獨立」開始消解，開始裂變，開始重組，開 始在生產、流通、消費等不同層面進行再生產與再詮釋，而此時的「獨立」已經不再是單純 的意識與態度，它需要在社會政經環境中進行分解與融合，或許在不久將來，「獨立紀錄片」
的稱號將逐漸被其他名詞代替。
在民間放映組織的策劃工作者眼中，「獨立」一詞的標榜充滿矛盾、充滿激進、充滿政 治化、充滿不確定性、充滿獵奇與興奮。因此，民間放映組織的工作者只能在實踐放映活動 的過程中，不斷摸索「獨立」紀錄片在放映場域中的範圍與邊界，這樣的範疇空間是獨一無 二的，包括地域上的獨特性，因為不同地域的包容度、開放度也不一。因為這樣一群文化中 介者，在已知的選片尺度之外，努力保有自我獨立性與組織獨立性的同時，不斷去試探官方 之外的灰色地帶到底有多大，小心翼翼保護好脆弱的放映小團體。
從生產層面考量，「獨立」更多的是表現在創作者的獨立創作、獨立精神的追求中。從 消費層面考量，「獨立」更多的是讓消費者區別大眾文化與小眾文化的一個指標。而從流通 層面來看，「獨立」更多的是傾注了文化中介者的探索與爭取的行動反思與回應。他們明知 放映實踐的能動性有限，卻依然想要去衝撞影像文化壟斷的壁壘。
他們在官方的底線上操作，在商業院線之外搜索，在個人喜好的審美趣味中停留，他們 不再標榜或是強調放映的影片是獨立紀錄片，他們更在意自我的「獨立」放映行為，他們更 具有探索精神，也同樣更具有時代情懷，這或許就是這群民間放映的文化中介者對於自我的 認知。
在妥協與反抗中生存
獨立的放映組織策劃工作者們，大多生存於市場與政府關注的夾縫中。所謂的市場並不 是一定與經濟利益掛鉤，而是能夠藉由市場發展推廣來維持放映活動的基本進行。而在中國 大陸的文化脈絡中，獨立電影被政治過度介入，使之放映活動隨之變相獲得更多的政府關注。
因此，放映策劃者需要進行自我審查，亦或是規避放映風險，因此在整個放映行為的操作中，
均被動內化來自政府的壓力，並且需要平衡各方訴求，包括生產者、消費者以及合作方等等，
這不僅僅是放映場域的遊戲規則，更成為了一種文化介入的實踐藝術。
獨立的民間放映組織始終是成長於體制監管中，在承受著政治控制的同時，也包含了對 予意義的領域就是此行為的主動介入方式與姿態（王春辰，2010：24）。
獨立放映組織作為一個媒介載體，更多承載了公共空間的溝通與傳播的作用，並且持續
進行傳播，不得製作為音像製品；但是，國家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同時，對於發行、
放映未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的各類情況，此法律也明文規定了違反者的法律責任。
影像現場的X 先生在 2017 年年初開始計劃這一整年的放映節目單，而這所有的計劃在 三月戛然而止。因此影像現場的所有活動因為特殊原因全部處於暫停狀態，誰都不知道何時 可以恢復。而對於其他的民間放映組織，它們也在不斷尋求其他各種類型的影片進行放映，
包括國外及港澳台地區產制的紀錄片、國內的一些紀錄短片，亦或是和相關影像機構合作，
共同進行策劃展映等等。各類民間放映組織都在走一步看一步，但這又什麼關係，這本身就 是一次探路的過程。
中國大陸電影審查機制的標準與程序是不對外公開的，外加上幾乎所有的獨立紀錄片都 沒有電影公映許可證，因此民間各類形態的放映組織勢必會面臨更大的審查壓力，此時商業 資本進入的可能性更為渺茫，民間如此小眾的放映組織要想生存，大概只有依靠熱愛紀錄片 的觀眾吧！因此，民間放映獨立紀錄片的實踐行為只能介於政府管制與市場傳播中不斷掙扎
中國大陸電影審查機制的標準與程序是不對外公開的，外加上幾乎所有的獨立紀錄片都 沒有電影公映許可證，因此民間各類形態的放映組織勢必會面臨更大的審查壓力，此時商業 資本進入的可能性更為渺茫，民間如此小眾的放映組織要想生存，大概只有依靠熱愛紀錄片 的觀眾吧！因此，民間放映獨立紀錄片的實踐行為只能介於政府管制與市場傳播中不斷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