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害、調適與脆弱性研究

為什麼要研究災害？在先前回顧 IPCC（2014）的調適報告書中提過，氣候 變遷所造成的影響範圍已經深達陸地、海洋與人類居住的每一處。其所衍生出 來的劇烈天氣現象，已對許多區域造成損害，站在人類社會的角度，這是我們 必須關心與解決的。然而，災害的範圍並不僅限於由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就定 義而言，此報告中也清楚指出，災害的出現要端看是否造成人類生命財產的損 失。而筆者在這裡所指的災害通常發生於我們所居住的環境當中，因此又可以 稱為「環境災害（environmental hazards）」，在徐美玲、王秋原（1991）針對安 坑等地區的環境災害識覺的研究中，提到環境災害可以分為兩種，分別為「人 為環境災害」與「自然災害」。前者由人為變數所構成，後者則是環境變異所導 致的結果。在災害研究中，人為環境災害的控制通常是比較好掌握的，透過找 出致災的人為因素，並且修正，就可以達到減災與防災的目的；然而，由環境 變異所造成的自然災害，其致災原因通常非人類可以控制，在防災上，無法達 到百分之百的防災效果，僅能透過預測、災前預防、災後救災、重建等達到減 災的效果，比起人為災害來說是困難的多了（陳志嘉，2011）。

（1990）針對洪水災害進行研究，提出災害事件（hazards）是一種常態，如強 降雨帶來的洪水常常在發生，但有發生不一定構成災害（disasters），而之所以 將其稱為災害就是因為這樣的災害事件使人類社會產生了損失。因此人類因居 住在好發災害事件的地方，才是造成災損的主因。就台灣而言，台灣地狹人 稠，難免與大自然爭地，然而爭地的結果，我們勢必會有一些聚落暴露在受災 的高風險當中，但又無法遷移的狀態下，如何減少災害的損失就成了討論的重 點。如台灣成立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加強我國的防災科技與技術，以 期達到減災之效。國際上，聯合國曾將1991 至 2000 年訂為「國際減輕自然災 害十年（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Nature Disaster Reduction, IDNDR）」，研究如何 以人力物力等資源部署，達到減災之效（林雪美，2004）。當災害發生時，我們 便做出相對應的調適策略、預防策略、救災策略等等，然而這種種的策略就是 希望能在暴露於災害的環境下，達到降低脆弱性的目標。

災害研究最早始於對洪水的研究，White（1973）針對美國的洪患進行了一 系列研究，發現美國政府投入相當多的防災預算進入治水工程當中，但所收的 防災效益卻仍然低落甚至更糟。經過深入調查，他發現洪水災害的災情日益慘 重，跟人類的居住於洪水好發區有關。關於這點跟Cannon（1990）在英國鄉村 的洪水研究相似，隨後這類以區域為考量的災害研究開始產生，所研究的災害 類別也開始多元起來，除了洪水，亦包括海嘯、霜凍災害、海岸侵蝕、水污染 等等（Kates, 2015）。Kates（2015）在其研究對災害研究的回顧中，指出這類的 研究的範疇可以包含五個項目（1）人類分布在災害區域（hazard zone）的擴 張；（2）檢視人類對災害的可能調適措施；（3）研究人類對災害的感受及如何 預估其發生；（4）描述在人類社會結構中其選擇降低災害的適應方式；（5）估

計各種調適政策下對社會的影響。

從上述的研究取向，成功的將人類的調適行為結構化，並作為一種災害研 究的方向，尤其這類研究開始關注「環境識覺」的問題，從人類如何去看災害 這件事出發，顯示出災害研究已經從純粹的災害研究加入了更多人文因子進 去。1970 年代晚期，隨著傳統人文生態學的發展，災害研究關注的項目，更關 注一些社會的結構問題，如貧富不均、社會正義等等，社會結構也正式被納入 了災害研究的一環（陳志嘉，2011）。Cutter（1996）則指出過去 50 年的災害研 究聚焦於三個問題：（1）人類佔據災害地區的情形為何；（2）面對自然災害時 人類與社會的反應與影響其所做出的調適選擇的因素為何；（3）如何降低環境 災害的影響與風險。然而到了現今，我們更應加入一個問題是「社會面對災害 是否變得更脆弱？」（Cutter, 1996）。因此發展到 20 世紀末期與 21 世紀初，由 人文角度切入的災害研究，已經成為現今災害研究的趨勢。

除了以上之外，亦有從「永續發展」概念進行探討的角度，永續發展的災 害研究強調的是居民自主的學習，而不是如何強化救災系統，透過居民對災害 的認識進而推動社區的抗災計畫，使個人與群體都能針對災害調整成可以與災 害共存的生活方式。這種以社區、個人為思考的減災策略，是藉由社區減災

（hazard mitigation）的過程，來建構耐災社區（disaster resistant community），

以達到永續社區（sustainable communities）的目的（蔡慧敏，2000）。

二、脆弱性與調適研究

調適涉及到人們對人類的適應行為與對未來氣候變遷的影響預測，並達到

根據IPCC 對調適的定義，認為調適是適應與預測氣候與其引發效應的一種過 程。在人類的系統中，調適是人尋找使氣候溫和、避免災害或對自己有益的機 會。而調適與脆弱性、適應能力有關，其作為一種適應的能力，是社會單位以 各種方法以達到減低脆弱性的結果（Smit and Wandel, 2006）。因此，一個社會 單元的調適能力若增強，就能減少其脆弱性，使之抵抗災害的能力增強。

（一）國內外的災害調適研究

因此，災害調適的行為就成為脆弱性研究的重要一環，然而為了要調查 新竹市居民是如何防災與從事調適行為，了解調適研究的方法，就成了本研 究建構「調適」相關項目指標的重要依據。

1945 年，美國的洪水研究，從原本的工程導向，慢慢轉變為人文社會導 向的研究開始，研究者開始關注人們如何思考災害，這些居民對災害的看法 是什麼（White, 1973）？因此就出現了「災害識覺（hazard perception）」，當 時稱為「風險識覺（risk perception）」的研究。災害識覺意指人們藉由對災害 事件與環境的觀察，所衍生出一套對災害的解釋與情感（陳志嘉，2011）。然 而這樣的情感久而久之，就會使居民對某一種災害事件產生慣性，使之在災 害的抵禦上會產生固定的調適策略，然而這不一定是好事？當環境變遷時，

這樣的慣習反而會成為居民面對新事件調適的阻礙。因此在災害研究與人文 研究媒合的至今，調查調適行為背後的識覺與感受，成了國內外在調適研究 的一大領域。

在國外，除了 White（1973）作為災害識覺研究的鼻祖，調查美國居民 過去對洪水的經驗外，災害識覺的已經被廣泛地運用在各種災害研究的領域 上了，如洪水災害（Paul, 1997; Rahman, 1996; Blanchard-Boehm et al., 2001;

Bielders et al., 2003; Assanangkornchai et al., 2004; Choudhury et al., 2004; Wong and Zhao, 2011; Kellens et al., 2013）、河川經營（Douglas, 2000）、急難救助

（Bjerneld et al., 2004; Heitkamp, 1999）、災害風險管理（Llewellyn, 1998;

Plate, 2002）、災後商業衝擊（Sarasvathy et al., 1998; Shrubsole and Scherer, 1996）、地震颱風災害（Webb et al., 2002; Vázquez et al.,2005）以及海岸保護

（Myatt-Bell et al., 2002; Myatt et al., 2003）。在國內的部分，災害識覺的研究 也是蓬勃發展，尤其隨著台灣災害事件頻傳，對於災民的避難心理的研究數 量也開始增加，企圖從民眾對災害的知覺，與避難的認知來瞭解災民對災害 的看法，並探討這樣的「想法」是否會影響到他的調適行為，這類研究通常 都以訪談或問卷方式進行，如利用訪談方式調查居民對山坡地災害、水災識 覺等等（徐美鈴、王秋原，1991；洪政耀、林雪美，2010；陳志嘉，2011）、

亦或是將研究區域放到都市地區，研究都市居民的災害識覺等等（施鴻志、

林進基，1989；徐美玲，1990；陳亮全，1997；林韋秀、廖學誠，2005）。

然而如同前面所述，調適基本上是出於個人對自然的反應，災害識覺也 是如此，往往與個體的思考邏輯緊密相連。然而一地區受災的調適，必須由 整個社會來做調適，牽扯到更多社會結構的問題，如生計、社會網絡、經濟 活動、土地利用等等。且災區也不應視為一種封閉系統，災區的重建、減災 等工作，都是可以靠外在的支援來完成，也就是說，這是一種交互作用下的 結果，必須要在這樣的脈絡下進行分析，才能獲得較完整的結果（陳志嘉，

2011）。

相對於災害識覺比較偏向心理、認知層面的研究，另外有一派調適研究

不可分的，因為災害識覺直接影響的就是調適行為，但後者探討的範圍更 廣，加入了許多社會的客觀條件，如人口屬性、社會階級、資源擁有等等

（林韋秀、廖學誠，2005）。如王韋超（2013）研究水災調適行為的影響因子 中，調查結果顯示，除了水災經驗、心理因素等比較偏向心理、認知的影響 外，更有資訊掌握、人口屬性（年齡、性別、職業、教育程度……等等）等 等影響因素，發現居民若能掌握更多的水災資訊，其調適行為越能朝向正向 效果發展，然而也在人口屬性的部分發現，居住時間越長，居民的調適行為 也越有正向效果等發現。可見調適的影響因素不僅僅是個體的認知心理而 已，亦存在許多外在的客觀條件。

第三節 脆弱性與回復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