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論
第二節 理論與文獻探討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統計，扣除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銷售，美對中逆差將降到只有 60 億美元左右；
扣除跨國公司關聯貿易，美國的貿易逆差將下降 2/3，對中逆差將下降 30%；扣 除中國的加工貿易或外資企業的順差，中國對美國順差將分別減少 91%、73%。
這些都是國際產業轉移的結果。12
既然中美貿易摩擦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有著極大的爭議，因此，從政治經濟 學的角度來探討雙邊的匯率衝突就顯得十分有必要了。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匯率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的博弈結果。在國內 層次上，政府部門、立法機構與利益團體之間，圍繞著匯率問題展開博弈；在國 際層次上，不同國家特別是大國之間就匯率問題展開博弈，其動機更多是維護、
鞏固或改變現有的世界政治經濟權力的結構性安排。13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即在國內層次上，探討美國在人民幣議題上不斷以各種形 式對中國施壓，包括外交談判、「301 條款」的貿易報復、提交議案將中國列為
「操縱匯率」國等，促其進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壓力來源；另一方面，儘管 中國面臨以美國為首接踵而來的國際政治壓力與國際熱錢持續流入投資房地產 可能導致資產泡沫的嚴重金融風險，為何卻沒有立即迫切的需求調整人民幣匯率 水平與進行匯率體制改革，其國內政經考量因素何在？這也是十分令人感到有趣 的議題之一。
第二節 理論與文獻探討
由前述分析顯示，由於對中國累積了龐大的貿易逆差，激起美國國內強烈的
12 楊正位，〈全球化時代的產業轉移是美對華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中國金融》，第 14 期(2005 年)，頁 21。
13 王勇，《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 12 月)，頁 3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反彈聲浪。美國方面之所以重視人民幣匯率問題，是因為在失衡的貿易關係中，
匯率對於經常帳及其他總體經濟變數的影響甚為重要，同時具有直接而快速的效 果，因此，匯率就成為國際上解決雙邊貿易失衡關係的重要工具之一。
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於 2010 年 1 月 1 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一篇名為「中國新年(Chinese New Year)」的專欄文章指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主要的金融和貿易強權。但不 同於其他經濟大國，它奉行重商主義政策，人為地保持其巨額的貿易盈餘。對比 於自由浮動匯率的美元、歐元或日元，中國的官方貨幣政策固定在 6.8 元人民幣 對 1 美元。在這個匯率之下，中國的製造業擁有超越其競爭對手的極大成本優 勢，在彼此雙方不平等的條件下，從而導致了中國巨大的貿易盈餘。未來幾年，
中國的重商主義，可能將減少美國就業崗位約 140 萬個的就業機會。14
此外，現任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和名譽主任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也認同此一說法。
他指出：由於人民幣匯率的相對低估，中國的全球經常帳戶盈餘在 2007 年飆升 到近 4,000 億美元，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1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估計，中國經常帳戶盈餘將再次上升並達 到歷史紀錄的水平，到 2014 年，甚至超過了美國全球赤字。可以預見的是，世 界經濟成長趨緩和高失業率很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中國「出口」大量失業到世 界其他地方-包括美國、歐洲、拉丁美洲、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的情況不會有所 改善。
還說，如果中國導正其匯率失衡的狀況，將削減其相當於 3％-4％國內生產 總值的全球盈餘，這使得美國的全球經常帳戶赤字可減少 1000-1500 億美元左 右。每 10 億美元的出口可創造約 6000 至 8000 美國就業機會。因此，貿易失衡
14 Paul R. Krugman, “Chinese New Year,”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0/01/
01/opinion/01krugman.html?_r=0, accessed December 7, 2012.
‧
15 C. Fred Bergsten, “Beijing Is Key to Creating More U.S. Jobs,” Foreign Policy, http://www.
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4/14/china_the_job_killer?page=0,0, accessed December 7, 2012.
16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於 2012 年 8 月 23 日發布報告說，過去十年主 要因為中國匯率低估造成的美中貿易不平衡，使美國流失了 270 萬個就業機會，其中製造業機 會流失超過 210 萬個，尤其是電腦和電子元器件製造業，流失就業機會逾 100 萬，受害最深。
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頻頻攻擊奧巴馬對華貿易政策，鞭撻中國貿易行為，譴責歐巴馬政府縱容
中國人搶奪美國人就業機會。相關資料請參閱：餘東暉，〈美國大選觀察：中國搶美國人飯碗?〉，
《中華商報》，http://www.chinesebiznews.com/index.php/component/content14384.html?task=
View, accessed December 7, 2012；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楊振富、潘勛譯(台北：雅言文化，2007 年 11 月)。
17 Michael W. Klein, Scott Schuh and Robert K. Triest, “Job Creation, Job Destruction,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59(2003), pp.239-2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之一。18
而匯率的變化除了從經濟層面的角度來探討之外，國內政治情勢變化亦對匯 率波動產生影響。學者如伯恩哈德(William Berngard)與勒布朗(Davis Leblang)在 其所做民主程序、政治風險與外匯市場關係的研究中指出，市場行為者在面臨政 權潛在變動風險期間，會根據不同政黨的政策重點、對選舉結果的預期及可能的 內閣組成人員等訊息予以整合，而在遠期外匯市場交易進行避險行為。他們認為 在國內的政治因素中，不同黨派對於匯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截然 不同地，基於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衍生出不同的匯率政策，造成匯率不同的變化
。19
另外，學者佛里曼(John R. Freeman)、海斯(Jude C. Hays) and 斯蒂克斯 (Helmut Stix)針對民主機構的運作和貨幣市場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研究，指出：民 主政治對貨幣市場之影響是存在的。對於選舉結果的預期和不確定性以及對政權 的存續，增加了貨幣市場均衡匯率變動的可能性。貨幣市場交易行為者根據政府 及其公共政策的穩定性，修正他們對匯率市場的預期，進而對匯率市場產生波 動。20
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與美國期中選舉的關係，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
2003 年以來，美國政府提出人民幣幣值的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中美貿易之間中 國的大量順差所致，然而，究其真實原因同樣是因為美國國內的政治需要。2001 年3月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納斯達克股市崩盤，接著發生了911恐怖襲擊、阿富 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美國政府財政赤字激增，經濟疲軟，失業率增加，內外 交困。到了2003年，共和黨政府面臨期中選舉的壓力，像日本政府一樣，就把國
18 魏艾，〈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政經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9 期(2003 年 9 月)，頁 2。
19 William Berngard and Davis Leblang, “Domestic Process, Political Risk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6, No.2(April, 2002), pp.316-333.
20 John R. Freeman, Jude C. Hays, and Helmut Stix, “Democracy and Markets-The Case of Exchange R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4, No.3(July 2000), pp.449-46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內經濟的困難、失業率的增加歸罪於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激增，試圖以指責中國 故意低估人民幣幣值向美國大量出口廉價產品，搶走了美國的市場和就業機會，
造成美國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增加，來轉移國內選民對政府政策的不滿。21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國政策的決策體制為利益集團介入政治提供了空 間。美國政策決策主要由三種力量共同作用形成：總統及行政部門、國會與利益 集團。冷戰結束後，隨著安全利益在美國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相對下降，經濟、
人權、環境等低政治因素在美國對外關係上地位的上升，美國各政治力量對國家 利益的一致性認知被打破，在很多具體問題上產生了分歧。行政部門已難以像過 去那樣主導對外政策，國會在對外決策方面的影響日益增大。美國國會和行政部 門對政策制定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導致美國政策決策中心和權力中心分散化，
這就為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提供了空間。22
同時，美國對華政策的複雜性亦為各利益集團的較量提供了籌碼。長期以 來，美國的對華政策都反映出其矛盾態度，既對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大國的迅速發 展懷有警惕心理，又希望獲得中國在經貿等領域及國際事務中的合作，對華戰略 常徘徊於遏制和接觸之間。在缺乏強勢主導因素的前提下，美國的對華政策決策 成為政府與各利益集團之間討價還價、通過讓步和交換達成妥協的過程。近年 來，中國問題在美國國內涉及的利益群體越來越廣泛，由此介入的利益集團也日 益增多，這些利益集團不僅在中美關係中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上施加影響，
而且對中國問題的任何一個方面都要試圖施加影響，以撈取相關方面的好處。23 美國國內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拉鋸戰直接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當然也包括 了美中貿易中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決策。
21 林毅夫，〈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思考與政策建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7 年 1 月 15 日，頁 9。
22 左傳，〈美國跨國公司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影響及機制分析〉，《經濟論壇》，總第 506
期第 9 期(2012 年 9 月)，頁 171。
23 左傳，〈美國跨國公司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影響及機制分析〉，《經濟論壇》，總第 506
期第 9 期(2012 年 9 月)，頁 171。
‧
24 此乃經濟學上所稱「循環性失業」(Cyclical unemployment)，是指由於經濟中的總需求減少，
導致勞動人口過剩，從而出現失業情況。這種失業被歸類為非自願性失業，因為人們是有能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特徵的影響。他利用1980-2006年製造業的數據實證檢驗結果發現，1980-2006年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對製造業就業在短期和長期內都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而 且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趨勢性升值和週期性升值同樣都對就業發揮顯著的抑 制作用。26
另外，臺灣政治大學童振源教授的研究指出，理論上，受到外匯存底高度衝 擊的貨幣政策可能會造成通貨膨脹，但是這種情況卻沒有在中國出現。中國居民
另外，臺灣政治大學童振源教授的研究指出，理論上，受到外匯存底高度衝 擊的貨幣政策可能會造成通貨膨脹，但是這種情況卻沒有在中國出現。中國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