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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中生有，這非僅侵害了報導對象的私人權益，亦棄社會大眾「知的權利」（了解真相）
於不顧（林元輝，2006: 98-100, 103-104）。然而我國司法實務對於此類不實新聞的裁罰守 門標準，卻存在「重源輕流」與「忽視『輕率忽視』項」等現象：即便嚴格追訴侵權消息 之來源的法律責任，卻對媒體及轉述者寬鬆以待（即重「源」輕「流」），這將難以追究媒 體拋卻「多方查證」、「謹慎運筆」、「落標精確」等新聞學專業守則之責任（即媒體有
「輕率忽視」專業責任之嫌，司法實務卻忽視之）（林元輝，2006: 177-183）。而其結果是，
司法實務非僅無法將媒體此類「輕率忽視」專業責任之行為，追究為侵權行為有「故意或 過失」之責，而使權益受損之報導對象能有更多機會獲得損害之平復，同時亦不足以去新 聞「公害」而有助新聞「公利」（林元輝，2006: 174）。
為解決此一問題，林文提出以「環境權」抵禦環境公害之理論方法，主張以閱聽人
「獲知真實」的權利，評斷新聞益害（林元輝，2006: 188-212）。就其具體解決方法言，
林文以媒體自律無可期待、司法守護防線亦有破綻、政府管理則有侵害新聞自由之虞，認 為解除新聞公害的實務方法，宜媒體自律與公民監督並行，一方面期待民間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代 公民監督媒體，並發揮教育公民的能量；另方面監督媒體的作法宜信賞必罰，除糾舉不良 報導外，尚須鼓勵優良新聞從業人員及節目，促使業者以實際行動實踐與發揮媒體正外部 性（林元輝，2006: 238-240）。
然而，新聞公害是否僅能以此作為因應？政府涉入媒體管理之角色是否必然侵害新 聞自由？政府介入傳媒市場的正當性何在？值得再進一步討論。5
由於新聞公害問題往往被視為衍生自媒體自利的商業行為。換言之，是媒體為了自 利而侵害到他人私利；以林元輝（2006）的說法，其甚而在某種程度上亦斲傷了公利。換 言之，媒體在與閱聽人、廣告主、或消息來源、媒介投資人 所有者進行交易之同時，可 能侵害到與交易無涉之第三人利益，甚而第四、五、六… 以至眾人之利益。此類問題，即 涉及外部性概念所處理的問題。
以上種種，皆啟發本文應用經濟學「外部性」術語、但導入非量化、非貨幣得以計量 之社會價值概念，進一步分析傳媒交易的外部性問題。經濟學對外部性問題的因應建議，
已形成一些可參考的研究成果，可為傳播研究邁向政策研擬的道路提供經驗。
二、 澄清傳媒解除管制 v. 再管制之辯
5 本研究隨後數章便將討論，誠如林文所言，司法防線確實有其破綻，而公民監督力量雖確實 可能 由涓涓細流匯聚成河，但卻經常有如曇花一現，鮮能對當下的傳媒表現一一有實質的撼動。且事 實上，倘若不良的傳媒表現不會受到絲毫的裁罰，換言之，任何監督傳媒的力量倘若不具有實質 的裁罰權，則媒體自律將缺乏誘因（因而成為不可能）。這使政府介入的角色勢必得作為一種配 套而相伴出現。只是政府可以如何介入傳媒市場，才有其正當性？本研究隨後將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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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聞開始成為公害的時代，藉用經濟學外部性概念，以相同語言和商業掛帥的新聞 媒體對話，檢視這些媒體是否真的如其所宣稱「以讀者至上」、「以消費者為導向」
（customer-driven），並分析傳媒市場是否失靈，據以擬定對策，應有其學術與實務上的一 定意義，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然而在此同時，本文亦明白，市場失靈之外，政府同 樣也會失靈，雙方論戰似難停歇。
但我們若將傳媒「解除管制」的歷史，與近年來國內外所興起的「再管制」訴求相對 照，將更明白政府介入傳媒市場之行動，在當下時空的政治意義。
1980 年代以前，政府管制傳媒之舉儘管屢遭批評，仍是世界各國主要的傳媒政策；
1980 年代後，為解決經濟不景氣的困境，各國紛紛吹起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經濟 風潮。自由主義論者亦搭此景氣便車，趁勢提出降低政府管制、邁向市場導向政策的基調，
推動私有化、解除經濟管制的理念。此一呼聲連帶衝擊了各國對大眾傳播媒體的管制規範
（Crandall, 1992；須文蔚，2002）；台灣報禁的解除、《出版法》的廢止，皆為解除管制 精神的具體展現（須文蔚，2002）。
報禁解除後的台灣傳媒管理政策，幾經折衝，最終選擇了自由主義之說。然而自由放 任的市場邏輯，使台灣傳媒市場中既有的媒體巨人，得以在高競爭門檻下進行壟斷式競爭
（林麗雲，2000, 2008）。在此情況下談傳媒「自由市場」，論者們皆表示其憂心，紛紛呼 籲政府重新思考傳播秩序重建的可能，並認為政府應介入結構管制，修訂遊戲規則（林麗 雲，2000, 2008；羅世宏，2008）。即便論者們對於未來的傳播秩序如何重整，提出不同獻 策，但他們幾乎都同意：現今的台灣傳媒市場，並非一個自由市場；而閱聽人真正的偏好 並無法透過不自由的市場展現出來，更遑論使其獲得滿足。
此外，由於近年來諸多傳媒亂象，使不少關心媒體表現的民間團體都在其媒體改革 訴求中提及「再管制」（re-regulation）的必要性（須文蔚，2002）。自「解除管制」的 呼聲、至「再管制」要求的提出，此一過程似乎意味著：國家或市場二者任何單一調節機 制的使用，皆無法使市場運作更臻完美，必須二者並行，共同調節至一個平衡點。
許多學者開始討論「再管制」的具體實踐方式，而這又可分為管制機關、結構管制、
與內容管制等三方面的重新調整（須文蔚，2002: 197-207）。其中，鄭瑞城、須文蔚（2000）
認為，大眾傳媒之管制機關應調整為多元、間接與系統式的管制機構，一方面確認結構管 制重於內容管制，降低行政機關直接干涉媒介內容的機會；另方面則建立一套由家庭、學 校、公民團體、業者自律團體、及政府等共管的機制，以具體落實再管制的政策。至於結 構管制的調整上，石世豪（2000）認為須重新檢討傳媒經營者之資格限制，確立黨政軍勢 力退出媒體經營；羅世宏（2000a）則建議應擴大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空間與規模，使符 合公共利益的媒體內容能更自由地被創造；劉幼琍、石世豪（1997）則認為應以補助或減 稅等政策，獎勵、誘使更佳的傳媒內容得以被生產與消費，這一方面是以積極的獎勵取代 消極的管制，同時亦可強化閱聽人消費優良文化產品的意願（須文蔚，1994）。而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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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上，則有強化政府資訊公開法、制訂媒體近用權相關法律、引進「機會均等原則」與
「公平原則」（金溥聰、蘇蘅，1998），及鼓勵另類媒體經營、維護少數族群傳播權益（劉 幼琍，1997）等要求。
傳播媒體「再管制」的思潮邁向近期的新發展是：歐洲（歐盟會員國）與澳洲刻正 應用一種「共同管制」（co-regulation）6 的作法，期待能將傳播管制由過去傳統的「命令
－控制」式管制（command-and-control regulation），轉向由國家管制（state regulation）與 非國家管制（non-state regulation）雙重共管的概念，希冀解決傳統的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 問題（參考Held, 2007；劉昌德，2007a; Schulz & Held, 2001）。
然而無論如何，醫師處方總須貼近病人之病徵與病灶；「再管制」思維究竟何時何 地能發揮功效，「共同管制」是否、及如何適用於台灣，皆須進一步貼近台灣傳播現象、
甚而社會文化才能加以評估。故而下一步問題可能是，台灣當前傳播亂象的病徵、病灶何 在？傳媒外部性有哪些類型？這些傳媒問題的可能因應之道？現行政策又有哪些？本文 將借用「外部性」的概念，以台灣《壹週刊》為研究對象加以分析。
參、 《壹週刊》與傳媒外部性
《壹週刊》在台灣創刊時，曾以社論表示：台灣媒體需要改革，《壹週刊》則將站在 廣大讀者的一邊，產製「其所需要的」、「最好的」資訊；7 但《壹週刊》所謂「讀者所需 要的」，進一步參詳，其實並非讀者所需（what they need），而是讀者所欲（what they want）。 但《壹週刊》是否真的遵守誓言，產製讀者所欲的新聞？須以其所宣稱的市場邏輯來檢視。
2001 年 10 月，《壹週刊》22 期於其封面故事中，報導璩美鳳打通政商金脈複雜的性 關係。《壹週刊》報導所依據者，是一份所謂的璩美鳳私人手札；然而這份手札，是郭玉 鈴經由不法途徑所竊得。爾後，《獨家報導》雜誌社為了商業競爭，公開發行了（亦由郭 玉鈴處非法取得的）璩美鳳性愛光碟，使璩美鳳當時在台灣可謂身敗名裂；璩美鳳後來對
《獨家報導》提告，但沒有告《壹週刊》。
2003 年 8 月，《壹週刊》118 期封面故事報導：立委葉宜津與內政部國會聯絡員蔡倩 傑「你一口、我一口」共享一支霜淇淋，有不倫姐弟戀情；但法官檢視《壹週刊》所提之 照片證物後發現，蔡倩傑始終背對著鏡頭，《壹週刊》實無法證明其二人共享一支霜淇淋，
6 又稱「有管制的自律」（regulated self-regulation）、或「受監督的自律 」（audited self-regulation）（參 考 Schultz & Held, 2001: 5-7；劉昌德，2007: 120）。
7 該段文字之原文為：「台灣的媒體和台灣的政治及企業一樣 ，值得改革之處甚多，身為媒體經營 者，我們不敢故作高論，但是我們保證努力實踐「誠信」原則。不故意歪曲事實，更不會惡意攻 擊人格，我們將努力做到無所畏懼也無所偏私（No fear, No favor）；我們一定會與讀者的需要站 在一起 ，永遠與讀者密切互動 ，為讀者提供最好的資訊服務。」- - 《壹週刊 》創刊號「壹觀點」
（20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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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性；（4）不存在負外部性（交易並未帶來社會成本）（Entman & Wildman, 1992; Rotzoll& Haefner, with Sandage, 1990）8。一旦市場條件偏離或違背此四條件愈多，便愈易有一方 受害，或使整體社會受害（McManus, 1994: 62）；倘若市場並未符合這些條件，採取自利 態度的交易者間必然導致衝突，由其中一方佔取另一方便宜。
& Haefner, with Sandage, 1990）8。一旦市場條件偏離或違背此四條件愈多，便愈易有一方 受害，或使整體社會受害（McManus, 1994: 62）；倘若市場並未符合這些條件，採取自利 態度的交易者間必然導致衝突，由其中一方佔取另一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