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鹽鐵論》文獻語言的實用觀
第二節 《鹽鐵論》的辯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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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這種傾向表現得特別明顯。此一做法固然有「風馬牛不相及」的情 形發生，但大多數的事件也都不離「通經致用」的本意。329
儒家所推崇的《詩經》，是《鹽鐵論》引用頻率最高的經典，凸顯了《詩經》與 當時的政治現實緊密連結。此現象除了展現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對國家政策論述 所造成的影響，也具體示範了文學經典作為經世致用之可能性，文學從「詩言志」
的抒情傳統，轉變為論辯場域中的理論支撐，西漢《鹽鐵論》所呈現出的文學觀 念，因而有了「實學」面向的意義與價值。
第二節 《鹽鐵論》的辯論技巧
《鹽鐵論》是以對話體的創作形式展開，紀錄官民雙方論辯的內容。以對話 體散文闡述說理的形式，早見於先秦時期諸子，最具代表的可說是春秋時期的《論 語》，以對話體的方式，記錄了孔子與其弟子之言論；而至戰國時期的《孟子》，
有別於《論語》單純紀錄與短小篇幅，已發展成具有論辯對話的長篇幅形式。西 漢時期的《鹽鐵論》，則是篇幅架構更為繁複的論辯對話體。因此，除了探究《鹽 鐵論》所提出的政治、經濟、學術等觀點之外，《鹽鐵論》所展現出的辯論技巧，
亦值得一窺，以下就幾個面向說明之。
一、偏離辯論主題的攻擊言詞
《鹽鐵論》中官民雙方，針對主題所提出的言詞辯論，大多是涇渭分明且界 線清楚的論述，例如，官營／民營、法治／德治、重末／重本、加強邊防／王天 下等，皆是明顯二元對立的政治主張。除了這些就事論事的言詞交鋒外，《鹽鐵 論》中也出現了不少攻擊性的話語，這些話語多是涉及對方的人格、人身安全等 無關「鹽鐵」宏旨的內容，例如《鹽鐵論‧利議》中，御史大夫批評儒生虛有其 表，所謂「文學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
329 夏長樸：《兩漢儒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78 年），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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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賜之辭；刺譏言治，竊管、晏之才」。330面對名實不副、只說空話的批評，
賢良文學則反唇相譏，云：
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 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 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 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驥，
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
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 才而使臧騶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責之使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331
御史大夫指稱賢良文學「竊周公之服」，賢良文學則反駁御史大夫才是「竊周公 之位」，賢良文學並逐一還擊御史大夫的指控，其中對於御史大夫指控賢良文學 光說不練的「無用」，賢良文學則以造父、周公的例證來反駁，「造父攝轡，馬無 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治」，賢良文學如今之「無 用」，是因為上位者「無能」，上位者昧於知人善用。賢良文學提出此反例回應，
十足精彩到位，言「今舉異才而使臧騶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責之使疾」，承接 前段援引造父善於駕馬的例子，生動地化用伯樂與千里馬的典故，說明千里馬的 價值取決於伯樂。這兩段與馬有關的舉例，背後的意涵則是，如果賢良文學「無 用」，則代表御史大夫「無能」，由此可見，賢良文學具有能說善道深厚的應對功 力。這一大段落的發言，都無關鹽鐵等政策的宏旨，僅是雙方你來我往的人身攻 擊與道德指責，但可以窺見雙方善於設譬、用典精準的語言能力。
此外，在《鹽鐵論‧論誹》中，也有出現一段偏離辯論正題，只見雙方互相 人身攻擊的唇槍舌戰。在〈論誹〉中，雙方代表分別是丞相史與文學，首先，丞 相史引經據典攻擊文學的人格：
330 《鹽鐵論‧利議第二十七》，頁 233。
331 《鹽鐵論‧利議第二十七》，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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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 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訾當世，賤所見 而貴所聞。』此人本枉，以己為式。332
丞相史引用晏子（578B.C.E.-500B.C.E.）批評儒生的一段話，藉以攻擊賢良文學。
其中，晏子批評儒生「華於言而寡於實」，認為儒生面對議題光說不練，以致儒 生所提出的主張，所謂「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賤所見而貴所聞」
者，實為過於迂腐、不切實際的空談。丞相史同意晏子對儒生人格特質的分析，
藉此批評同樣為儒生的賢良文學的人格特質，認為賢良文學也只是發表光說不練 的空談，且又更為強烈的批評賢良文學的人品，是「此人本枉，以己為式」，認 為賢良文學這種人邪曲不正，又自以為是。丞相史這些對於賢良文學人品的批評 話語，實已偏離鹽鐵辯論的主題，但對於辯論攻防而言，卻並非一無是處，丞相 史以敵對性的言詞攻擊人品，可貶低對方的人格形象，並墊高自己這一方的象徵 資本，進而削弱對方對於辯論主題所闡述的主張之正當性，丞相史將品行端正與 觀點的可靠度，兩者之間視為正相關，展現出其詭辯的語言技巧。
鹽鐵會議官民雙方代表，對於「儒生」的評價，著實是另一個爭執的重點，
其激烈程度，不亞於針對鹽鐵正題的交鋒。關於「儒生」的評價，除了散見於《鹽 鐵論》各篇章，特別是〈訟賢〉一章，則專門記錄雙方在會議上，如何爭論儒生 的是非功過。御史大夫所述者：
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 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從人，
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
睹其為世戮也。333
御史大夫將子路（542B.C.E.-480B.C.E.）與宰我（522B.C.E.-458B.C.E.）的死因，
一逕歸責於師從孔門，所謂「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認為兩人進入孔子
332 《鹽鐵論‧論誹第二十四》，頁 210。
333 《鹽鐵論‧訟賢第二十二》，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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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下學習，結果使他們狂妄自大，對於自己的低下才智無自知之明，「此其所以 身殺死而終菹醢也」，從人品性格的理由來解釋子路的慘死，並且扣連儒學的教 育失敗。賢良文學則依據《論語‧先進》中曾記載孔子對於子路性命的擔憂，即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加以反駁：
騏驥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 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 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 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 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334
孔子早有察覺子路的缺點，但子路未能受教，後死於衛國政爭，慘遭「菹醢」， 可見，子路死於非命與其剛烈的本性以及「不受教」有關，因此孔子才有「由不 得其死然」、「天其祝予」之感嘆，因此賢良文學認為子路、宰我的死，與孔門的 教育理念並無太大關係，而是因為沒有遇到賞識的君王伯樂，才遇狂屠，慘遭殺 身之禍。再者，賢良文學反問，「孔父嘉」、「仇牧」等人也都是死於非命，難道 這些人都是不賢不義嗎？賢良文學意在指出，這些人的慘死並非如同御史大夫所 稱的自食惡果，而是狂屠姦人的罪過。
御史大夫不僅簡化子路死於非命的因果關係，並反其道解釋，批評孔門的教 導，認為孔子不善於教育，御史大夫將批評的矛頭指向儒學的思想源頭，足見其 對儒學、儒者從根本上的厭惡心態。除了舉先秦孔門弟子死於非命的事例，御史 大夫更進一步以當代儒臣不得好死的例子為證：
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顒、河 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
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害不恭，刻轢公主，侵陵大臣。知其 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睹功業所至，而見東
334 《鹽鐵論‧訟賢第二十二》，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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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狡而以為知，訐而以為直，不遜以為勇，
其遭難，故亦宜也。335
漢代的東海成顒（？-？）、河東胡建（？-86 B.C.E.）兩人「以術蒙舉」，憑著儒 術受到舉薦，為朝廷任命為官，但卻「獨非自是，無與合同」，「狂狷不遜，忮害 不恭」，與孔門弟子子路同樣有著狂妄自大的性格，甚至「刻轢公主，侵陵大臣」， 狂妄凶暴，反客為主，不聽指揮，最終「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同樣不得其 死。御史大夫認為這些儒生、儒臣的下場是「故亦宜也」，死有應得。賢良文學 持相反看法，認為東海成顒、河東胡建是由於剛直不阿、公正不私，因而才遭致 奸人的排擠摧殘：
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 避強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妒之 人，為眾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 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336
賢良文學認為既然成顒、胡建兩人受到舉薦被任命為地方官員，那麼這兩人以身 作則，不徇私枉法，應當值得褒揚，而這兩人之所以慘死，是政治的結構因素，
而非個人人品問題，恰恰是因為「公族」與「股肱」的不正，也就是王族成員與 朝廷眾臣任由政治風氣敗壞，才會讓成顒、胡建等忠良被奸邪所排擠，當今的掌 權者才是加害賢臣的幫兇，說明了成顒、胡建的慘死與是否是因「儒術」而被舉 薦完全無關，反擊御史大夫的牽強附會、曲為比附。賢良文學舉出更多歷史上讒
而非個人人品問題，恰恰是因為「公族」與「股肱」的不正，也就是王族成員與 朝廷眾臣任由政治風氣敗壞，才會讓成顒、胡建等忠良被奸邪所排擠，當今的掌 權者才是加害賢臣的幫兇，說明了成顒、胡建的慘死與是否是因「儒術」而被舉 薦完全無關，反擊御史大夫的牽強附會、曲為比附。賢良文學舉出更多歷史上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