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鹽鐵論》之學術觀
第一節 法家「重本抑末」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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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實際參加會議，因此嚴格來說，《鹽鐵論》一書並不能完全等同於鹽鐵會議的 實錄，而是「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247也就是說，《鹽 鐵論》一書的價值，就不在於保留了多少鹽鐵會議的實況真相，而是藉由生活於 西漢昭宣之世的桓寬，所蒐集到正反兩方言論，透過其中具體的儒家與法家代表 人物的發言，前者有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等人，
後者則是桑大夫（丞相田千秋「括囊不言」，姑且視為中立），藉以瞭解在昭宣時 代儒家與法家的學術思想呈現何種面貌。以下就幾個學術觀的核心問題，討論昭 宣時代的鹽鐵之議，儒家與法家的學術思想在其中如何開展、有何新意。248
第一節 法家「重本抑末」的修正
就經濟思想而言，「重本抑末」原為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首先制定，也是 商鞅變法的主要經濟政策之一，而如同本文第三章所言，在「鹽鐵會議」時，「重 本抑末」的思想已完全被儒家所接受，只是採行「重本抑末」的根據或目的而有 所不同，例如商鞅等法家推行「重本抑末」的主要目的是「富國強兵」，法家視 農業為累積財富最主要的生產方式，累積財富目的是為了強化國家戰力，因而在 商鞅「重本抑末」的思考中，「農」與「戰」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249重視農業 當然就必須嚴格地「反商業」，「重本抑末」可以視為國家為了增加經濟實力，而 施行的勞動力調撥；反之，「鹽鐵會議」中賢良文學所主張的「重本抑末」，則是 連結了儒家的「義利論」，「反商業」是用以維持淳樸民風的手段，目的是為了達 成儒家「王政」政治藍圖中所追求的「道德的社會」。
至於，在「鹽鐵會議」中，法家代表對於「重本抑末」的調整，則表現在對 於「反商業」的調整與修正。
247 《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頁 2903。
248 賀凌虛則認為雙方的論述皆是傍依先秦儒、法兩家的理論，並無創新或突破前人藩籬之論。
賀凌虛：《西漢政治思想論集》（臺北：五南，1988 年），頁 35。
249 張守軍：《中國歷史上的重本抑末思想》（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8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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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御史大夫的商業認同
相較於原為貧苦農戶的賢良文學諸儒，御史大夫桑弘羊則是富家出身，在「鹽 鐵會議」中所持論的雖是法家立場，卻並未以嚴格意義去反對商業，御史大夫很 清楚地說：
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 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 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
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
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250
御史大夫在此毫不掩飾地告白其個人的經濟致富史，並標舉「白圭」、「子貢」等 經商致富的大商人為典範，顯現出有別於傳統法家「反商業」的思想，而是認同
「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在商業活動中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的獲利準則。在此，
必須強調的是，御史大夫是修正了商鞅反商業的思想，而非反對商鞅在富國的謀 略，御史大夫說：
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 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 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 而有利，動而有功。夫畜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251
所謂商鞅的「開塞之術」，即是透過金錢財物的獎勵來開通有利之事，用刑罰禁 令來防堵不利之事，也就是「利」、「財富」的積極作用，「舉而有利，動而有功」。
御史大夫領略到的是，「蓄積財富」才是國家富強的關鍵，而不必在意是靠農業 或是商業來達成財富的累積。
250 《鹽鐵論‧貧富第十七》，頁 151。
251 《鹽鐵論‧非鞅第七》，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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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僅一反法家重本抑末的傳統，御史大夫同時也反擊賢良文學等儒 生，以農耕為本位的思想，御史大夫策略上以孔門弟子「子貢」為例，同樣是儒 家信奉者，子貢（520B.C.E.-456 B.C.E.）體現的是「富而可求」（《論語．述而》） 的富貴觀，子貢「三至千金」絕非狹隘的農耕本位主義可達成，子貢的致富也非
「不以其道得之」（《論語．里仁》）的「不義而富且貴」（《論語．述而》）。因此，
富人所累積的財富，未必全都是「賴之民」的不義之財。
在御史大夫的認知中，財富是為了應付個人現實生活的開銷，「車馬衣服之 用，妻子僕養之費」，而累積財富的方式，除了靠「工作」、「儉節」、「理財」之 外，還能藉由「取之貴賤之間」商業性的買賣行為而獲取。沿用這樣的認知思維，
把條件從個人改成國家，也就是當財富是為了應付國家機器運作的現實開銷時，
「取之貴賤之間」的商業性行為，就成了「均輸平準」制度中的「賤即買，貴則 賣」；252而弔詭的是，在捍衛「均輸平準」制度的主張時，商人致富的典範守則，
「取之貴賤之間」，則被御史大夫反轉，變成須要國家介入，以防堵商人的投機 行為，使「商賈無所貿利」，253物價才會穩定，人民才不會破產失業。御史大夫 在此透露出思考邏輯的前後矛盾，凸顯出御史大夫的主張，實際上仍只是一種為 了官營工商業政策的辯護，而非純粹為「商業」本身的發展而設想的立論。
無論如何，御史大夫的各種說法，其實都指向同一件事，也就是「資本的重 要性」，無論是就個人層次而言，或是國家層次而言，只是在立論上，當桑弘羊 想把自已商人身分的致富經驗法則，套用到國家主體時，必須貶抑商人致富的進 取意義，突出商人致富的危險後果，以合理化國家機器壟斷資本的正當性。
二、富國與富民的兩全
承前述，如果必須提防因商人蓄積過大的資本，而成為與國家抗衡的力量，
那麼中央集權制的國家，若蓄積過大的資本，是否也有統治權力為所欲為的政治 風險，因此，為了弱化這些疑慮，御史大夫對重本抑末的「反商業」觀念做出修
252 《鹽鐵論‧本議第一》，頁 12。
253 《鹽鐵論‧本議第一》，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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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後，除了強調以官營工商業「富國」，另一方面，也獎勵籌策以「富民」。以下 就御史大夫如何將法家「重本抑末」以「富國強兵」的理念，推導為既「富國」
且「富民」的訴求，在《鹽鐵論．力耕》中，御史大夫說：
賢聖治家非一寶，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紀氏以強本亡。使治 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
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 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 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則外國 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
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254
藉由管制鹽鐵、均輸制度，「御輕重而役諸侯」，一方面是穩定物價，抑制諸侯豪 強的經濟勢力。另一方面，國家還可以透過貿易方式與各國發展商業來往，「誘 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以增加本國的經濟實力，減少他國的經濟資本，「損敵國 之用」，藉此削弱敵國的國力，以安定天下。「富國」如何就能「百室盈止，婦子 寧止」，御史大夫以「利不外泄則民用」作為連結，言下之意是以工商業「富國」
的連帶效應一定是「富民」，即當政府重視工商業的經濟活動時，整個市場勢必 跟著活絡起來，「外國之物內流」，認為財貨有流通就能為政府、百姓帶來利益，
但御史大夫提及「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認為他國一定會接受這樣的貿易 條件，可能是過於樂觀的假設，而且也忽略了他國發生貿易逆差過大時，可能進 行的報復手段。
在此，御史大夫「以末易其本」，也可視為對法家「重本抑末」路線的修正，
如果當現實國際貿易情勢的條件，是工商業產品的需求大於供給時，「以末易本」
則是更有效率的經濟模式。御史大夫進一步以歷史經驗，強化工商業既能富國且 能富民的論述，如果將尺度從胡漢的國際規模，縮小到中原諸侯列國關係來看，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
254 《鹽鐵論‧力耕第二》，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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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彊國。管仲相桓公，
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 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 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也。」255
歷史上，管仲是善於使用「輕重」之術，而成功襄助齊桓公富國的代表人物，御 史大夫在此指認出桑弘羊經濟政策的思想導師，乃「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術」， 桑弘羊不以法家「重本抑末」自我設限，而是奉行管子強國之術的成功經驗，發 展工商業，制定各項官營政策，因此「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 俱足」，達到「富國富民」的實效；御史大夫有鑑於桑弘羊政策的實際成果，對 於國家干預經濟的正面意義，因而充分肯定。
御史大夫再引用儒家經典《論語》，為御史大夫重本抑末的修正背書，御史 大夫說：
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販牛於周，
五羖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 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堯埆，財物流通，有以均 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
朐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256
御史大夫將子夏的原文「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
御史大夫將子夏的原文「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