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設計
第二節 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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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論架構
在一開放性的共用資源系統中，使用者經常會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取用 公共資源，並將因而產生的成本留給其他人來支付。對於此種共用資源的使用邏 輯，Hardin 稱之為「公地悲劇」12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並且會是一種「持 續進行，永無休止的悲劇」(Hardin , 1968)。從哈丁的假設出發，可以發現追求 自我利益的行動與公共利益是相衝突的。灌溉水資源的性質也如同共用資源，但 倘若農民在灌溉取水上缺乏水資源取用的永續概念，彼此間欠缺共同維護的集體 意識跟行動，最終可能面臨水資源耗竭的窘境。如何解決此一困境，本文透過以 下研究所提出的共用資源社區自主治理模式，嘗試在政府介入、私人管理之間突 圍，引領一套水資源有效治理的永續機制，做為個人追求利益極大化與資源耗竭 外部性損失之間的解決方案。本文假設如果水圳的灌溉用水管理制度能夠符合這 些設計原則，當可提供誘因，使資源使用者能夠自願遵守這些系統的操作規則，
並監督個人對規則之遵守情形，使該制度得以永續長存。
一、灌溉用水與共用資源的關係
水是人類共用資源13(Common-Pool Resources, CPRs)，如何促進共用資源的 有效利用，以避免釀成公地悲劇14，近來已在學界引起廣泛的理論探討與實證研 究(Baden,1998; Ostrom, 1990,1992; Ostrom et al. 1994; Agrawal, 2001;Tang, 1992；
湯京平、呂嘉泓，2002；顏愛靜、孫稚堤，2008)。
共用資源一詞，意指一個自然的或人造的資源系統（resource system），其範 圍相當大，如要排除其他使用資源單位的潛在受益者，必須耗費很高的成本。例 如：森林、草場、地下水源即屬之。經濟學者以區分公共財與私有財特徵的是否 具有敵對性（rivality）(亦稱減少性 subtractability)與排他性（exclusion）兩項原
12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December 13, 1968）,pp. 1243-1248.
13 亦稱為共享性資源或公共池塘資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競爭性的物品，是一種人們共同使用整 個資源系統但分別享用資源單位的公共資源，如森林、世界漁場、水資源等。
14 這類悲劇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不斷地上演，如蘇格蘭的開放牧場、南加州的水源、北美洲 的野牛；南太平洋的鯨魚、非洲撒哈拉沙漠的耕地、乃至於台灣山區的林木、以及沿海地區的地 下水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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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來看，不同種類的共用資源皆有敵對性與難排他性的共同特徵，這些特性的不 同組合，可以用以下圖 2-3 來說明。
圖 2-3 財貨圖
資料來源：Ostrom, Ostrom, Gardner&Walker (1994: 7)
由於共用資源具有難以排除他人使用(appropriation)，但個人使用又會影響到 其他人收益的性質，換言之，當過度使用此類共用資源產生超載負荷與擁擠的現 象，阻礙了共用資源的再生，導致共用資源的耗竭(exhausted)。故共用資源的研 究涉及集體行動邏輯的重要課題與搭便車(free-rider)的行為。
傳統政策科學對於共用資源的持續所面臨到的挑戰，主要參考 Hardin （1968）
的共有地悲劇理論、Dawes （1973）的囚犯困境賽局15，以及 Olson（1965）的 集體行動邏輯三種觀點。簡單來講，Hardin 認為每一個人都會追求其自身最大利 益，因此只要許多人共同無限制的使用同一種資源，便會產生資源的退化。相較 於此，Dawes 則認為在囚犯困境賽局當中，每個使用者都有一個支配策略，不論 其他使用者選擇的策略為何，個別使用者只要選擇背叛策略，則可能使自己的情 況變得更好。而 Olson 則對於大多數集體理論之觀點提出挑戰，大多集體理論認
15 「賽局理論」模型是由 Merrill M. Flood 和 Melvin Dresher 所提出，Albert W. Tucker 正式建立 的一個理論模型─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 PD)。此模型乃說明：當兩名嫌疑犯被帶到拘留 所分別看管，地方檢察官確信他們犯有某項罪，但他們沒有足夠的證據在審判中證明他們有罪。
他分別告訴這兩名囚犯他們面臨了二種選擇：承認有罪或不承認有罪。如果兩名囚犯都不認罪，
地方檢察官將編造一些非常小的罪名如偷竊或非法持有武器控告他們，他們將會受到輕微的處罰；
如果兩人都認罪，就會被起訴，但檢察官會建議從輕量刑；但是如果其中一人認罪，另一人不承 認犯罪，承認者會因而受到法律上較寬容的處理，而不承認者罪名則會被加重。(Ostrom，19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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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有共同利益的個人，會自願地為促進實現共同利益或團體目標而努力。但 Olson 指出，除非一個群體中的成員不多，或是存在著強制性措施、或其他特別 誘因以使成員願為共同利益而努力，否則理性的、尋求自身利益的個人將不會為 實現其共同或團體利益而付出行動。
以上三種觀點實質上都指出核心問題都是搭便車所造成的困境。即一個人只 要不被排斥在分享他人的努力所造成的利益之外，倘若外界缺乏誘因的情況下，
他就沒有為共同利益做出貢獻的動力，而如果所有的參與者都選擇追求自身最大 利益、搭便車或不為集體利益作出貢獻，則集體利益就無法產生。相對的倘若只 有部分人提供集體物品或願意付出努力而有些人卻不願意，則集體利益的供給亦 無法達到最大水平，因此它們共同的結論是：個人的理性策略會導致集體非理性 的結局。
再從 Ostrom 等人(Ostrom, et.al, 1994, 8-14)的觀點來看，共用資源困境來自 取用以及供應問題不均衡所造成。取用問題(appropriation problem)是指當資源取 用者在攫取利用資源時，對其他資源使用者的邊際成本大於其邊際回饋利益，產 生使用的外部性（appropriation externality），其中包括理性使用者為了滿足個別 使用資源產生效益最大化而取用資源流量過大，如超抽地下水或過度捕撈魚資源，
產生對其他資源使用者的個別使用資源效益減損與排擠，而增加投入取用資源的 成本負擔。相對的，供應問題(provision problem)則是指整體資源的產生、提供與 再生維護等。共用性資源因有重新補充的特性，如果再生率的時間很短，且被適 當合理的使用與保護，則可以及時補充回之前被使用耗損掉的資源存量，達到資 源的永續利用。但是多數的共用資源的再生率有時間延滯現象，而在資源使用單 位流量過大與自利使用者人數過多之下，則會導致再生率低於資源單位使用流量 比率，長期累積下來將會產生資源系統的存量逐漸萎縮現象。
為了解決這些困境，對於上述共用資源悲劇的論點，學者曾提出不同的論點 予以反駁，甚至建立一套制度設計或管理機制來面對這集體不利的結果。從而可 以避免悲劇的產生，使共用資源能夠有效地、公平地、永續地利用。而有關共用 資源的管理機制，約略可以分為三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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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的信賴度 4.管理的零成本(Ostrom,1990:10)。將共用資源系統的財產權歸屬於 國家所有，並由官僚體系涉入資源系統的管理與運作，目的在於達到公權力的行 使，並達成以下效果：1.充當爭議的仲裁者 2.保護弱者免於強者的欺壓 3.確保市 場機能正常運作，避免因獨占而破壞、扭曲市場的機能 4.執行財產權並創造與維 繫良善的法律與秩序(Baden,1998:51-52)。然而，此種以政府強制治理人民與資源之邏輯下的「利維坦」16(leviathan) 思維，必須是政府能夠擁有「完全訊息」(perfect information)的能力，才能經由 合法的行政力量強制介入管制，或至少能夠擁有較低成本訊息的取得管道，才有
16 所謂「利維坦」(leviathan)的管制方式，為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認為人類早期之生存 模式處於個別爭取資源而激烈競爭的自然狀態，為保護自身之生存資源免遭他人侵奪，必須犧牲 部份原可用於增加生產的勞力資本於防禦能力的建構上，然而這種方式悖離經濟效率，所以有了
「國家」的出現。而國家同時具有暴力性和契約性二種特質。二種性質的表現取決於國家暴力潛 能(violence potential)的配置情況，若暴力潛能是在公民之間平均分配，國家就是一種契約性組織；
若暴力潛能分配不均，則會變成掠奪性。(王耀生，1997:98)
17 所謂「交易成本」，係指除了一個體系運行的經常性成本外，尚包括基本制度架構的建立、維 護或改變的成本，亦即可分為兩個變數：(1)固定交易成本，即設立制度安排的特殊投資；以及(2) 變動交易成本，即解決交易數目或數量之成本。一般而言，交益成本的分類，包括搜尋與訊息成 本、談判與決策成本，以及監控與執行成本在內。典型的交易成本有二：(1)市場交易成本，即 利用市場之成本；(2)管理交易成本，即在廠商內下達命令行使權力的成本。另就法律的制度而 論，則需考量有關政治體制之制度架構運行與調整的成本，此可稱之為政治交易成本。(Furbotn and Richter 著，顏愛靜主譯，2001:27-28)
18 「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s)：為相對於「市場失靈」所提出的一個概念，係指在現實生 活中，由於政府也不具備完全理想化的條件，在進行政策決定、執行與管理的過程中也可能出現 失效，導致資源配置非最適的結果。政府在市場經濟中主要的失靈表現在幾個方面，包含訊息不 完全、目標選擇錯誤與管理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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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介入管理地方共用資源，往往缺乏對地方人文特性的瞭解，無法精確掌握 地方的資訊，尤其欠缺掌握違法使用的資訊，無法有效抑制違規盜採偷用行為。
3.多重利害關係者(multiple stakeholders)的影響：政府介入共用資源的管理，從政 策制定與執行的角度分析，資源的分配與管理涉及多元利害關係者的利益分配問 題，就團體決策模式而言，政府決策較偏向有利於有組織、有影響力的團體，相 對地不利於無組織或零散的弱勢團體。4.競租(rent-seeking)的行為與道德上的問 題：既然政府部門掌握資源分配決策權，受決策的利害關係人則會運用各種的方 法，進行競租行為(Buchanan et al. 1980)，而競租的結果則容易造成政府官員貪污、
3.多重利害關係者(multiple stakeholders)的影響：政府介入共用資源的管理，從政 策制定與執行的角度分析，資源的分配與管理涉及多元利害關係者的利益分配問 題，就團體決策模式而言，政府決策較偏向有利於有組織、有影響力的團體，相 對地不利於無組織或零散的弱勢團體。4.競租(rent-seeking)的行為與道德上的問 題：既然政府部門掌握資源分配決策權，受決策的利害關係人則會運用各種的方 法，進行競租行為(Buchanan et al. 1980)，而競租的結果則容易造成政府官員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