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鹽鐵論》之政治觀
第三節 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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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可見，賢良文學反戰主張之底流，是由反桑弘羊的機制所驅動。
第三節 治國之道
一、西漢儒法並用的雜霸政治
西漢是「雜霸」的時代，《漢書》記載漢元帝（75B.C.E.-33 B.C.E.）仍為太 子時，向漢宣帝（91 B.C.E.-49 B.C.E.）建議採用儒術，宣帝稱言，「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127也就是說，西漢其實是儒 家王道與法家霸道並容的政治傳統，究其原因，勞榦指出，「自高后文帝以還，
用黃老之術而使天下承平。但黃老之術，亦只是『術』而已，其中之『術』並無 禮樂刑政之內容。於是仍不得不求之於儒，亦不得不求之於法」。128黃老作為休 養生息之術，於實際面對多事的國政，則不得不仰賴儒家與法家。
劉邦起兵反秦時，曾以廢除秦朝的酷法嚴刑為號召，與民約法三章，及至漢 立之時，有鑑於秦朝採用法家思想所引發的種種弊害，且簡單的「約法三章」無 法滿足治國的需求，因而蕭何（257B.C.E.-193 B.C.E.）在保留秦律之「宜於時者」
的基礎上，制定符合管理國家社會之需求的《九章律》。129及至孝文帝即位，仍 然以寬厚為主，「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
有刑錯之風」，130在司法審判的實踐上，對於所謂犯罪嫌疑人予以「從輕」131論 斷，而非「從有」論斷，能以從輕模式處理罪嫌，在中國古代君主極權的統治體 制中，實屬難得。132
以致大量浪費了國家的生命財產，漢代政治社會的敗壞，實由漢武所造成，這也是鐵的事實。」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98。
127 《漢書‧元帝紀》，頁 277。
128 勞榦：《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 年），頁 241。
129 班固：「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攗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書‧
刑法志》，頁 1096。
130 《漢書‧刑法志》，頁 1097。
131 顏師古註解「罪疑者予民」為「從輕斷」，見於《漢書‧刑法志》，頁 1097。
132 法律思想史的研究者蔣鐵初指出，「罪疑從有與罪疑從輕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能為理性治國者 接受的疑罪處理模式只能是從輕而不可能是從有。至於從無模式，雖然呼聲很高，但實踐中居 然未見一例，可見從無的觀點只是停留在儒生的理想之中，在實踐中影響甚微。」參見蔣鐵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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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前期的法律大抵以不為苛法為原則，排除秦朝時以法家嚴刑峻法為主軸 的治國方針，但又礙於儒家思想常是理論為先、難以實踐，因此，漢初改採黃老 之術為治理國家的主張，及至社會發展漸趨繁榮，必須仰賴行政與法律的管理制 度，才能穩定社會，則賈誼的儒家思想，以及張釋之（？-？）的法家思想，逐 漸被採用，也就是宣帝所稱「霸王道雜之」。
賈誼受到文帝的注重，提出興革之策，曾提出「禮義」與「德教」的儒家主 張：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 積而民和親。……。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 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133
賈誼比較禮義與刑罰兩種治國模式，認為只依賴嚴刑峻法，容易致使人民心生反 感與怨恨，埋下國家滅亡的禍端，秦朝過度奉行法家法治刑罰，而導致滅亡的歷 史教訓，殷鑑不遠。雖然賈誼批評法家，但也必須正視法家對於秦國強盛的貢獻，
對於法治成效的肯定態度，在言及地方諸侯王的權勢威脅時，更是表露無遺：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 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 北？勢不可也。134
文帝時期同姓諸侯王勢力膨脹，面對地方與中央抗衡的對立情勢，賈誼認為「仁 意恩厚」，不如「權勢法制」來得有恫嚇效果。由此可知，賈誼對於治國之道的 觀念其實是儒法相雜。至漢武帝之時，「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儒家教化為主 要治國方針的言論漸漸增多，例如董仲舒在「對策」之中敘及：
〈中國古代的罪疑惟輕〉，《法學研究》2 期（2010 年），頁 203。
133 《漢書‧賈誼傳》，頁 2253。
134 《漢書‧賈誼傳》，頁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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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135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 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136
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 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 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137
董仲舒雖然重陰陽之學，但是根本上還是以儒家的教化為治國的基礎，廢棄教 化，則奸邪並起，刑罰之用，亦難以止惡，所以基本上仍反對秦朝專任法家的刑 罰。
武帝時期，雖然重視教化的言論漸增，然而在對於執行治理國政官吏的選 拔，武帝則偏好任用法術之士，例如任用趙禹（？-約 100B.C.E.）與張湯（？-115 B.C.E.）等人；直至武帝末期至昭帝（94 B.C.E.-74B.C.E.）時期，刑罰之術又逐 漸的抬頭：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 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上 嚴酷以為能。138
武帝晚年，好用刑罰來約束臣下，及至昭帝時期，霍光（？-68B.C.E.）主政下之 用法，也遵照武帝的嚴厲法度。
在治國之道的政治思想方面，漢代從前期奉行的黃老之術，逐漸轉向以儒家 教化為主流，而儒家隨著發展，也有了法家化的傾向，已是「以經術潤飾吏事」。
139但是以文化、社會價值而言，儒家在漢代以三代禮樂為主的大傳統觀念之中，
135 《漢書‧董仲舒傳》，頁 2499。
136 《漢書‧董仲舒傳》，頁 2500。
137 《漢書‧董仲舒傳》，頁 2503。
138 《漢書‧循吏傳》，頁 3628。
139 《漢書‧循吏傳》，頁 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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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居主流的地位，道、法兩家似不能與之爭衡。140因此，雖有帝王好刑名之學，
大臣治國偏用法術，而部分官吏治民即以律令為本，但是仍有官吏力行德治、仁 政，而以教化勝於刑罰。可見，受到歷史發展的影響，儒、法的學說內容幾經取 捨，雜揉成符合實際需求的政治管理策略，儒法並用之制，遂成為西漢政府管理 階層的政治傳統。
二、鹽鐵會議中關於德治或法治之爭論
在國家內部諸侯豪強的威脅，以及國家外部匈奴邊患的騷擾等國家管理的實 踐上，御史大夫體認到「法治」對國家富強、社會穩定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理 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
誅姦猾，絕并兼之徒」，141法律所針對的乃是這些「鋤豪」、「絕并兼之徒」之豪 強大家、地方諸侯勢力集團的猖狂，目的是要確保百姓安居樂業，因此，法令是 國家政府重要的管理手段，御史大夫認為：
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檝也。……。韓子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
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 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而禦捍 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142
御史大夫將法治與德治類比成現實與理想，法治是統治管理實務上重要的工具，
而「愚儒」空有華麗的言詞、高遠的理想，暴虎馮河，不具可行性，也就是「禮 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143因此，必須「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
140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收入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1995 年），頁 178-180。又，文中指出「大傳統主要指在某一社會中佔據著主導地 位的價值系統而言。」
141 《鹽鐵論‧輕重第十四》，頁 123。
142 《鹽鐵論‧刑德第五十五》，頁 447。
143 《鹽鐵論‧詔聖第五十八》，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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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福也」，144若是沒有堅固的法治體系，「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
145可見嚴刑峻法是有道理的。況且，「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御史大夫認為 法治的成效並未完全彰顯，法律如此完備卻仍有為非作歹的問題，可見法律的制 定還有加強的空間，此處恰恰是御史大夫的理論盲點。依照御史大夫的理論，「刑 法可以止暴」，然而實際的成果卻是「民猶犯之」，而御史大夫卻認定沒有達成理 論目標的原因，在於法律的強度不夠，其實是忽略了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也必須依 賴德治來調和，否則「刑法也可以製造暴亂」，即秦朝滅亡的關鍵原因，眾所周 知；反觀賢良文學支持德治的論述，於此論點上倒是提供較合情合理的主張，來 自民間的賢良文學，受儒家思想影響，對於御史大夫主張法治重刑的看法，不以 為然。
賢良文學主體上，仍然強調為政之道，以愛民為先，以民為本，主張德治教 化，反對法治：
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 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
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循而昌，秦王變法而亡。146
賢良文學舉商鞅變法導致秦朝滅亡為例，強調以「仁義治世」才是治國的根本原 則與方法，所謂原則就是「明德教」、「崇仁義」，而方法則是「謹庠序」、「立教 化」，認為以道德教育的方式管理人民，方為「百世不易之道」。賢良文學既視商 鞅變法與秦國滅亡，兩者是直接的因果關係，便以商鞅為惡例，反覆申論、駁斥 法治，所謂「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厚於民，
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147歷史上雖然 秦惠王（356B.C.E.-311B.C.E.）將商鞅車裂，但卻沒有廢除商鞅制定的法律，甚 至秦國統一天下後，以法治方式來管理國家，仍為君王所採用，可見賢良文學以
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147歷史上雖然 秦惠王（356B.C.E.-311B.C.E.）將商鞅車裂，但卻沒有廢除商鞅制定的法律，甚 至秦國統一天下後，以法治方式來管理國家，仍為君王所採用，可見賢良文學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