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的評估模式

在第一節有關脆弱性的回顧中，本研究提到脆弱性的研究有量化的必要 性，然而脆弱性導因於其特性有因地而異的特性，脆弱性評估時所需要量化的 指標並沒有一定標準或固定形式，端看研究區而定。但隨著研究量的累積，脆 弱性的評估指標也有了大致的分類與項目，以下回顧之。

一、全球尺度之研究

根據 Pelling and Dill（2006）對於全球尺度的風險量表研究中，整理出現行 三種較為人使用的脆弱性測量模式如下：

（一） 災害風險指數（disaster risk index，簡稱 IDR）

IDR 由聯合國發展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Rrogramme，簡稱 UNDP）所擬定。IDR 使用之初過程相當簡單操作，但適用於地震、熱帶風 暴、洪水、火山、坡地災害及乾旱等災害項目。其操作方式主要透過地理資 訊系統（GIS）將災害發生頻率圖與人口分布圖做套疊，便可得出高危險地

區的人口聚落。隨著對脆弱性的發表漸漸成熟，更加入了更多的社會經濟指 標，如經濟狀態、經濟活動之種類、環境品質、人口統計、健康與衛生、教 育與人類發展等，進行相關評估，使其操作日益複雜化。

因此對於 IDR 的評估方法而言，其可以產出兩種脆弱性的結果，第一是 相對脆弱性，是直接透過人員暴露量與災害發生頻率做結合後，直接得出的 區域風險比較。第二是社會經濟的脆弱性，是加入了各種社會經濟指標進行 分析的結果。然而這種分析方法看似全面，但仍有其限制，而其主要限制導 因於其資料之取得，並非每一個國家都有相關資料可以取用，因此無法全面 地進行比對分析，是IDR 的一大缺點。

（二） 熱點研究（Hotspots）

熱點研究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以及世界銀行

（World Bank）提出。主要以某地區之經濟損失統計（通常使用 GDP）或 相關歷史資料，以了解該地的經濟暴露於特定災害下的可能風險程度。該 方法之主要工具是GIS 的網格分析，然而若將全世界的網格都進行分析，

資料量實在龐大，因此該方法將每公里人數少於5 人並且沒有重要農業之 區域剔除，使評估資料量從8 千 7 百萬筆降至 4 千 1 百萬筆，大大降低資 料分析所需之時間與困難度。然而熱點研究特別的地方在於，其將每一筆 資料所要面臨的災害發生頻率視為相同，因此可以說是在每一個網格都面 臨相同災害風險下的脆弱性評估。

其所輸入的脆弱性評估因子有兩項，第一是由歷史資料在災害事件下

一定的可參考性，然而其仍然存有限制，若某地區很少出現特定災害，那 麼對於該災害類別的災害事件記錄數值便會偏低，致使資料在篩選錄用 時，便會被踢除。根據Pelling and Dill（2006）的論述，緊急災害資料庫

（Emergency Disaster Data Base，簡稱 EM-DAT）中僅有不到 30％的資料符 合熱點分析的資料篩選條件，使之評估區域上產生了限制。

（三） 美國模式（Americas programme）

美國模式是由數種評估指標結合而成，主要由哥倫比亞大學與美洲開發 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共同提出，作為國家的災害管理之 用，卻也適合用來進行跨國的脆弱性研究。其主要結合四種指標如下：

1. 災害虧損指數（disaster defict index，簡稱 DDI）：用以衡量國家的財 政對災害損失的暴露程度，以及財政資源對於災害恢復的能力。

2. 地方災害指數（local disaster index，簡稱 LDI）：代表國家至地方尺 度特定災害事件與其後續累積影響的傾向，可以用來顯示地方脆弱 性與次國家領域（sub-national）的災害損失風險。

3. 普通脆弱性指數（prevalent vulnerability index，簡稱 PVI）：代表一 般情況的國家級人類脆弱性。

4. 風險管理指數（risk management index，簡稱 RMI）：量測國家內部 對於災害風險的表現。

而這四種方法所形成的美國模式，也被預期用來估算未來遇到重大預期 災害（maximum considered disaster，簡稱 MCE）的可能損失。

二、國家尺度的研究

在全球尺度所回顧到的三種方法，其實也都可以運用在國家尺度當中

（Pelling and Dill, 2006）。除此之外，Brooks et al.（2005）針對全球氣候變遷下 的脆弱性指標研究中，提到有關風險的概念，並提出了脆弱性函數，如下：

風險（risk）＝災害（disaster）×脆弱性（vulnerability）

其中的脆弱性的評估圍繞著社會經濟的各種要素，然而在國家尺度的脆弱 性研究方面可以明顯看出不同研究者所持有的角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如Odeh

（2002）認為災害的危害（頻率、範圍及強度）以及暴露（設施、社會脆弱 性、環境資源威脅、經濟威脅）即為脆弱性。又或者Downing et al.（2001）則 注重在糧食敏感度、生態系統敏感度、棲所敏感度、經濟承載力、人類資源承 載力以及環境承載力等等。而Adger et al.（2006）更站在 Downing et al.

（2001）的根基上，認為要加入更多政府的因素進去，如國內難民人口比

（％）、貪污控制、政府效率、政策、監察品質、法律規則、問政能力等等，因 此在國家尺度方面其指標內涵也就越趨複雜化。

舉例而言，Cutter et al.（2003）針對美國進行社會脆弱性分析中，以文獻 回顧之方式整理出前人所使用之脆弱性指標，總共約搜集了250 個項目，經過 多重共線性分析後，篩選出85 個原始項目，再經過常態化等分析，篩選出 42 個獨立變數以供研究使用。經過整理後，可以整理成9 個大項目如下表 2-1：

表2-1 社會脆弱性變數項目表（Cutter et al., 2003）

構造物環境密度（density of built environment）

工廠與商業建築密度 住宅密度

新的居住允許（new hosing permits）

單 一 的 經 濟 依 賴 （ single-sector economic dependence）

進口投資比率（％）

出口投資比率（％）

房 地 產 （ housing stock and tenancy）

流動房屋（mobile homes）比例（％）

房屋產權

表2-2 台灣脆弱性指標架構分類表（李堅明、陳建智，2010）

除了以單純的檢定方式進行指標評選外，國內亦有許多研究是以文獻搜集 指標項目後，以德爾菲法進行專家問卷之作業，建立一定的統計指標後，再配 合以其他指標予以分析，統計災害脆弱性、災害損失與災害管理指數等等，如 蕭煥章（2008）針對鄉村水災的脆弱性評估，便使用 Cutter et al. (1996) and Cutter（2006）所提出的脆弱性計算方式為先計算 X 值，如式（1），在將分區某 統計比率 X 值除以調查區統計比率最高 X 值，如式（2），藉此獲得脆弱性。

𝑋 = 調查分區某項統計數 調查全區統計總數 （1）

某項統計分數= 𝑋值 最高𝑋值 （2）

吳杰穎、江宜錦（2008）年便是以專家問卷的德爾菲法進行指標之建構，

在使用改良後的社會脆弱性分數計算方式（於研究方法介紹）進行研究。

但綜觀國內外在國家尺度的研究，因為尺度上仍然偏大，所要顧慮的因素 甚多，在資料搜集上有其一定的困難度，往往無法盡善盡美偶有疏漏，這是國 家尺度以上的脆弱性研究極大的限制（陳志嘉，2011）。

三、社區尺度的研究

隨著全球尺度與國家尺度的脆弱性指標與災害風險研究紛紛建立，逐漸意 識到災害管理無法只專注在單一尺度，或是以大尺度角度進行，而是必須以由 上至下、由下至上的進行災害管理，因此以社區為基本（community-base）的 災害風險管理開始出現（Bollin and Hidajat, 2006），其中評估社區脆弱性也是其 重要的研究項目。而小尺度的研究不是只有單一研究者或單位關心，國際型的

組織也關心此事，如國際紅十字會與新月組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簡稱 IFRC）幫忙數個國家進行脆弱性與承載 力評估法（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ssessment，簡稱 VCA），認為使用這個方 法，可以使地區更了解到自己的狀態，並作為未來災害調適與行動的重要依 據。並提出VCA 所包含的四個項目，如下：

（一） 計算風險與社區擁有對抗災害的能力。

（二） 社區及其他利益組織、人道組織參與社區之程度。

（三） 針對單一風險擬定因應計畫。

（四） 提出風險減少計畫，以回應災害損失及降低脆弱性。

在大部分的研究中，社區的脆弱性評估方式，大多承襲國家級研究的傳 統，如Birkmann（2006）經過檢定之後，認為地方尺度的脆弱性評估架構包含 人口、經濟、社會經濟與潛在恢復、恢復能力等部分（表2-3）：

人口 經濟 社會經濟與潛在恢

復 恢復能力

年輕人口數量、老年 人口數量、人口中的 死亡與失蹤

收入、職業 土地擁有權

社會網絡、人際 關係、借貸與儲 蓄

黃昱翔（2009）針對鄉鎮市層級的脆弱性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則是透過德 爾菲法專家型問卷評定出相關指標後，再以層集程序分析法進行指標的權重分 析。可以發現該方法，在我國的脆弱性研究時常出現，如洪雅雯（2004）、吳杰

表2-3 地方尺度脆弱性指標架構分類表（Birkmann, 2006）。

穎、江宜錦（2008）、陳志嘉（2011）等，都是類似的研究。唯陳志嘉（2011）

的研究加入了居民災害識覺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是深度的質性訪談。在先前的 回顧中已有提到災害識覺對於災害研究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隨著社區防災的議 題水漲船高，居民的災害識覺成了社區災害管理的一大研究項目。

在 Anderson-Berry 和 David（2004）的研究中社區脆弱性是由社區、個 人、社會三個面向所構成，其中個人的面相即包含年齡、性別、種族、教育程 度、災害教育、災害經驗、災害鄰近程度等等（如圖2-3）。在社區尺度的脆弱 性研究當中，個人也的確是不容忽視的項目，個人的聚集乃至於社區，個人的 脆弱性理應是社區研究的範疇。

圖2-3 社區脆弱性三面向（Anderson-Berry, 2004）

而個人面向研究的興起，同時也帶起了新興的脆弱性研究方向——深度訪 談。部分研究者開始使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陳志嘉，2010；陳志嘉，

2011；Ford and Smit, 2004; Va’ squez-Leo’ n et al., 2003），他們不以量化方式處 社區

脆弱性 社會的

個人的 社會資本

的貢獻

災害識覺 風險感受

社會結構 社區的

理脆弱性，而改採深度訪談的質性模式，找出脆弱性的本質、原因及機制等

理脆弱性，而改採深度訪談的質性模式，找出脆弱性的本質、原因及機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