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生產者連結

本節主要是探討文化中介者在面對導演與影片時，如何進行聯絡以及把握選片尺度，並 且探尋背後呈現的文化脈絡。同時，文化中介者在面對不同機構的放映項目時，如何進行合 作與聯動，從而達成放映實踐。

壹、面對導演與影片

一、選片聯絡的過程

動都是沒有經過放映授權，而在機緣巧合之下認識了當時在杭州辦亞洲青年電影節的單佐龍，

通過他才知道做線下的放映必須經過導演的授權。Y 先生想要找一些網路上沒有片源或者沒 有影碟發行的紀錄片資源，那就只能直接聯絡導演。

我就是硬著頭皮去微博上找這些導演的號，跟他們發私信。在每次發私信之前我都 要在網上補習一下關於他們片子的訪談等等，我會盡可能把所有的訪談都看完，因 為我覺得要做好充足的準備。我什麽也沒有，也不是這個圈內的人，也不是專業的 人，但我至少要拿出一份誠意。（受訪者Y 先生，2016 年 5 月 6 日）

在民間這些自發的放映組織中，如果成立之初沒有資本，沒有人脈，那就必須嘗試用熱 情、真誠打動別人。2012 年左右，微博這個社群媒體在中國大陸很有影響力，L 小姐、Y 先 生、Z 先生等人都提到當時想要邀請導演，會利用微博這個平臺，直接給導演發私信或是留 言。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影像傳播的大環境中，獨立影像的傳播渠道較為狹小，導演本身

大多都願意支持獨立放映，因為公開性的被觀看的機會實在太少，因此只要放映組織不是非 常不靠譜，獨立導演們也還是願意免費將作品交給他們進行展映。同時Z 先生也提到，在他 眼中所謂靠譜的表現：

片源其實不用太擔心，我比較強調是活動是否組織到位，和導演溝通是否透明，放 映交流的氣氛是否舒服，片源是否保護得好，這些東西其實導演都能感受得到，這 也是為什麼66 號不愁片源的原因，所以口碑挺好的。比如說去年 8 月還是 9 月，放 了李珞的兩個影片，他就特別喜歡，覺得長沙放映特別舒服，他回去以後，有一次 遇到張贊波（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張贊波一直不太想放映，包括長沙，我請過他 很多次，他都不來，但是李珞和他說，你們長沙那個66 號可厲害了，氣氛、交流都 很好，張贊波一聽就對我們66 號有好感嘛，上個月就放了他的片子。所以我覺得口 碑很重要，因為我聽到過很多放映口碑很差的機構，我覺得那個是非常不好的，包 括現在版權的問題非常嚴重，版權保護的意識很糟糕，所以我覺得這都是做放映的 基本操守，它和片源或多或少是綁定在一塊兒的。（受訪者Z 先生，2016 年 11 月 1 日）

從 Z 先生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作為一個放映組織的負責人，對於導演、製片等 生產者，應該要有基本的放映操守，能夠對生產者負責，做好相關溝通與服務工作，從而不 斷累積其口碑效應，並且對於自我品牌的建設極為有利。

民間型放映組織的各類資本需要時間與精力在實踐行動中慢慢累積，而作者型放映組織 的發起人或是負責人，因為自身是導演的緣故，本來就屬於圈內人士，對於同業作品的了解，

或是與導演的個人關係，都會使得邀片變得容易一些。學院老師本身對於影像的專業理論以 及業內的動態較為關注，能夠較快地獲得第一手資料，同時也和很多導演、學者都有密切聯 繫，即使不是本人親自去聯絡，但作為老師所擁有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可以直接被放映組 織的負責人借用，去聯絡各位導演或是相關知名人士。綜合型的放映組織中，一些成員是業 內的影評人，一些則是在從事相關獨立影像的工作，一些是官方機構的工作者等等，這些工 作上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累積，大多可以運用在放映活動的籌辦過程中，甚至能夠成為 優勢資本，提高活動成功舉辦的幾率。

二、選片尺度

綜合幾位研究對象的訪談內容，本研究了解到，對於政府來說有幾類影片內容是不可以 觸碰的，包括涉及文革題材，涉及憲政，涉及法輪功，涉及民族分裂議題，涉及六四事件，

涉及艾未未等。

首先，國安（國家安全局）明令禁止的議題是不能碰的。具體不能碰的，比如說你 不能在四川放關於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有關的片子，在上海你不能放應亮的《我還 有話要說》（楊佳案）。各地會有一些特殊情況，其他的（議題）涉及政治上敏感 性的東西，怎麽說呢，不算太敏感的，我們可以和有關部門商量著來。（受訪者 Y 先生，2016 年 5 月 6 日）

幾乎所有的放映組織在選片尺度的把握上都會進行自我審查，上述所說的幾大議題是絕 對不會觸碰的。而有些敏感議題則會涉及到個別人物、個人事件，亦或是各地政府不同狀況，

沒有一個明確的範圍，大多數放映組織的負責人都是在經驗教訓中不斷摸索。

國家機器嘛，因為這是一個很敏感的領域，它到現在都沒有說什麼題材不要拍，什 麼題材不要放，什麼人不要放，什麼樣組織你不許成立，但是沒有很明確的管理手 段讓我們知道，我們只能自己去摸索，有段時間還可以，有段時間又不行。這個情 況我和一些熟悉的放映者都抱怨過，我寧可比如國家安全局給我列一個單子，說這 些要重點注意，要報批，寧可給我們出個這樣的單子。之所以不出這個單子，就是 要有威懾力，無限的威懾力，就是沒有邊界的威懾力，他列個單子說這些不行的同 時，就是在告訴你那些可以。他是不允許這些事情發生的，他不給你設置明確的邊 界和限制，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在限制一切。你偷著放一次，放成了算你僥倖，放 不成也是你活該，就是這樣的。（受訪者L 小姐，2016 年 7 月 1 日）

放映者們不約而同地會去討論選片尺度的問題，原因大致相似。一方面，放映者及時去 了解不同地區的放映情況，可以有助於盡量避開官方認為的敏感話題，從而可以保護自己，

保護放映組織不被相關部門「重點關注」。同時，藉助一次次的選片放映，能夠從側面試探

官方所能接受的範圍，其實也就是在尋求一個灰色地帶，一個可以放映獨立紀錄片的迂迴空 間，但是這個空間地帶隨時都在進行變化，尤其會受到國家政治活動的影響。放映者必須在 這樣一個不確定的夾縫中尋求生存。

影像現場的 X 先生在提到自我審查時則表示，因為影像現場的其中一個場地還是屬於官 方性質，每次放映前都需要經過文件審批，因此他不會選擇具有危險性的影片。另一方面，

他也必須考慮到放映組織的長遠發展，沒有必要為了某部影片，讓合作方、場地方承受不必 要的麻煩，這也是他選片的責任所在。貓檸放映室的C 小姐對於自我審查也深有體會，因為 地方政府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比較嚴格，因而放映活動一直處於被關注的狀態。C 小姐在 選片上會很注意規避所謂的敏感話題和敏感導演（香港、台灣、外籍華人等導演的屬性），

而敏感話題則包括拆遷、政府內部體制、環境污染議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歷史、文革、青 年運動等。瓢蟲映像的Y 先生曾思考自己在國家安全局（簡稱「國安」）設定的底線上去選 片，這是否是一種所謂的妥協。

國安局不讓放的那些片子，你自己可以去百度，也可以翻墻去下載，我為什麽要去 放。除了它們，還有那麽多其他的獨立紀錄片，它們的可見性還沒有解決，那麽多 人想看，那麽多的好片子需要被看到，我不可能為了這麽幾個在網上或者翻墻就能 找到的片子去找事兒，這是我的第一點考慮；第二點考慮，（片子）裏面有些事情，

我們還搞不明白，比如說六四。我也算是九零後吧，八九年年底（出生）的。那件 事兒距離我們很遙遠，在一些資料、檔案沒有公開之前，很多事我們是沒有辦法去 下定論的。這個時候放這種片子，是在表達你的立場還是什麽。不是說表達立場危 險，而是這種立場還沒有到我們去表達的時候。我不排斥別人表達立場，像郝建老 師，浦志強這些，他們是經歷過的，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的立場，我們沒有經歷過。

這些東西是該被世人記住，但是你可以通過百度、翻墻、谷歌看，不一定要通過我 們。我們放映一個片子的前提就是我們認可了這個片子。而我們這些選片的人，都 是九零後、八零後，都搞不清楚是怎麽回事兒，就沒有必要去做這樣的一個傳播。

（受訪者Y 先生，2016 年 5 月 6 日）

從上述訪談中，研究者發現放映者對於自我工作認同的建構有著很明確的方向。一方面，

放映者很清楚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選片放映的初衷是希望解決獨立紀錄片的可見性問題；

同時，放映者也了解自身放映工作存在一定的風險性，首先是在選片過程中就需要進行自我 審查的步驟，他們也很清楚政府的底線在哪裡，該如何與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合理的溝通；再 者，放映者對於放映行為也有著清晰的認知，選擇影片的背後實際上就代表著他們所選擇的 立場態度。放映者很理性地意識到所處的年齡與閱歷，使得他們對於影片內容的把握需要有

同時，放映者也了解自身放映工作存在一定的風險性，首先是在選片過程中就需要進行自我 審查的步驟，他們也很清楚政府的底線在哪裡，該如何與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合理的溝通；再 者，放映者對於放映行為也有著清晰的認知，選擇影片的背後實際上就代表著他們所選擇的 立場態度。放映者很理性地意識到所處的年齡與閱歷，使得他們對於影片內容的把握需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