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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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自中國於 2001 年加入 WTO，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的往來日益緊密。隨著中美 貿易總量的迅速攀升，尤其是雙邊貿易結構不平衡的快速發展，中美兩國註定要 在匯率這一極其敏感又極具關鍵的領域產生衝突。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政策與體制在失衡的雙邊貿易關係上是一個重要的討 論課題。匯率的任何變動顯然將牽動兩國國內政治的格局與利益集團的利害關 係，也就是說，中美兩國圍繞匯率問題展開博弈的一面，涉及到一個誰調整、誰 受益的問題。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政策，主要在反應來自美國國內利益團體的訴 求。美國本土製造業是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主要政治力量，它們遊說美國國 會和行政部門，企圖迫使美國政府向中國施加壓力。
美國的憲政體制是鼓勵利益集團政治發展的關鍵因素。美國憲法不僅僅是世 界上最早的成文憲法，也是文字內容最短的、最少的憲法之一。《美國憲法》共 7 條，還包括 27 條憲法修正案。它確立了美國三權分立的基本權力架構與競爭 性的選舉制度，此種政治特性是美國利益集團政治欣欣向榮的基礎。
美國是利益團體政治最為發達的國家。美國的政治體制保障並鼓勵利益集團 在公共政策與社會經濟領域中發揮作用。無論是外交政策、貿易政策，還是國內 問題，利益團體均有很大的活動空間。因此，美國的任何一項公共政策都是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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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利益團體的激烈競爭下，在利益團體與立法機關、行政部門間艱難的討價還價 基礎上達成的。
美國利益集團對於政策制定具有重大的影響力，乃是由於美國憲法保障人權 條款，包括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這是利益團體大量產生的法律依據。此種憲政 體制鼓勵利益團體參與決策的權利。
再者，美國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的政治制度，將憲法性權力，立法權、行政 權、司法權分別授予立法機關(國會)、行政機關(總統)和司法機關(聯邦法院)，並 使每一個部門都能制約其他兩個部門的行動，從而確保任何部門都不能佔據統治 的地位，此種相互制約、互相牽制的政治體制，著實為利益團體的發揮影響力提 供了空間。
最後，週期性選舉以及參選人對政治資金的需求為利益團體的實質參政提供 了肥沃的土壤。選舉制度是美國憲法的制度安排，憲法規定無論是國會的眾議 員、參議員還是總統均由選舉產生。定期而頻繁的各級選舉是美國政治過程的重 要環節，是推定政策變革的主要力量。國會選舉每 2 年 1 次，總統大選每 4 年 1 次，除了總統大選有選舉補貼外，其他各級選舉經費主要靠自籌方式募集。
因此，對於政治家來說，尤其是任期只有短短 2 年的眾議員，即使本次選舉 順利當選，面臨競選資金的壓力，競選結束意味著下次競選籌資活動的開始，他 們自然而然的成為各類利益團體透過政治獻金影響政策的主要途徑。在此背景條 件之下，美國貿易政治的本質即具有很強的衝突型特性。
此外，當代資訊科技的進步大大降低了利益團體的動員與組織成本。過去受 活動經費限制的小團體因此產生了巨大的連結，較小規模的利益團體之間的結盟 也變得更加容易。正因如此，利益團體向政府領導者施加壓力的能量也隨之大大 地增強。像是呼籲人民幣升值的中國貨幣同盟實際上就是眾多中小利益團體的臨 時性結盟，沒有當代資訊技術的奧援，他們發揮當前對政策的影響能力是難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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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
相對於美國而言，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並不是一個研究利益團體行為的良 好案例。由於中國政府享有較大的政治和經濟自主權，政府在匯率問題的態度更 能決定政策的走向與選擇。分析多年、多國的實踐證明，經濟政策是否成功已經 越來越成為執政正當性的泉源；也就是說，經濟政策不僅具有經濟效果，而且還 具有政治含義。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社會矛盾有加深加劇的傾 向。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某些政策就顯得非常重要，其中包括持續創造就業機會，
減少由失業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因素；調節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分配結構，以縮小 地區與地區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貧富差距；以及進一步推動金融經濟制度改 革，避免匯率調整對金融系統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從上述的這些政策可以看出，某些政策間可以相互促進，像是創造就業機會 與調節區域經濟發展，但同樣地，也可能在實現促進就業的短期目標和進行縮小 貧富差距的長期結構調整方面產生衝突。一方面，中國政府雖然在短期內有必要 保持經濟成長和創造就業機會，可是這並不意味著經濟結構會自動的進行調整，
相反地還有可能加劇區域經濟發展與社會分配結構的不平衡，從而引發更深層的 社會矛盾與衝突；另一方面，從長期來看，調整經濟結構和落實經濟改革十分重 要，但如果政策的推行不當，則非常有可能阻礙短期的經濟成長，增加社會的不 穩定性。如何平衡和處理此一矛盾，是中國當前面臨的挑戰。
對中國政府來說，匯率改革並不是獨立的匯率和金融改革，而是意味著一次 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大調整，有其社會後果。如果處理不好，很有可能觸發短期經 濟成長和長期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則有利於社會分配結構與產 業升級改革的推動。
首先，從匯率對就業的影響來看，雖然在中長期內，匯率升值和制度改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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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使就業從製造產業向服務產業轉移，這對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而言十分有利，
但是當前的問題是這些就業如何轉移？多項研究證明，匯率升值對出口部門就業 的影響至少在短期內是存在的，因此，如果匯率升值引起就業率下降，就不只是 一個匯率問題，還將關係到社會穩定，這是中國政府不得不考慮的。
再者，雖然在過去 20 多年裏中國 GDP 的平均成長率達到 9.4%的高水準，
目前看來，仍然有必要保持與此接近的高度成長，以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和推動 城市化的進行；而當前維持中國經濟成長的幾大因素包括出口、投資和工業化程 度等，如果匯率變化對出口和投資產生負面影響，經濟能否繼續保持高度成長將 是一個疑問。
其次，匯率調整也意涵著經濟發展從製造部門向服務部門的轉移，從長遠來 看，有利於縮小東西部發展和社會貧富差距，但是如果匯率升值後，東部地區和 製造部門的發展受到負面影響，而同時中西部地區和服務產業卻未能取得相對應 的發展，中國經濟改革將遭逢巨大損失。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可能還是匯率升值對金融系統的衝擊和影響，這關係 到中國政府相當在意的一系列社會後果。中國目前的銀行體系極其脆弱，不良資 產比例最保守的估計也已達到了 20%，而且銀行資本與貸款損失準備提取都嚴 重不足，有一些中國崩潰論的言論就是建立在中國不穩定的金融體系基礎上的。
匯率改革如果控制不好，將使中國脆弱的銀行體系受到巨大的打擊，其後果可能 更甚於亞洲金融危機。而一旦發生中國式的金融危機，其後果將不只是一場中國 國家信用與政治的危機，也將不只侷限於中國地區，甚至於對世界經濟發展都將 發生意想不到的廣泛影響。
中國在匯率政策選擇中面臨著眾多的不確定性。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是中國促 進經濟發展和保持政治與社會穩定考慮的產物。面對敏感的人民幣匯率政策，中 國政府的選擇是，逐步改變匯率水準和形成機制，並創造一系列制度條件，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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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成長方式以及對應的社會目標相一致。和美國相比，政治因素在中國匯率 政策中的作用更強，因為除了經濟後果外，匯率政策的改革還意味著一次社會結 構的大調整，有著政權穩定的政治考量。
綜合言之，美國朝野將中美經貿失衡問題歸咎於中國，單挑中國操縱人民幤 匯率的議題，倡導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以作為懲罰，這顯然已為未來中美雙 方在兩國的政經議題上，埋下可預知的衝突導火線。美國單方面迫使貿易對手國 貨幣兌美元升值已非第一次，美方連袂國際先進大國共同施壓的策略，每次均能 有效的迫使其貿易逆差對手國黯然接受，譬如 1985 年 9 月 22 日聯合 G5 國家，
於紐約廣場飯店(Plaza Hotel)所簽下要求日圓升值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就是最好的例證。然而此次中國方面的反應，卻是以對話的溝通方式及本身的經 濟實力與美方周旋，其主張貨幣改革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等堅定的立場，顯 示中國已不再是讓美國能夠予取予求的貿易對手國，以解決美國自身的經濟問 題，應是配套以其他適當的經濟手段來處理解決；因此，兩國在匯率議題上的衝 突與博奕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圍繞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問題，中國學術界與政界存在著不少的分歧。持人民 幣不能升值觀點的一派認為，美國正在推動類似當年施壓日圓升值的陰謀論，中 國絕不能走日圓升值造成日本經濟衰退的道路。另一派主張人民幣應該升值的人
圍繞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問題，中國學術界與政界存在著不少的分歧。持人民 幣不能升值觀點的一派認為，美國正在推動類似當年施壓日圓升值的陰謀論，中 國絕不能走日圓升值造成日本經濟衰退的道路。另一派主張人民幣應該升值的人