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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陵學派」:晚明穆斯林菁英群體之形成

第二節 「漢文著述」及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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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漢文著述」及其作者

一、「漢文著述」與主要作者

(一)張中及其著作

張中,又名時中,字君時,自號「寒山叟」,萬曆至順治時期蘇州伊斯蘭學 者,前文已述其為「經堂教育」四代傳人,曾於蘇州、揚州等地開學教經,崇禎 十一年(1638)其往南京向張少山求學,並經其介紹認識印度經師阿世格:

余於崇禎戊寅春,遊學南都,幸逢慈駕,觀其儀表,隆準環眼,

高額長髯,雄奇魁偉。人僉曰:此胡僧也,雲遊其長技爾,烏足異。

獨臨潼少山張老師識之,曰:此有道之士,胡可以尋常測之耶?93

可見,眾人皆將此印度經師當作雲遊至此的胡僧而不覺稀奇,而張氏則將其 視作「有道之士」,此處應特指伊斯蘭蘇非修道之士,此從《歸真總義》的思想 內容中便可知曉。

張中跟隨阿世格學習多年,由阿世格口述,張中筆錄並結合相關經典與其個 人體悟,撰成《歸真總義》(直譯「伊瑪尼」解)一書,該書旨在闡釋「認主歸 一」的蘇非認主學思想,其遣詞用句頗有禪門宗風,故有學者稱其為「近佛而不 近儒,近墨而不歸孔」94,此為研究穆斯林佛教觀之「借佛釋回」觀點之力作。

《歸真總義》之刊行,亦殊為不易,皆因明清易代之兵火,導致該書原稿:「缺 失頗多,次序亦亂」95,為此,張氏曾重新整理,以待刊印,奈何遲遲不能實現。

最後,由張氏表兄馬明翁出資刊印,由張氏門人錢塘(浙江杭州)沙振宗題跋,

於順治十八年(1661)印行。

張中之《四篇要道譯解》,分為 4 篇,分別論述了認識「伊瑪尼」、認識真 主與伊斯蘭、禮拜儀則以及大、小淨之規定,是穆斯林日常生活的一部指導手冊。

該書文風與前述《歸真總義》頗為一致,亦為研究「借佛釋回」之文本。《四篇 要道譯解》本為張氏向其門人弟子講解波斯文經典之內容,為其眾弟子整理刊印。

其主要參與者包括:廣陵(江蘇揚州)沙崇維參訂;新安(安徽歙縣)馬中龍、

藍溪(福建龍岩)同校;周士騏負責勸募集資,於順治十年(1653)成書,此亦

93 張中譯,阿世口述,《歸真總義》,頁 264-265。

94 吳建偉、張進海主編,《回族典藏全書總目提要》,頁 10。

95 張中譯,阿世格口述,《歸真總義》,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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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張氏門人來源之廣,遍及江、浙、閩、皖等地。

(二)王岱輿及其著作

王岱輿,晚號真回老人,萬曆至順治時期南京伊斯蘭學者,其家世前文已述,

他自幼習經卻對漢文不甚瞭解,其嘗言道:

自予幼時未習儒者之學,及乎成立,粗能識字,亦不過往來書記 而已。至於壯盛,自慚庸鄙,閱性理史鑑之書,旁及百家諸子,稍通 大義,覺其議乖道異,各相牴牾,揆之清真,懸殊霄壤。96

遂立志著書立說,明辨清真至理,批駁諸家不足,因而其著作多以一問一答 的對話形式展開,頗似與人辯論之態,其辯論對象亦十分多元,既有教內好友又 有儒生、道士、僧侶等人,辯論內容涉及諸教之異同,思想豐富,內容充實。

就王岱與的著作而言,主要有《正教真詮》、《清真大學》與《希真正答》,

王氏的著作中,對佛教的批判較多。王氏之書雖日後流傳較廣,惜清初之原本無 存,書中亦無記載,故難以知曉其編印情況。不過,康熙二十年(1681),駐守 廣西南寧的穆斯林將軍馬承蔭在其為馬注所寫的〈指南敘〉中稱:「若岱輿王先 生,回儒博學,墨翰精通,釋杖玄丹,應身垂教。雖未及見其人,而《真詮》一 集,神遊海宇,功在萬世,非其文吾不知其人也。」97,可見當時《正教真詮》

一書已流傳到廣西地區,其傳播之廣、速度之快亦可想見。

《正教真詮》分 40 篇,上下 2 卷各 20 篇,上卷主要論述伊斯蘭教義與哲學;

下卷論述伊斯蘭教法。其中〈易真〉、〈昧真〉兩篇主要針對《圓覺經》的佛教 思想加以集中批判。同治三年(1864),時任雲南提督的穆斯林將領馬如龍重刊

《正教真詮》,由馬安禮採訂,附以小字注釋,名為《真詮要錄》。《清真大學》

分為:〈提綱〉、〈真一〉、〈數一〉、〈體一〉、〈總論〉,五個部分論述其 伊斯蘭宗教哲學體系,〈總論〉針對佛教的「佛性」、「空」等思想加以批判。

《希真正答》以問答體記錄了其與「三教」的辯論,尤其〈剩語〉一節,仿照禪 宗語錄、公案等佛教經典,運用禪宗的思維邏輯、文學形式以禪門公案的方式通 過與佛教徒辯論。一方面,借用佛教概念來向佛教徒闡釋伊斯蘭之教義;另方面,

運用禪宗自身理論進行反駁,以達到批判佛教的目的。

96 王岱輿,《正教真詮·自敘》,頁 30。

97 馬注,《清真指南·指南敘》卷 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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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注及其著作

馬注,字文炳,號仲修,經名郁速馥,雲南保山穆斯林學者,其幼年與其它 三位作者接受伊斯蘭經堂教育不同,馬注自幼學習儒學,其自述生平時曾言:

余早年幼失經訓,二親早捐;十五而業文章,學為經濟;二十而 涉宦途,遊情詩賦;二十五而訪道德,鋒棒禪玄;三十而著《經權》,

期留青史;亦已編輯成書,自謂修齊治平,得其至理。及三十五而訪 聞經教,知天命之所從來,日夜鑽研,始覺前轍茫然,身心無濟於是,

因聞得悟,領誨名師,或見或聞,著為《指南》一集。98

馬氏二十歲左右,適逢南明永曆政權統治雲南,其經人舉薦,在南明朝廷任 職,其後吳三桂入滇,永帝遁逃緬甸,馬氏便脫離宦海,尋僧訪道。康熙八年(1669),

時值而立之年的馬氏北上京師,得安親王岳樂(1625-1689)賞識,但其在京期 間卻轉向了對自身伊斯蘭信仰的求索,著《清真指南》一書。康熙二十三年(1684)

其前往各地遊學、走訪,最終返滇,於南京期間於當地穆斯林菁英多有交往。其 書之佛教批判思想深受王岱輿之影響:「岱輿王先生奮起吳俗,懼道不彰,著為

《真詮》一集,可謂清夜鳴鐘,喚醒醉夢,苦藥針砭,救濟沉疴。」99,因馬氏 與其它南京穆斯林作者思想高度一致,且關係密切,故亦被視作「金陵學派」之 代表人物。

《清真指南》的編印,因馬氏遊歷各地、結交甚廣,而參與者較多:上元劉 三傑、廣陵古之瓚校閱;江寧馬之騏、古碭(今河南永城)馬廷瑞參訂。其書中載 有廣西馬承蔭、四川保天佐之序言,此外還摘錄儒生、經師與教長為其贈詩 21 首,輯為〈海內贈言〉,作詩者遍及豫、江、陜、京、楚、蜀、魯、滇等十一省,

其中以南京為最,共計 5 位,包括劉智父親劉三傑與其經學老師袁汝琦。

(四)劉智及其著作

劉智,字介廉,號一齋,清康熙時江蘇上元(今南京)之穆斯林學者,作為 晚明清初「漢文著述」的最後一位作者,其可謂是集大成者。劉氏其父劉三傑,

字漢英,為南京著名經師,曾著〈清真教說〉以闡發伊斯蘭之要旨。其師袁汝琦 為經師世家,可謂家學深厚。劉氏〈著書述〉一文概括了其求學之歷程:

98 馬注,《清真指南·指南敘》卷 1,頁 27。

99 馬注,《清真指南·指南敘》卷 1,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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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年十五而志於學,八年膏晷,而儒者之經史子集及雜家之書閱 遍;又六年讀天方經;又三年閱釋藏竟;又一年閱道藏竟,道藏無物 也;繼而閱西洋書一百三十七種,會通諸家而折衷於天方之學。……

乃裹糧負笈,歷齊魯,走都門,就正朝,紳先達。由襄楚入西秦,訪 求宿學遺經。過吳門,遊武林,越會稽,抵粵東,考問文字。閱胡氏 天祿閣倉鼠,得未曾有。由天童至大嵩珠山觀海,大暢所遊。100

從上述經歷來看,劉氏並不像王岱輿一般早年通經而不識漢字,亦不像馬注一般 通儒而不諳經學,其青年時便已成為「經漢兩通」的學者。再者,其能潛心研究

「三教」經典乃至西洋典籍,遊歷各地,且著作等身,文辭雅馴,並得到當時眾 多上層士大夫的賞識,故稱其為集大成者,當之無愧。其「會通諸家而折衷於天 方之學」的觀點,使其少有對佛教之嚴詞批判,更多的是藉由蘇非學說將佛教義 理納入自己的伊斯蘭哲學體系,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故是研究「漢文 著述」之借佛釋回的重要對象。

其最主要著作為「天方三書」101:「典禮者,明教之書也。性理者,明道之 書也。今復著至聖錄以明教道淵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證道之全體也。」102,《天 方典禮擇要解》旨在會通伊斯蘭教法與儒家禮法,全書分 20 卷系統論述伊斯蘭 的信仰、「五功」、倫常「五典」以及伊斯蘭的經濟、飲食、婚姻與喪葬等習俗。

其中針對佛教的歷史與教義在〈認識篇〉中有專文論述。《天方性理》則以理學 化的術語將伊斯蘭的本體論、宇宙生成論、人性論以及復歸思想系統闡述,並將 佛教宇宙論視作其中之一部分,但並未具體展開,僅簡略概括,以顯示伊斯蘭哲 學體系的無所不備。《天方至聖實錄年譜》是穆罕默德的生平傳記,文中將所有 出現「偶像」的內容均以「佛」稱之,實為對佛教部分「偶像崇拜」行為的貶斥。

此外,劉氏所譯之《真境昭微》乃在論述伊斯蘭蘇非的功修理論,其中援引禪宗 修行理論加以解釋修行狀態,是研究回佛會通的典型。而劉氏所著之《五更月》

則以詩歌的形式,將蘇非功修理論做了簡要概括。

劉氏的著述歷程較前三者至為艱辛,其〈著述書〉云:「著述豈易易哉?尤 有難者,生無同志,業無同事,即族屬親友,且以予不治生產為不詳。……自立

100 劉智,《天方至聖實錄年譜·著書述》,頁 40-41。

101 即《天方典禮擇要解》、《天方性理》、《天方至聖實錄年譜》。

102 劉智,《天方至聖實錄年譜·著書述》,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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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自謄清,自修自潤,而又不敢自是。」103,面對親友的非議,劉氏只能自己 獨立完成著作,幸運的是,在其交游過程中,其著作得到了許多同道中人的肯定,

為其此後的刊印與再版提供了莫大的幫助。其會通回儒的著作得到了國家高層官 僚的認可,禮部尚書王澤弘(1626-1708)在其為劉氏《天方性理》所寫序言中 認為,佛教、天主教與儒家理論不和,而伊斯蘭與儒家互相發明,進而大讚劉氏

為其此後的刊印與再版提供了莫大的幫助。其會通回儒的著作得到了國家高層官 僚的認可,禮部尚書王澤弘(1626-1708)在其為劉氏《天方性理》所寫序言中 認為,佛教、天主教與儒家理論不和,而伊斯蘭與儒家互相發明,進而大讚劉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