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的資源－律師、媒體與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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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認可與支持，進而取得組織的正當性。此外，國際勞工運動經驗的引進，為 中國的勞工運動開啟了不同的策略，讓體制外的維權行動最終回歸、或促成勞動 關係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談判，而草根勞工組織的參與更是讓此經驗具有在地的 特殊性，連結跨國的倡議網絡，形塑了中國公民行動的面貌。

第三節 民間的資源－律師、媒體與網路

自 199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頒訂之後，官方又陸續訂定了勞資爭 議的相關處置辦法（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來因應日益 增加與緊張的勞資關係衝突。勞動爭議處置的行政化，使得草根勞工組織必須將 律師納入協助工人集體維權的過程中。在勞動關係雙方當事人的利益衝突進入司 法程序時，律師相較於工人更能夠應付法庭的情境，熟悉法律程序的處理過程中 要與雇主斡旋的細節，並且可以先憑自身的資源與社會地位，以代理人的身份跟 政府單位（如司法部門、勞動部門、直接相關的總工會等）或雇主進行協商，有 助於避免勞動爭議的處理過程中受到行政單位的漠視。

然而對打工族而言，運用法律來解決勞動爭議是工人維權的最後手段，因為 一旦勞動爭議進入司法程序，工人凝聚共識、商討策略、傳遞經驗的空間便大幅 縮減，有時甚至會造成工人將維權的成敗寄託於律師的情形。為了避免失焦，他 們不僅止於委託律師為工人代理法律相關事宜，以及諮詢案件處理的意見，更運 用「律師」這個具高社會地位的形象來協助工人形成內部團體的凝聚力。

在工人建立內部團體的初期，打工族會在工人大會中邀請律師出席，一方面 提供較有系統性的法律知識，為工人釐清關於法條邏輯與疑問；另一方面也提升 工人的信心，讓他們相信有專業律師的參與和支持，被雇主剝奪的權益一定會被 討回。例如在案例三當中，環衛工人因內部彼此猜疑、維權進度緩慢而士氣低落 時，律師扮演了幫工人重建信心的角色，透過分析案件中的利害關係、分享過去 的經驗、以及詮釋維權行動的意義來提升環衛工人繼續維權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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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不行的時候，一個就透過法律途徑，一個就是上訪。但那是工 人主動。所以我後來就覺得像這個案子是沒有太多談判的空間（指桌上 的申請書），所以才要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開始介入的話，策略都不 是要走法律途徑、要透過律師的，也不是要透過仲裁這個訴求。……你 們看看我們去過哪些部門呢，有勞動局、勞監大隊、街道維穩中心、番 禺區政府、廣州市總工會、廣州市人民政府，就那一個星期之內我們所 有的工作人員全部投入了。（HH，打工族的工作者）

媒體與網路是維權策略的重要環節，不僅是協助組織對內部工人的溝通，更 是組織對外宣傳的必要管道。打工族與地方報紙媒體的記者有密切的聯繫，當維 權案件陷入膠著時，他們藉由讓案件暴露於媒體，預期聚集較大的社會關注，促 使政府官員重視與處理。當案件的進展有具體的成果時，打工族除了邀請記者採 訪案件的發生經歷外，更重要的是載明有參與這個過程的官方工會，讓案件的解 決看起來是多方力量的協助而達成，藉此與官方工會建立良好的關係。同時，也 藉著案件發展過程的報導，宣傳組織的集體維權理念與方法，讓相較於體制內與 體制外維權的另一種維權方式得以被更多人了解。進一步可以提高組織的知名 度，讓有維權需求的工人知道有打工族這個管道能夠尋求協助。

當這樣子做不行的時候，我們就會找記者來給它報導一下，一方面是希 望有更多人關注這件事情，同時呢，他們的維權經驗也會啟發其他的工 人，另一方面呢，官方的人看到了就會緊張了。（FY，打工族的工作者）

線上的社群平台（如微博、QQ 即時通訊等）是打工族與維權工人之間傳遞 訊息的重要管道。由於工人的下班與休假時間並不固定、工作地點離打工族的辦 公室較遠等因素，加上年輕一代的打工者擅用即時通訊軟體的特質，與運用即時 通訊軟體的隱密性較不易被廠方監督等，打工族與工人在討論案件發展與維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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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時，除了特地召開的工人大會與內部會議之外，多以電話與即時通訊軟體作聯 繫與溝通。特別是在工人具體實踐雙方討論的策略時，打工族可以透過即時通訊 軟體獲得第一手消息。例如工人代表在與雇主談判後，透過線上即時通訊軟體向 打工族回報談判的過程與結果，甚至是在談判的過程中即時轉播，有利於打工族 研判工人代表的表現與能力是否符合期待、並擬定下一步的策略。

此外，網路空間屏除了現實生活中的性別、工作層級障礙，讓工人可以向打 工族袒露心聲、訴說在維權過程中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與掙扎、對其他成員 立場轉變的觀察等較為私密的話題。例如案件二當中，有位女性工人代表在內部 會議時，感受到眾人對其立場的質疑，又不敢當場為自己辯解，因而心生委屈與 不滿，亟欲退出核心工人代表。打工族的女性工作人員得知此情形後，便在會後 透過即時通訊軟體私下與其溝通討論，突破心防，訴明原委，因而化解了一個危 機。

如此緊密的陪伴讓打工族貼近工人群體的動態，掌握核心工人代表的想法，

使其不僅得以在與工人討論維權策略時，有細緻的引導與規劃，更提高工人對打 工族的維權理念與方法的接受程度，發展出革命夥伴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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