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文化

本文研究目的是藉由對比分析漢英結談行為，探討中西溝通文化的特徵。

因此下面將從兩種視角來解析文化概念，一，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探討的是個 人與群體在社會中的關係；二，高語境和低語境則在辨識不同地域的溝通特 色。最後，本文進一步闡述社會權勢與社會距離兩項社會變項如何影響溝通方 式。

2.3.1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

Hofstede （ 1980 ） 提 出 集 體 主 義 （ collectivism ） 與 個 體 主 義

（individualism）的概念後，便被東西方學者廣泛使用來區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 色。在現實世界裡，並不存在絕對的集體主義或個體主義，因此正確來說，漢 人、日本人、韓國人等是傾向集體主義，而美國人、澳洲人等則傾向個體主 義。

（一）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者是以社群為本位，注重社會義務，遵守社會規約，對「社群內」

（ in-group ） 和 「 社 群 外 」（ out-group ） 的 態 度 和 待 遇 截 然 不 同 （ Triandis 1995）。他們以「社群內」的目標為優先，維繫成員之間的緊密關係，並發揮互 助 精 神 顧 及 「 社 群 內 」 的 需 求 ， 必 要 時 願 意 為 顧 全 大 局 犧 牲 自 身 的 利 益

（Triandis，1994；1995）。溝通的最高原則是維護自己和他人的面子，以確保

「社群內」的和諧（Ting-Toomey，1988；Triandis & Singelis，1998）。因此應 盡量避免挑戰「社群內」的權威，交際者的地位、年齡、性別等亦是影響溝通 方式的重要因素（Triandis，1994）。

上述文化特徵形成集體主義的溝通特色，即言辭迂迴曲折，有賴聽者從字 裡行間自行領會真正的含義，不將話說得太白可顧及他人的感受，並且避免產 生摩擦。以 Kaplan（1966）為例補充說明，他分析了超過 600 份由各國學生書 寫的論述文章，結果如【圖二-5】所示，英文母語者的訊息結構屬於直線形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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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強調的是最終的結果，論述方式為提出多項論點後加以總結。但東方學生 的訊息結構呈現漩渦狀，論述過程講究鋪陳，繞了幾個圈才談到重點。正如 Gudykunst 與 Ting-Toomey（1988）指出，漢人受集體主義影響，交際風格被定 義為不明確、模棱兩可。

【圖二-5】：東方人與英語母語者的論述訊息結構對比（Kaplan，1966）

（二）個體主義

個體主義者是以個體為本位，強調獨立、自主，從社群中抽離，並以個人 目標為優先，即使與社群的目標衝突，也要追求個人的權利、自由、享樂等

（Triandis，1994；1995）。他們主張以事論事，注重真實的訊息、知識、可信 度等，很少因為順從社群權威而讓步（Triandis，1994）。對個體主義者而言，

時間就是金錢，因此他們認為溝通要直接、清楚才有效率，同時也重視發表個 人觀點和意見（Triandis，1994；Triandis & Singelis，1998）。例如受個體主義影 響的西方人，在口語表達上強調明確和直截了當。總結來說，西方人傾向於將 意思說明白，漢人則關注聽者如何解讀他所說的話（Chang，1999）。

Chang（1999）概述漢人的溝通特徵包括強調保全顏面、偏向間接溝通方 式、出於尊重地依從對方、避免衝突，以及依賴聽者自行領會話語意義。總的 來說，漢人在交談時，維持關係和諧或避免損害他人面子的需求，淩駕在準確 傳達信息的功能之上（Ma，1996: 263）。

英語母語者 東方人 英語母語者 東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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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高語境和低語境

Hall（1976）首先提出以高語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與低語境文化

（low-context culture）來解釋不同文化的交際行為。漢人、日本人、中東人等 被歸類在高語境文化內；美國人、英國人、澳洲人、德國人等則屬於低語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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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見不合或表示憤怒，是缺乏自製能力和丟面子的表現。相反的，低語境文 化 的 成 員 不 會 為 了 避 免 爭 執 ， 而 犧 牲 表 達 意 見 和 自 我 辯 護 的 權 益 （ Hall，

1976：159）。

2.3.3 漢語溝通特色

Gao（1998）則歸納出漢人會話常規的四大特色，分別是含蓄、聽話、客氣 和自己人。

含蓄：所謂含蓄是指說話間接，有所保留，好讓凡事有商榷的空間。留有 餘地可進可退，才免傷和氣。說者一般話中有話，只發揮引導的作用，所以旁 敲側擊是漢人重要的交際技巧，即能推導、琢磨出對方話中的隱含。漢人要求 聽者的高度參與，積極對對方的含義進行解碼，因此特別注重「聽話」的能 力，只有留心聆聽才能聽出對方的言外之意。

聽話：漢人從小就被鼓勵擔任主動的聽者角色及被動的說者角色。漢人的 個人認同與他們扮演的社會角色密切相關，社會結構講究階級輩份。說話權幾 乎同等於資歷、年紀、經驗等，所以漢人習慣在長輩發言時，恭敬地聆聽，不 得插嘴或還嘴。不論面對長輩或同輩，漢人都必須發揮「聽話」的能力，才能 解讀對方的用意，以禮貌的方式回應。

客氣：由於漢人相信禍從口出，除了少說多聽以外，在必須說話時亦要用 詞客氣，即表現得體貼、有禮及和善，以維持交際雙方的和諧關係。其中一種 常見的手法是抬高別人、貶低自己。比方說不能全然接受他人的讚美，受邀請 時得先婉拒再接受，使用自謙的詞彙如「愚見」、「敝校」、「哪裡哪裡」等等。

「自己人」：漢人在交際時，清楚劃分社群內和社群外的界限，對「自己 人」，即家人、親戚、朋友等親密關係的對象會給予特殊待遇。漢人以這區別來 決定交際方式，例如漢人較可能對家人或好友表露情感和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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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社會變項

這一節將藉由 Hofstede（2001）的「權力距離指數」與 Wolfson（1988）的

「互動突出理論」，分別闡明社會權勢與社會距離對言語行為的影響。

（一）社會權勢

最早投入跨文化研究的 Hofstede（2001）設立了「權力距離指數」（power distance index，簡稱 PDI），用以探查來自超過 50 個國家的受試者面對上位者時 的服從程度。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員工針對向上級表達相反意見與上級的決策方 式（專制或民主）之感想。PDI 的數據反映上下級別的權力距離，而研究結果 指出台灣的 PDI 為 58 高於美國的 40（Hofstede，2001）。另外，Schmidt 與 Yeh

（1992）調查管理階層選用哪些因素影響下屬，發現來自美國的受試者偏好商 討及提出理由的方式，台灣主管則透過強調上級的認可及自我肯定式的說理來 發揮影響力。從上述實證研究可推論，漢語溝通文化中上下級別的權力距離大 於英語地域國家。

（二）社會距離

Wolfson（1988：33）的「互動突出理論」（bulge model of interaction）主張 社會距離對語言的使用造成直接影響。由於普通朋友之間存在不穩定性，雙方 關係易於變動，並需要相當的協商空間，因此說者特別關注如何穩固關係與避 免衝突，以致於需做較多語言上的考量與修飾。相對而言，熟人之間的關係較 為穩定，說者清楚雙方的立場，易於預想聽者的交際行為，故在用語上具有較 少的顧慮與制約。Wolfson（1988）引用如讚美、邀請、拒絕、感謝等各項言語 行為的研究來驗證其論點。以拒絕為例，熟人之間較為簡煉，但說者對普通朋 友卻需要進行相當長的協商，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說明（Beebe，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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