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四節、 流動性認知與重分配政策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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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配政策），也會藉由影響到他們的理性自利因子而間接影響對重分配政策的 偏好程度，是以 Rehm (2005)認為在分析個體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程度時「風險」
是必須要被控制的重要變數，同時風險變數也是構成本研究的主要架構 POUM 理論的重要因素 (Checchi & Filippin, 2004)。
第四節、 流動性認知與重分配政策偏好
傳統上經濟學者認為個體對某些事物的偏好程度取決他們對這個事物所造 得到的效益有關，人們期望能夠將成本極小並極大化自身的利益，而同樣的邏輯 也可以應用在理解人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上 (Alesina & Giuliano, 2009)；從「經 濟人」的角度出發，重分配政策將有錢階級的利益重分配給窮人階級，有錢階級 是政策犧牲者，窮人階級則是政策受益者，是以就邏輯來看，窮人階級會較富人 階級支持重分配政策，而實證研究也支持了這樣的推論 (Alesina & La Ferrara, 2005; Isaksson & Lindskong, 2009; Rainer & Siedler 2008)，然而當我們考量到收入 隨時間而變化以及社會的流動性時，我們就必須要考量到個人對未來的向上流動 與向下流動的預期，以及個人過去向上或向下的流動性經歷。
Benabou 與 Ok 在 2001 年正式提出 POUM (Prospects Of Upward Mobility)理 論架構，將個體對未來的預期帶入重分配政策偏好的研究中。而在實證的研究中，
流動性預期對重分配政策的影響十分明顯，不論是微觀的個體層級還是宏觀的總 體層級的研究都證實了流動性預期與重分政策之間的關係；以下首先介紹 POUM 的理論內涵、基本假設以及要素，然後進行文獻分析，了解實證上學者如何利用 量化資料來檢視 POUM 理論與重分配政策的關係，最後一節討論同樣屬於流動 性範疇的流動性經歷與重分配政策偏好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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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ketty (1995)最早提出關於社會流動性以及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假說，他指出 人們無法「精確」的知道自己未來在社會上向上流動的機會，一旦預期到這個機 會渺茫，則會開始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產生影響。Piketty (1995)的假說開始使政策 學者注意到流動性的重要，但要到 2001 年學者 Benabou 與 Ok 才正式將 Prospect of upward mobility (POUM)理論予以系統化，以分析個體對未來的預期與重分配 政策的偏好之間的關係。該理論指出，人們關心的不只是目前的收入水準，而同 (Benabou & Ok, 2001：448)，以保障未來的自己；在他們的模型中指出 POUM 假 說裡包含了三個「假定」(assumptions)：(1)現在的重分配政策在未來改變的程度 很低，也就是人們對現在的政策所做的決定，在未來還是會俱有某種程度的持續 性；(2)個體不能是太過風險趨避 (too risk averse)，他們必須知道重分配政策能 保障他們因向下流動所產生的損失；(3)也是最關鍵的假定(the key premise)─自 己（或他的家庭）收入目前比整個社會的平均收入─舉例來說，中位選民 (the median voter)6─低，並預期自己（或他的家庭）將來的收入會高於社會的平均水
6 根據公共選擇理論，所得為中位數的選民的支持是會是影響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如果中位數 選民的所得低於總體平均值，則中位數選民就會投票給支持建立較高稅率政策的政治人物以期重 分配政策能夠增加自身的利益；相反地，如果中位數選民的所得高於總體平均值時，他們則會投 票給較不支持重分配政策的候選人，以免自己成為政策的受害者（陳文學、羅清俊，2012）。Meltzer
& Richard’s (1981)同樣指出那些收入高於全國平均的人會反對重分配政策以免自己的權益受到 損害，反之若收入低於全國平均，則會支持重分配政策以從中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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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這種「跨層級」的預期心理會使他們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他們最後利用 經濟模型分析7出在重分配政策不變的情形下，如果個體預期未來自己在社會上 的位置會比現在好，則目前收入低於平均值的窮人會因為考量到「未來」的效益 而反對「現在」的重分配政策。
POUM 理論的出現使得學者在分析個體對重分配政策時，將視野擴大至個 體對未來的預期以及風險的評估。然而即便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實證研究在歐美已 經累積龐大的成果，但由於受限於二手資料的不完整性，關於檢視 POUM 理論 的研究卻相對缺乏 (Cojocaru, 2014)，Checchi 與 Filippin (2004:16)認為利用二手 資料檢視 POUM 理論是不容易的，如圖 4 所示，模型「最少」需要包含以下四 個要素，才能將個人對流動性預期對重分配政策偏好之關係從其他因素中區分出 來：
(1) 目前的社經地位水準 (the current (income) position of the respondent) (2) 預期未來的社經地位水準 (expectations of future (income) position) (3) 個體的風險趨避程度 (the degree of risk aversion)
(4) 預 期 重 分 配 政 策 的 穩 定 性 (expectations regarding the persistence of policy)
7 有鑑於 Benabou 與 Ok 的原始模型十分複雜，Alesina 與 Giuliano (2009)遂提出一個較簡單的 架構來說明 POUM 理論：在效用函數 (Utility function)中考慮到現在與未來的預期，而人們在現 在就需要決定稅率的高低，而且這個稅率是有持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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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hecchi 與 Filippin (2004)，本研究重新整理。
然而由於受限於二手資料，即便既有的文獻中有探討流動性預期與重分配政 策偏好的研究，但沒有任何的研究符合 Checchi 與 Filippin (2004)所提出的標準，
尤其是一般性的資料庫普遍缺乏測量受訪民眾風險偏好的題目 (Cojocaru, 2014)。
是以在實證研究中，學者操作 POUM 理論的方式受制於資料的限制而有不所同，
以下分別介紹幾個較有代表性的研究。
二、 POUM 理論：實證分析
Ravallion 與 Lokshin (2000)最早以「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表示個人對未 來預期的重要性：兩個線道的車輛同時往一個方向行駛，但都因為塞車的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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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urvey, RLMS)分析「隧道效應」是否存在俄國 民眾與對重分配政策偏好之間的關係；他們將 1996 年 RLMS 的樣本區分成三個Checchi 與 Filippin (2004)利用「實驗室實驗」的方式分析米蘭大學的大學生 在面對未知的前景下會如何選擇他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同時試著找出哪些是 關鍵影響 POUM 理論的要素；他們首先要求學生們決定政府的稅率高低（為零 到十的等距尺度），並以「收入變化矩陣」(Various income transition matrices)當作 他們對未來的流動性預期，同時，他們將其他可能影響 POUM 效果的因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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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sina 與 Ferrara (2005)利用一般社會調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與
PSID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資料庫進行美國與歐洲的跨國比較，他們 發現，就常理來看，收入越不均等、貧富差距越嚴重的國家，民意應該會驅使政 府提供更多的重分配政策來矯正這種現象，然而即便美國的貧富差距明顯高於歐 洲，但美國政府的重分配政策的頻率與稅率卻較歐洲小的多，產生政治學者所稱 之「羅賓漢悖論」(Robin Hood paradox)；渠等認為這種現象可以由流動性的觀點 來解釋─也就是說美國人由於文化的形塑使的人們普遍對未來有較好的預期，樂 Socio-Economic Panel, SOEP)分析 POUM 理論在是否可以用來解釋東西德民眾對 重分配政策的偏好；首先他們創立「對未來樂觀變數」以及「對未來悲觀變數」分別代表向上與向下的流動性預期，用機率表示未來兩年內個人預期自已「升官 加薪」以及被「降職減薪」的機率9，並以此分析民眾對政府課予財團管理階級
9 在 Rainer 與 Siedler (2008)的研究中，樂觀與悲觀程度均為 0~100 的連續變數，渠等將之重新 分類 Ep，P 為事件發生之機率；以樂觀程度為例，Ep=0 表示未來加薪的機率是零，Ep=10~30 則是 10%至 30%，以此類推最高為加薪機率超過 70%的 Ep>70；渠等以 Ep=0 為參照組，建立三 個不同樂觀程度的虛擬變數，悲觀程度比照同樣的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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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倍；是以他們認為，「向下流動預期 (downward mobility)」反而比「向上流 動預期 (upward mobility)」更能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產生影響。Alesina 與 Giuliano (2009)以一般社會調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資料 庫分析 1972 年到 2004 年間 POUM 理論影響美國民眾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他
Cojocaru (2014)是目前所有關於檢視 POUM 理論中最符合 Checchi 與 Filippin (2004)所設定之標準的學者。他利用由世界銀行與歐盟合作之第二輪生活轉型調 險並打賭不會有天災，還是(2)把車賣了買機器」。Cojocaru 將選擇(1)者視為有較高程度的風險承 受，(2)者視為風險規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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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減少有錢階級與貧窮階級之間的差異，但若個體太懼怕承擔風險─也就是風險 趨避程度太高，則流動性預期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就不俱有那麼大的效果。
將上述的結果綜合整理於表 2，綜觀國外相關研究流動性預期與重分配政策 關係之 POUM 理論文獻，可以發現不同的學者採用的變數均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尤其是在自變數流動性預期，並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精確的操作化方式，但藉由不 同學者的嘗試下我們也可以發現到，當利用二手資料檢視 POUM 效果時，Checchi 與 Filippin(2004)的標準似乎太過嚴格，即便在模型中缺少諸如風險因子或是預期 重分配政策的穩定等變項，民眾的向上流動性預期仍然會顯著性的減少他們對重 分配政策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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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Financial expectations and the ‘left–right’ political value scale: Testing for the POUM hypothesis” by F. Buscha, 2012, Economics Letters, 115, 460. 作者重新繪製整理。
作者 資料庫 重分配政策偏好 流動性預期 風險變數 方法 Ravallion 與
Lokshin(2001)
RLMS 順序尺度 Probit
Checchi 與 Filippin(2004)
米蘭大學
Alesina 與 Ferrara(2005)
GSS 七點尺度 probit
Rainer 與 Siedler(2008)
SOEP 三點尺度 probit
Alesina 與 Giuliano(2009)
GSS 十點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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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流動性經歷與重分配政策
Checchi 與 Filippin (2003)認為影響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因素很多，個體的流動 性經歷 (history of mobility at individual level)─或 Piketty (1995)稱之個人歷史因 素 (individual history)─同樣屬於流動性的概念即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Piketty (1995)指出人們過去的個人經歷 (individual experience)是一種自我學習的機制，
在人們成長階段發生的經歷會對他們成人後的觀念造成影響，會藉由調整個體對
「公平的認知」途徑進而影響個體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具體的說，民眾過去的 經歷會藉由不同的動機去影響到現在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個體在過去有過不好 的經驗，會使他們變得更加的風險趨避，並降低對未來的樂觀程度，更直接的是，
民眾在經歷過各類型的災難後會使他們更加注意到政府干預的重要性 (Alesina
& Giuliano, 2009)，而也因此更加重了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反之，若過去幾年 有較好的向上流動經歷，會使他們預期將來也會同樣有好的發展，因此會反對重
& Giuliano, 2009)，而也因此更加重了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反之，若過去幾年 有較好的向上流動經歷，會使他們預期將來也會同樣有好的發展，因此會反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