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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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災難報導

在災難發生後，災難新聞的數量甚至高達非災難新聞的三倍以上（林照 真，2013）。由於災難造成的破壞，讓災區資訊的傳遞與生活，都變得異於平時 且敏感，在此特定的時空情境之下，人們正需要交換訊息與溝通意見。包括傳 遞災情、查核資訊、表達意見、分派任務、動員人力、調度救災物資，都需要 資訊的交換與更新（陳百齡、鄭宇君，2011）。此時人們較平時更仰賴媒體協助

「打聽消息」，媒體如何報導災難往往直接影響一個社會對於災難的印象、甚至 影響後續所採取的行動，可謂相當重要。

但新聞其實是一種「再現」的產品，透過新聞記者到現場的觀察、採訪，

所寫出的報導，經過編輯的審核、增減，經過主編的排序與主播的播報，所呈 現出來的「事情樣貌」。王泰俐（2004）指出，電視新聞「新聞角度」的選擇，

許多時候是迎合或遷就電視新聞製作流程的諸多特色，因而以偏概全，扭曲新 聞事件原貌。國內外的電視媒體都偏好使用感官主義式（sensationalism），也就 是「羶色腥」的報導方式，來吸引觀眾目光。災難與危機對電視來說相當於

「吸睛的題材」，如果有戲劇化、強烈的視覺影像更「吸睛」。

這經過重重考量設計，篩選加工而成的報導，卻為我們建構出所謂的「災 難全貌」。雖然，倘若報導讓人有「感覺」、產生想像與情緒起伏，或許能進而 產生影響力（蔡琰、臧國仁，2003）。但是媒體所看到的災難，都是在事發之後 靠著建構、回溯、想像災難的當下所建構出來的，只是把本身即具有奇觀之特 殊性的災難，轉換成另一種媒體報導奇觀（熊培伶，2009），事實上對社會益處 相當有限。

壹、影響災難報導之因素

如前所述，災難新聞報導表現不符期待的現況，實乃受到新聞組織與媒體 特性、時間、空間距離、消息來源等因素影響而成，本研究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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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組織與媒體特性

電視新聞的製作事實上有其先天條件限制，尤其是電視新聞，記者必須在 密集的截稿期前，交出長度（篇幅）符合規定之作品。在作業時間、播出時間 的雙重時間限制下，往往難以把採訪、蒐集與拍攝到的所有資訊全部轉述給觀 眾，只能呈現經過高度篩選與編輯之後的結果。

加上電視新聞畫面的景深與焦距都比電影不足，較難用焦距等手法引導觀 眾注目，因此拍攝時經常只讓觀眾看到經過篩選出的重點，凸顯殘破。加上影 像會「動」的特性，所以特別擅長紀錄有動感的事物、或事物的動態，越壯觀 的越有可能吸引鏡頭而被報導（Richard M.,1992／王亞維譯，1996）。且電視的 播報為口述內容，稍縱即逝，不比文字可隨時回頭讀，因此播報必須夠口語，

讓人一聽就懂。

面對上述多重難題，電視從業人員慣行的因應處理之道，造就電視新聞報 導災難時給人的淺薄印象。儘管能以恐懼訴求、觸動人心為報導方向，以驚悚 畫面為主導，來吸引閱聽人目光，能給予的訊息卻少之又少，難免出現刻意突 出、放大局部災難的破損景象之批評。

林照真（2009）指出，電視新聞因為收視率，出現以下趨勢：新聞煽色腥 化；降低政治新聞比例，增加影劇民生消費新聞，政治新聞以去政治性方式處 理；報導一般人或名人的瑣事、而非公共事務；新聞戲劇化，靠畫面取勝拉高 收視率，靠戲劇化的醜聞拉抬收視率。本研究認為，這些趨勢在災難新聞當 中，在同樣的收視率考量下亦明顯可見，戲劇性的畫面、災民個人、救災英雄 或是災難中任何個人的故事，都比檢討嚴肅的災難成因或學者訪問來得吸睛，

而且做得越煽情越傷悲，越有可看性，也就越符合電視台的要求；而在報導災 難究因時，挑到可疑的錯誤或戲劇化的醜聞，越會被媒體大肆報導（如八八風 災中，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的父親節晚餐事件；又如高雄高雄氣爆之際，市長 陳菊是否在按摩、或是多久就趕到市府等等事件）。

法國社會學大師布赫迪厄更曾指出，「電視可以弔詭地以展示來進行隱藏」

（Bourdieu, 1996 / 林志明譯，2002，頁 23）。災難出現之際，正可以讓新聞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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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名正言順地透過報導災難的某一事件，隱藏災難的其他面向，或是其他不欲 人知的事情。2008 年北京奧運前夕，西藏人民起義運動，中國政府之行為在國 際輿論引起一片負面評價，就在此時發生了四川大地震，中國通訊社新華社每 天以七種語言發佈新聞稿，透過一百多個海外分社提供給各國新聞機構（林中 瑛，2012）。中國國營的中央電視台，更以迅速、相較過去高度透明的報導有效 降低地震後謠言傳遞，更讓西藏問題立刻遭到淡忘，中外媒體突然之間一面倒 地對中國表達高度肯定。

對災民受苦難的深切同情、面對天災的勇氣、救助受災者的責任心、和團 結拚搏精神，這些人類共通核心價值超越了種族、文化、意識形態差異，打動 人們的情感。不僅消除人們對於災難帶來的恐懼與悲傷，淨化人們的心靈，更 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外媒對中國的印象（龔聞庠，2008）。但外國媒體的資訊當大 部分來源是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而這兩者皆為隸屬於中國政府，中國學者指 出，比起過去刻意營造的國家形象宣傳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此次地震 中，媒體成功重塑了中國對外的正面形象（龔聞庠，2008；林如鵬、吳非、馮 韶文，2008；陳嬿如，2008；葉鳳英，2008）。

商業媒體報導災難，所圖的更可能更多，Klein（2007／吳國卿、王柏鴻 譯，2009）提出的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直指商業媒體趁著社會 碰上巨大災害時，舊有的體制與建設遭到摧毀，人們因過度驚嚇而感官失靈、

手足無措之際，資本主義趁虛而入，對公領域進行精心策畫的掠奪，把別人的 災難變成擴大自己利基的基礎，甚至為了擴大利基而製造更多災難。媒體集團 亦可能藉著災難事件對公眾造成的驚嚇、震撼，把握此刻大眾渴望訊息的機 會，重新抓回議題設定權以及意識形態的宰制權（林照真，2009）。

顯見災難新聞，不僅是對災難的報導，而是藉由災難來達到自身目的，在 組織種種預設立場下、透過特定框架與手法，呈現災難相關報導，表達出組織 關切的要點，甚至隱去組織不欲被大眾注意到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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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

隨著災難時間拉長，災難報導方式與數量逐漸出現改變。在災難初期多以 記者到現場的觀察發現為主要報導內容，此時與災難有關的都是「新」的，在 混亂、緊急的災難現場，比起寫稿、過音、剪輯再做出一則完整新聞帶

（SOT），最快的方式是直接以記者的現場連線報導（SNG），或由記者在現場 直接在鏡頭前報導（STAND），提升臨場感，也因此記者在新聞中涉入、介入 較多。此時記者的製作時間短、壓力指數高。

當災難事件沒有更新的進展，會導致新聞媒體對災難事件的報導數量在短 時間內銳減，此時媒體組織把時段或版面拿來報導更新鮮的話題，已是一種常 見的災難報導模式（Singer & Endreny, 1993, pp. 22-23）。依媒體特性來看，似乎 也是必然之發展趨勢。

Fred Vultee 和 Lee Wilkins（2012, pp.14）指出，災難報導重點隨災難時程 之演進而可分為五階段，分述如下：

（一）警告階段（Warning Phase）：災難發生之前，消息來源與報導對象以政府 機關為主。持續對大眾、或財產所有人發出警告與相關資訊，提醒預作準備。

（二）影響階段（Impact Phase）：災難對災區發生影響的時間階段。此時從地 方、中央政府到國家，通常是第一時間的官方發言人。可預見的事情發展還包 括：成立指揮所、協調第一發言人、協助災民事宜、收集信息以幫助評估及時 事件的影響。

（三）立即影響過後階段（Immediate Post-Impact Phase）：災難造成之立即影響 過後，至災難事態緩和之前。此時災難影響仍劇烈，政府忙於指揮任務外，也 帶入其他服務，志工、非政府組織亦加入工作。政府和私人利益相關者的工 作，逐漸從緊急應對恢復到日常工作型態，政府和私人機構針對災難的資訊收 集工作則持續進行。

（四）恢復階段（Recovery Phase）：此時已從受創與破壞，邁上恢復之路。政 府通常會退居後，負擔評估損失、協調、偶爾規劃恢復和重建計畫，包括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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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擬定，讓工業與公民來承擔環境的重建工作。此時亦要特別注意災後疾 病。

（五）緩和階段（Mitigation Phase）：災難帶來的破壞已大致復原，災難帶來之 緊急迫切性皆已獲得緩和。政府需要擬定相關的長遠計畫，包括公共政策的評 估和創造等，以減少未來類似事件造成生命財產損失。

Vultee 和 Wilkins 並且建議媒體從業人員，政府和災難的關係既然如此密 切，新聞記者可以藉著此時程，預測後續故事中的共同威脅，或是探討政府有 沒有做好他們的工作。

從此觀點出發，新聞媒體在災難後的報導，不但隨各階段救災重點的不同 而演進，更扮演一個監督的角色。透過不斷的追蹤報導，督促政府與相關單位 對於自己的任務更加謹慎且負責。台灣現行媒體的運作，表現又是如何？

在報導颱風新聞時，媒體多集中在報導颱風的侵襲與影響（胡幼偉、陳嘉 彰，2002；陳佳君、陳寧、林巧璉、蔡紀眉，2010），對照 Vultee 和 Wilkins 的 研究即為災難的影響階段、立即影響過後階段，對於災難造成災後之前後皆不 重視，且災後報導數量皆在短時間內減少，桃芝與納莉颱風在海上颱風警報十 五天後即不再被報導（胡幼偉、陳嘉彰），八八風災則是在八月十號小林村消息

在報導颱風新聞時，媒體多集中在報導颱風的侵襲與影響（胡幼偉、陳嘉 彰，2002；陳佳君、陳寧、林巧璉、蔡紀眉，2010），對照 Vultee 和 Wilkins 的 研究即為災難的影響階段、立即影響過後階段，對於災難造成災後之前後皆不 重視，且災後報導數量皆在短時間內減少，桃芝與納莉颱風在海上颱風警報十 五天後即不再被報導（胡幼偉、陳嘉彰），八八風災則是在八月十號小林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