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第二節、 討論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0
第二節、 討論
本文利用 TEDS2013 全國大規模面訪所蒐集到的資料為樣本來源，從經濟理 性觀點出發，利用二元 logistic 迴歸模型分析個人的流動性認知（包括對未來的 流動性預期以及對過去的流動性經歷）、風險承受度以及其他人口統計變項如何 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產生影響；經過實證的研究後有下列幾個重要的發現：
一、 不同類型的重分配政策民眾的支持程度也不同
重分配政策的類型很多，而不同類型的重分配政策民眾的支持程度也不一致：
從敘述統計的次數分配中本研究發現，超過一半 (55%)的民眾認為解決貧富差距 是政府的責任，這可以歸咎於目前臺灣所得分配隨時間與發展日趨惡化所致；反 之在失業率問題方面，只有不到一半 (48%)的民眾認為政府應該為失業率問題負 責，大多數的民眾認為有沒有工作是自己的事情，本文認為此乃因臺灣的失業率 問題並不是十分嚴峻，且較其他國家來的趨緩，是以民眾多不認為政府應該介入 解決失業問題；不過整體來說，大多數的民眾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還是贊成多於 反對，這也符合多數已開發國家的經驗：民眾希望政府解決隨著經濟發展所帶來 的各項不平等與社會問題（Alesina & La Ferrara, 2005; Alesina & Giuliano, 2009;
Keely & Tan, 2008; Rainer & Siedler, 2008; Rehm, 2009; 陳文學、羅清俊，2012 等）。
然而從政治的意識形態來看臺灣的政策偏好，臺灣傳統上並不是被視為一個 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的兩個主要政黨的主要分歧也不似歐美的政府干預程度多 寡之分野，在意識形態分野上都是屬於中間偏微右，不難看出就社會風氣來說人 民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偏好自然不如過去相關研究中西方國家民眾對重分配政 策偏好程度的動輒七八成以上 (Alesina & La Ferrara, 2005; Alesina & Giuliano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1
Rehm, 2006)，不過整體來說，民眾支持政府介入貧富差距的比例是高於政府介 入失業率問題的。
二、 民眾普遍認為目前的經濟情形較過去壞，且對未來抱持悲觀的態度
只有分別 7.4%與 6.6%的民眾認為臺灣以及自己家裡現在經濟情形比半年前 好，與此同時只有分別 8.4%以及 12.5%的民眾認為臺灣未來一年以及家裡未來 一年的經濟情形會變得比較好，大部分的民眾對過去以及未來都是抱持著中間偏 負面的看法；這部份顯示出大部分的臺灣民眾不但認為現在過得比以前還要差，
覺得對未來也看不出好轉的跡象，而這邊也顯示了臺灣民眾的流動性認知與其他 已開發國家一樣均是屬於偏向悲觀的
(Alesina & Ferrara, 2005 ; Cojocaru, 2014 ;
Rainer & Siedler, 2008 ; Revallion & Lokshin, 2000)，而悲觀的流動性認知─尤其是不好的流動性預期，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是不利的，缺少了「隧道效應」的人們 很容易一方面不滿意自己的處境，一方面又看不到未來好轉的跡象而開始感到憤 怒與哀怨，容易由於階級差異而產生社會衝突。
三、 流動性認知的確會影響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
首先，POUM 理論告訴我們民眾在選擇是否支持政府的重分配政策時，不 只會關心目前的收入水平，更會考量到未來收入的變動性；而本研究與證實了民 眾的流動性認知的確會影響他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在本研究的兩組迴歸模型 中，本研究分別以「政府是否該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以及「政府是否該解決失業 率問題」兩個指標當作重分配政策的依變數，實證的結果指出，目前的收入水準
（每月家庭總收入）並沒有解釋力，而有較好的流動性認預期以及流動性經歷會 顯著性的反對政府介入解決貧富差距以及失業率問題，這部分符合過去的研究結 果 (Alesina & La Ferrara, 2005; Alesina & Giuliano, 2009; Cojocaru, 2014 ; Rainer
& Siedler, 2008 ; Revallion & Lokshin, 2000)，也印證了 POUM 理論的假說：人們 在選擇是否支持目前重分配政策時，不但會考量目前的社經地位，更會將未來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2
收入水平納入考慮，如果人們預期將來自己會有向上的流動性預期的話，並考量 了政策的持續性後，為了避免將來自己或自己的下一代成為重分配政策的政策受 害者，會反對政府施行重分配政策 (Benabou & Ok, 2001; Piketty ,1995)；而在流 動性經歷的部分，相較於有不好的流動性經歷者，有較好的流動性經歷者會使他 們預期將來也會同樣有好的發展 (Revallion & Lokshin, 2000)，同時相可以藉由 努力來改變目前的社經地位 (Alesina & La Ferrara, 2005)，是以會反對政府介入 貧富差距以及失業率。
此外，在兩組迴歸模型中，本研究發現人們對「自己家裡」以及「整個臺灣」
的經濟情形的預期與評價都有達到統計上的解釋力，是以本文認定不論是「個體」
（自己家裡）還是「總體」（整個臺灣）層級的流動性認知，都會對個體的重分 配政策偏好產生影響，如同過去相關研究重分配政策的研究結果 (Alesina &
Ferrara, 2005 ; Cojocaru, 2014 ; Rainer & Siedler, 2008)，人們的政策偏好會同時受
到個體以及總體的層級所形塑。不過，當我們個別分析流動性預期以及流動性經歷對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產 生的影響時，我們發現到相較於流動性經歷，民眾的流動性預期在本研究的模型 中展現出較好的一致性以及邏輯性，分別展現在下列兩點：
首先，即便人們的政策偏好同時受個體以及總體層級所影響，本研究發現到 民眾「個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較「總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更具有影響力，也 就是說當我們分析「個體」層級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時，同樣好的流動性預期，民 眾對「自己家裡」的經濟情形的感受程度會高於「整個臺灣」的經濟情形：在模 型 1-4 與 2-4 中可以發現到，民眾在對自己「家裡」的預期的影響，不論是覺得
「比較好」或是「差不多」，都大於對整個「臺灣」的預期的影響：也就是說，
同樣是對未來感到樂觀的人，對「自己家裡」樂觀程度較高者，會比對「整個臺 灣」感到樂觀者，從理性自利的觀點，更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這個發現也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3
Rehm (2009)強調，即便個體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是同時受到個體以及總體的層次 所影響，但分析重分配政策時「個體」層級的重要性會大於總體所相呼應。從臺 灣社會現象來解釋，臺灣經濟成長下所產生的利益往往僅被某些特定的財團或團 體所把持，比方說陸客來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幾乎都「一條龍」得被少數的旅遊 業集團以及特約商店所壟斷，或是政府獎勵特定產業所端出的政策也只讓標的團 體受惠，一般民眾即便看得到臺灣經濟成長的數字，但卻享受不到實質的利益，
是以反對重分配政策的幅度自然不入自己家裡的成長來的具體與強烈；反之自己 家裡的經濟情形將樂觀程度會直接影響到未來收入，也就是家庭有著向上流動性 預期會讓他們有更高的機率「跨層級」到高於平均社會，是以反對重分配政策的 程度自然也會較高。
此外，即便都是好的流動性預期，「樂觀程度」的高低會影響到民眾對重分 配政策的偏好：也就是說同樣不預期未來比較差，有好的流動預期者會較持平流 動性預期者更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在模型 1-4 以及模型 2-4 可以發現在兩組 模型中，回答預期未來會未來「比較好」的影響力都大於回答預期未來會「差不 多」者，也就是說對未來感到樂觀的人，相較於對那些對未來態度持平者，更反 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從理論層面解釋，POUM 理論的關鍵假定的一項：如果 個體收入目前比整個社會的平均收入低，並預期自己將來的收入會高於社會的平 均水準時，預期未來會變好者會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 (Benabou & Ok, 2001)，
即指出了這種預期「跨層級」到高於社會平均水平心理的重要性：由於低於社會 平均則表示較可能是重分配政策的政策受益者，而高於社會平均則會是政策犧牲 者，基於理性自利的心態，只要在高於社會平均的重分配政策犧牲者會反對政府 的重分配政策 (Cojocaru, 2014)。是以綜上所述，那些有較好流動性預期者，預 期自己將來收入高於社會平均水準的機率當然會大於那些持平流動性預期者，所 以在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態度上基於理性自利觀點，當然會強於那些預期未來
「跨層級」機率較小者；反之預期未來與現在差距不大者，頂多只是不認為未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4
會向下流動到低於社會水平，仍然缺乏向上「跨層級」的樂觀心理，反對重分配 政策的誘因自然就會比較小；不過不論是對未來持樂觀態度或是持持平態度者，
人們基於理性自利的心態，都會較對未來悲觀者更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 (Alesina & Giuliano, 2009 ; Benabou & Ok, 2001)。
相較於流動性預期，同屬流動性認知的流動性經歷在模型中呈現的結果較缺 乏一致性：在兩組模型中，個體評估「自己家裡比過去還要好」均沒有解釋能力，
而「認為目前比過去還要好」的影響力小於「認為目前跟過去差不多」，從邏輯 來看並不符合常理，而在模型 2-3 單純分析流動性經歷與民眾對政府是否解決失 業率的模型中甚至出現了整體配適度不佳的情形；從理論的層次來看，相較於針 對流動性預期與重分配政策偏好關係之 POUM 理論，文獻上針對流動性經歷與 重分配政策之間之關係尚未發展出一套系統化的理論，導致只能根據同屬流動性 預期的 POUM 理論的邏輯以及人們心理誘因去推論流動性經歷如何影響個體的 重分配政策偏，那為什麼流動性預期的理性自理誘因以及風險趨避心理的邏輯無 法一概推論至流動性經歷呢？Piketty (1995)指出人們過去的個人經歷是一種自 我學習的機制，在人們成長階段發生的經歷會對他們成人後的觀念造成影響，會 藉由調整個體對「公平的認知」途徑進而影響個體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而或許 就是因為模型中缺少了「公平的認知」才導致在分析流動性經歷與重分配政策偏
而「認為目前比過去還要好」的影響力小於「認為目前跟過去差不多」，從邏輯 來看並不符合常理，而在模型 2-3 單純分析流動性經歷與民眾對政府是否解決失 業率的模型中甚至出現了整體配適度不佳的情形；從理論的層次來看，相較於針 對流動性預期與重分配政策偏好關係之 POUM 理論，文獻上針對流動性經歷與 重分配政策之間之關係尚未發展出一套系統化的理論，導致只能根據同屬流動性 預期的 POUM 理論的邏輯以及人們心理誘因去推論流動性經歷如何影響個體的 重分配政策偏，那為什麼流動性預期的理性自理誘因以及風險趨避心理的邏輯無 法一概推論至流動性經歷呢？Piketty (1995)指出人們過去的個人經歷是一種自 我學習的機制，在人們成長階段發生的經歷會對他們成人後的觀念造成影響，會 藉由調整個體對「公平的認知」途徑進而影響個體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而或許 就是因為模型中缺少了「公平的認知」才導致在分析流動性經歷與重分配政策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